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岁那年
我十二岁那年，已不记得有没有读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可每每回忆起那段时光，我就会想起这篇文章，感觉就是在写十二岁的我。
1966年暑假，我初中一年级刚读完。听大人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的小厨房天天都会聚几个叔叔伯伯，和父亲一起神侃外面的局势动向。小厨房里烟雾袅袅，香烟一支接一支，神秘的氛围夹杂着不安。我总是喜欢夹在中间，听他们聊那些似懂非懂的事情，常常被父亲驱赶，“大人说话，小孩走远点，干你自己的事去。”不一会我又会籍口溜进去听他们神聊。
点火
暑假结束了，我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初二年级的新学期。因为之前已有传闻，学校可能不上课了，要开始文化大革命了。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不懂，老师也说得含糊其辞。我只知道是一次不寻常的运动，我能感受到每个人内心的躁动和不安。上学后，我从同学那里听到了许多小道消息：什么北京的学生已经开始造反了，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又听说北京这把火已烧到上海啦！北京学生在人民广场演讲呢！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让我云里雾里，目瞪口呆，感觉世道变了。
课后约上几个同学去人民广场见见世面，轧轧闹猛。果不然，人民广场乌泱泱地聚了许多人。只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绿色军装，臂上套着红袖章，写着红卫兵三个大字，上面还有一排小字，表明是哪个组织的。他站在台上手舞足蹈地指挥群众高唱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后面几句是念词，重复好几遍。我又被雷到了，革命竟然还可以骂人？底下响应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看闹猛的。突然有人喊了声“警察来了！”聚众的人立刻作鸟兽散。我和同学傻傻地站在那，感觉没干坏事啊！为啥要逃？只见台上的红卫兵愤愤地用一口纯京腔骂道，“他妈的，上海人都是孬种，胆小鬼，干不成大事……”我听了心中很为上海人感到羞愧，可我也是实在张不开口喊那些口号，唱那些乌七八糟的歌。
回家后，我把所见所闻告诉了爸妈，被爸妈训斥了一顿，“以后再也不许去那种地方，但凡不是学校组织的活动，一律不许去。”我答应着，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我们初二开学就没发过课本，据说那些课本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能用了，要重新编写。于是上课就学毛主席语录，学人民日报社论，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真是枯燥无味。作业就是写大字报。我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写大字报了，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内容。而且内容一定要针对老师进行批判，要把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牛鬼蛇神挖出来。老师都是我崇拜的人，哪来牛鬼蛇神的踪迹。有同学偷偷告诉我，大家都在抄，你写不出就抄吧。我天生就排斥这种抄袭行为，而且都是无中生有的东西，我没法接受。于是苦思冥想寻找老师的缺点。
我想起我的语文老师，曾经向我借过一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小说，都过了一个学期了还没有还给我。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又不好意思讨，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拿这件事写了一张大字报，认为为人师表，不应该借东西不还。然后就像小偷似的，悄悄夹进一叠大字报里。天天祈祷不要被她发现，还经常跑到挂大字报的教室去找我那张大字报，企图撕下销毁。大字报教室有好几个，用铅丝一排排拉着，上面挂着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我仔细找了好几遍也没找到我那张大字报，略微放下了心。好在写大字报像一阵风，因为我们人小，写得都是瞎胡闹的内容，后来也就没人逼着我们写了。
牛鬼蛇神被抓出来了
牛鬼蛇神终于被抓出来了，她姓牛，叫牛芸，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她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气质就是与众不同。她说话平和，性格孤傲，教学口碑很好，很得校长欣赏和同事们的尊重。连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平民子弟，都会对她刮目相看。
有一天上厕所，发现她拿着拖把在拖厕所。我惊讶极了，不知为什么，我眼睛都不敢正视她，轻轻地打了个招呼，如完厕后马上溜走。怎么会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女子，一个受人尊重的老师，竟然为我们扫厕所，太匪夷所思了。我担心她是否能承受住这种待遇，她倒是一点也没看出有自卑，还是那么坦然，那么优雅。遇到有同学做出有损公德的事情，她还是会平心静气地指出，她内心依然承担着教师的一份责任。
