好久不见啦，我是小维，这几天热议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让我明显感觉到恐怖。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不得不感慨《今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真知灼见。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竟然真的在2018年里被报道出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普通人未曾涉及的领域里，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

中国里历史悠久，所以大多数的电视剧都是追溯过去；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大多数的电影都是对未来的畅想与思考。

各种美国电影里的场景，都存在以善之名行恶事的疯狂反派，以及对于生物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危害的思考。

毫无疑问，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更加的迅速，阶层的分化会更加的明显，我曾经以为变化是渐进的一个过程，可是今天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变化是突然的。

---

image.png

11月26日，多家媒体报道贺建奎副教授宣称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该报道引起中外学术界、科技界和媒体广泛关注，引发对该项研究的安全性与伦理性的热议。

对此，业内人士评论呈现一边倒，现阶段坚决反对基因编辑婴儿。小编就用几个问题分析一下为什么贺建奎的研究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伟大”。

早有应用，并非技术突破

2002年，CRISPR蛋白被发现，由于《科学》杂志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声名大噪，形成了CRISPR-cas9技术。

这个技术非常被称为“魔剪”，能在DNA的特定位置上剪一个缺口，而且非常“平民化”，基本上只要一个掌握完善细胞、分子操作的实验室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用CRISPR-cas9技术对胚胎基因进行编辑的尝试很早就有了，且技术难度并不高，2014年，对猴子的胚胎进行编辑并生出基因编辑过的猴子，2015年4月，我国中山大学的黄军就教授团队在人类胚胎身上进行了CRISPR-cas9的基因操作。

image.png

但他守住了国际上关于使用人类胚胎进行科学研究的伦理底线——使用的胚胎为不可能发育为成熟个体的三元核合子，而且胚胎到第14天就销毁了。即便如此，此事在国际上还是受到了很多质疑。

从上面可以看出，用CRISPR-cas9技术对胚胎基进行编辑并不是技术突破而且难度并不高，之所以之前没有出现，是因为研究人员都坚守科学研究的伦理底线。

基因编辑不是HIV的必需品

第二个需要明确的点是：艾滋病（HIV）是不是一定需要基因编译？

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母婴传播、性行为传播和血液传播。

对于一个健康的成人，只要洁身自好，感染HIV病毒的概率就可以降低很多。即便是不幸感染了HIV，只要规律服药也能不发病，获得和正常人几乎一样的生存年限和生活质量。同时，母婴阻断技术也能让携带者生下健康宝宝，可降低95%甚至以上的HIV母婴传染。

image.png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HIV分两个亚型——R5和XR4。贺建奎只是更改了CCR5基因，所以两个孩子未来只能免疫R5型HIV的感染，对另一种HIV则没有抵抗力。

因此，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艾滋病不再是过去的死亡宣判。即使不采用基因编辑，这对夫妇仍然可以生下健康的孩子，仅仅更改CCR5基因，也不能达到免疫的效果。

急功近利的学者

那么何建奎如此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2013年2月，何建奎发表过博客，博客中，他提到对胚胎基因组编辑的看法:

我认为，以上问题是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的重要安全问题。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image.png

然而，2013年3月，何建奎又提出基因编辑的申请，前后自相矛盾。

我想，到了这里，大家心中应该都有定论了。发文说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反科学反伦理，然后自己盘算着开始做这件事，满口仁义道德。

基因编辑婴儿，无益人类

现在，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论证，现阶基因编辑婴儿，是无益于人类社会的。

科学层面，CCR5基因的敲除无法确保孩子的健康，并且由于该基因已知、未知的功能缺失，可能带来副作用（比如对其他病毒更加易感等）。

技术层面，CRISPR技术在人类胚胎研究中的安全性还有待探讨，目前脱靶和基因型嵌合等技术障碍无法避免；

伦理层面，CCR5基因的敲除并不能给这个原本健康的婴儿带来明显的益处，却要承担未知风险，这是用受试对象的基本人权去换得自身与团队的知名度。

急功近利的学者让人感到可怕，提升国民的科普水平，才不会给哗众取宠的人员有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