批斗牛芸那天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只见几个红卫兵揪着牛芸押上台来，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用黑墨写着“反革命分子牛芸”，还用红笔画了个大大的红叉。牛芸被绑着跪在台上，双手反举着，同学们说这叫“飞机式”。接下来是全体喊口号：“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牛芸罪该万死”“打倒反革命分子牛芸”“打倒资产阶级的臭小姐牛芸”……口号喊完后就有红卫兵，读罪状，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惨不忍睹了。一帮牛芸的学生群殴牛芸，揪住头发，拳打脚踢。我的心在颤抖，好多天都没缓过神来。一直在想牛芸那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她以后会怎么想这件事。我想来想去她也没啥问题，就是一个出身问题，能怪她吗？原本挺羡慕她的，现在暗自庆幸，幸好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出身于工人家庭感到幸运。
后来学校还组织参观牛芸家的抄家物质。有钱币、书籍、衣物、还有一些器皿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参观器皿时，讲解员说，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所得，过着奢靡的生活，这是专门用来吃白木耳的汤盅…。直到现在我吃白木耳时，总感觉自己像个有钱人。
红卫兵组织
初二那年，学校的组织架构也起了变化，老师也不唤作老师了，直呼其名。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每个班为红卫兵排。老师委任了几位班干部发展红卫兵。大我好几岁的蒋志强同学担任负责人。这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让我们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这意味着我们成了真正的革命者。
我从来也不担心加入不了红卫兵组织，我当时是语文课代表、是学校红领巾广播电台的台长。开班会讨论审批时，同学们一致通过，唯有蒋志强吞吞吐吐地说，“她爸是职员。”“我爸是技术员，我爸是工人出身”我涨红了脸，低声辩解着。蒋同学还是不同意通过，说要搁一搁。我顿时委屈的泪水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我突然觉得我不认识蒋志强了，他不再是那个说话诚恳，办事踏实的班长了，我对他那么有权欲之心而鄙视他。心里暗暗骂道，“留级生，乡下人。”那时我们背后称大龄同学都是留级生，蒋志强倒不是留级生，听说是乡下转学过来的。成绩一般，因为大我们好几岁，比我们成熟懂事，所以大家选他当班长。后来听说他还进入了红卫兵团部。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重挫，心里难受极了。并不全是为了加入红卫兵，而是我的出身问题受到了质疑，遭到了歧视，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回家我哭着告诉爸妈，爸妈安慰我说，“没关系，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呢！”果然，不久后，我也光荣地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后来我发现，班上除了几个成分有问题的，几乎全都加入了红卫兵。
上海的红卫兵终于被煽动起来了，搞了一出大行动。全市的红卫兵游行到人民广场，接受市委领导的接见。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可以从杨浦走到人民广场。我们手持标语，呼着口号，走走停停，和各路人马会师。到了人民广场天色已暗，并下起了雨，我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手中的标语就剩下一根光棍了。广场上人山人海，雨雾茫茫，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依稀可以看到市委领导在那儿招手，那种场景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后来才知道，真正的腥风血雨才刚刚拉开序幕。领导接见完以后，我们就解散了。当时广场周边有许多单位组织，烧了姜汤给红卫兵小将吃。我记得有一位阿姨端着一碗姜汤给我说，“快吃，快吃！要生毛病了！”果然，我到家后高烧了一场。
我的战斗队
自从游行回来后，我听到了一个传言，说我们参加人民广场游行的上海市红卫兵，是一个保皇组织。真正革命的应该是造反派。于是有人悄悄将红袖章上上海市三个字折到里面去了，就露出红卫兵三个字。我也跟着把它折进去。过几天我又把它露出来了，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造反派。在我的认知里，造反和强盗联系在一起。就让我当一名保皇派吧！
后来我还发现，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五花八门。什么“誓死捍卫毛泽东战斗队”“毛泽东思想先锋队”……更可气的是那些平时表现不好，在我眼里吊儿郎当的同学，也成立一个战斗组织，我心里开始不平起来。于是我找了几个没有被各种组织收纳的同学，和他们商量说，我们也成立一个战斗队吧！同学看着我目瞪口呆。“为什么他们可以成立我们不可以？我们只要想出一个组织名称，并选出一个领导，写出一个成立的宗旨。名称我已想好了，就叫 '风雷动战斗队'这样可以吗？"然后他们要选我做领导，我说我不行，我岁数太小了，当时我是我们班最小学生，同学们都比我大一两岁。于是论资排辈，选了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叫张元玉，比我大三岁，个子比我高一个头。我们找了一间教室作为我们的指挥部。怕别人来占用，我们用桌子把门堵死，留下一条小缝隙进出。然后像过家家一样，搞一个办公区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要有一个人去学校总务处领取革命工具，比如纸墨、毛笔、浆糊，等。我们要布置一下，大门上要写上我们的名号，还要写一些标语，渲染一下气氛。可是谁都不愿去领材料，包括那个领导张元玉。唉！没办法，主意都是我出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总务处。那真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切都颠倒过来。老师看到学生都躲着走，学生看到老师都直呼其名。可能我还不习惯这种违背伦理的处事方法，到了总务处，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明来意：“孙老师，我们想领一点办公用品。”孙老师可能看我人小，没把我当回事，虎着脸说：“干什么？”我把我们要成立一个战斗组织的事说了一遍，只见孙老师没好气地低声说“瞎污搞”扔出一张申领表格给我，“填填清爽。”我赶紧填了，高高兴兴地抱回了一大堆彩色纸，和笔墨等。其实我们用不了多少，大部分还是大家分了拿回家了。
我们成立战斗队是要投身革命的，怎么革命呢？我们绞尽脑汁思索着。后来有同学建议可以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公交车上去朗读毛主席语录，看样子我们只能干这个。我们两人一组分别上了两辆公交车。我和黄珑玲一组，其实我还是很难为情的，当众说话是我最害怕的事。我是学校的播音员，我没有理由躲到同学身后。我们上了车后，售票员让我们买票，我们怯怯地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来宣传的，售票员也无语了。车开了好几站，我们都没有勇气张口。售票员以为我们是来逃票坐车的，不客气的叫嚷着“喂！你们宣传不宣传啊！不宣传就下车！”被售票员一逼，我开口了：“革命群众们，大家好！我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小将，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下面为大家朗读毛主席语录，于是我们俩齐声朗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分明看到有一位乘客掩面在偷笑，我臊得真想逃下车去。但我忍着，坚持朗读。等车子往回开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难为情了。完成了一次革命工作，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可惜这个战斗队成立了没几天就夭折了，出于对混乱局势不能把控，为了不让国家财产流失，还有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上级部门通知下来，学生停课在家待通知，不允许再去学校了。我的革命理想还意犹未尽呢！
革命大串联
我们再次被学校召回，是传达全国学生革命大串联的中央文件。这种大串联，用我现在的思维理解，就是朝圣。终极目标是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检阅。那时毛主席已走上神坛，如星辰，如太阳，照亮每一个人。吃饭前要默念毛主席语录，临睡前要对照毛主席语录反思。每个人都有一本红宝书，作为人生指南，如圣经。每个人胸前都别有毛主席像章。谁的像章比较稀有，谁就最时髦。我那时收藏毛主席像章非常着迷，视如珍宝。常常会拿出来欣赏，犹如万丈光芒，沐浴全身。我们家还有一个瓷器毛主席雕塑，上面积灰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可以用抹布去给毛主席擦脸呢？但毛主席脸上布满了灰，也是对他老人家不尊重的。所以每次我都很有负罪感地替毛主席擦脸擦身。如今竟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心中的神，别提有多兴奋。那时去北京见毛主席是每个人最梦寐以求的事情，是中国人最光荣最幸福的事情。
我们战斗队几位虾兵蟹将又凑在一起讨论串联的事情。而且老师说明天中午十一点就有专列开往北京，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这次我们战斗队的四个人很快达成共识，决定明天一起赴京去见毛主席。
回到家中我把我那绣有红五星的军用书包腾出来，放了些洗漱用品，书包搭扣上还挂一个搪瓷的军用小茶杯，还有一个军用水壶也带上。那时很崇尚部队用的所有装备，就像如今的爱马仕、路易威登。准备完后就焦急地等待父母下班回家，期待批准。母亲回到家听说这件事后不假思索地说“不行！想得出来的。”然后把我书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一边拿一边说：“带这点东西就可以上北京啦？你知道北京有多远吗？热昏！”
晚上父亲回到家，我哭诉着：“我都和同学约好了，明天在人民广场公交站碰头，这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学校组织的革命行动······”我把帽子做得大一点。父亲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离谱，但看我泪流满面，不忍拒绝。就同母亲商量着，看他们也左右为难，主要还是不放心，这么小的人跑那么远。母亲是共产党员，有问题找组织。母亲连夜跑到她的党支部书记家请示。我不知道书记对母亲说了什么。回来后母亲就默认了这个革命行动。母亲亲自为我打点了行囊，准备了换洗衣服。确实有许多我没有想到的准备事项。
第二天我吃了早饭早早出发。和同学们接上了头。北站广场密密麻麻全都是红卫兵，挤得水泄不通，大家席地而坐。我们打听中午十二点半发车的队伍在哪里？其中一位红卫兵说，“我们就是十二点半的车，早着呢，火车误点，上午八点的车还没走呢！”天那！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就挨着他们席地而坐。马上大家就熟悉起来，互相交流是什么学校的，是什么组织的，感觉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彼此倍感亲热。
快近中午时，我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阿姐！阿姐！”只见弟弟兴奋地喊道:"阿爸，阿姐在这儿呢！”只见父亲和弟弟赶来。我很诧异，在这人山人海的地方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怎么找到我的？爸爸说：“多亏你弟弟机灵，眼尖。我就是碰碰运气，看你有没有走。”爸爸接着说“你忘记带水壶了，我帮你送来，还帮你买了点面包，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我就是不放心你，想关照你一下，有困难要依靠革命组织，千万不要随便相信不认识的人。不能随随便便跟人跑，一定要在人多的地方，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爸爸还关照同行的同学，“你们一定要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咪家人小，拜托你们一定要多多照顾哦！”同学忙回答，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她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催着爸爸快回。爸爸一步三回头地说：“记得要写信回来哦！”同学们都说：“你爸真好！”
快到傍晚时，由于火车误点，广场上的人越积越多。于是铁路部门决定增开班次，疏散一些红卫兵。广播里开始通知我们这个班次的红卫兵开始进站。我们随着人流进到火车站，发现是棚车。也就是闷罐子车。我知道一般加班车都是用棚车来代替。春运的时候，我随父母去乡下，就坐过这种棚车。里面没有凳子，地上铺着稻草。我们互相连拽带爬地上了一节车厢，发现里面稻草也没有，车里已经坐满了人。大部分都是比我们大的红卫兵，有大学生，高中生，我们属于最小的一茬。看我们无所适从的样子，都挺照顾的，挪出地方让我们坐下。
火车开始启动，车厢里也开始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互相打听着对方来历，交流着文革小道新闻。给我们让座和搭话的人，据他自我介绍是某某大学的学生，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我们从他嘴里知道，这趟列车不是开往北京的，是去杭州的，原因是北京滞留的红卫兵太多。我们听了大失所望。不一会车厢渐渐安静下来，听着有节奏的“七块八角”（小时候模仿火车声音）声，全体昏昏欲睡。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只有坐在门口的人可以从门缝里看到夕阳西下的景色。车厢里 亮起了昏暗的灯光，一支十五支光的电灯泡在我们头上摇晃。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我要小便了”又听有人回答，“角落里有便桶，”接下来便没了声响。也不知这个人有没有去小便，还是硬憋着。又过了一会，发现张元玉老是在挪动，我轻轻问她，“你是要小便吗？”张元玉有点愠怒地回答:“没有，我才不会在这种地方小便呢”后来下车后张元玉告诉我们，那个大学生摸她的屁股。我们气愤极了，说肯定不是大学生，冒充的。那时我们眼里大学生是很受尊崇的，不会干这缺德事。这时我们才知道，革命队伍里也会混进流氓，要警惕！
火车开开停停，终于停下，听到一阵哨子声，还有人在站台上大声喊：“杭州到了，杭州到了，全部下车”我们随着人流出站。车站外候有许多接待单位，黑暗中，我们被粮食干校的人拖走了。
粮食干校的教室里两边铺着稻草，中间是一条走道。稻草上放着一条条席子，算是一个个铺位。我说怎么睡地上啊？床都没有？一个北方红卫兵回应道“上海人就是娇气，这已经是很好啦！有的接待站连草都没有”我便不敢吭声了。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庭院里放着一个大木桶，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山芋粥，旁边放着一大脸盆馒头，还有酱菜，随便吃，随便拿。我看到有红卫兵拼命吃，吃了还拿，被几个有正义感的大学生批评了，“都是出来干革命的，咋一点觉悟都没有？”，中午是拿着餐券吃饭，一人一份，豆角炒肉丝， 饭还是随便吃。晚上有红烧肉，感觉特别好。不愧是粮食干部学校，我们也享受了干部待遇。于是记住爸爸妈妈的嘱咐，到了地方要写信回去。我把这两天的所见所闻美美地夸了一番。请爸爸妈妈放心。
大串联的目的就是学习交流各地的革命经验，把革命的烈火遍地燃烧起来，燃遍全中国每个角落。其具体任务就是参观学习各单位的大字报，抄大字报。可我们两眼一抹黑，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看大字报，也不知道该摘录些什么大字报。粮食局干校也有大字报，我们稍微浏览了一下，一点兴趣也没有。于是我们就跑到街上去溜达。也不敢走远，怕找不回来。路过一家小店铺，发现店家用痰盂罐装糕点在卖，脱口而出，“咦！这是小便用的，怎么装吃的啦？”没想到店家听得懂上海话，气呼呼的用杭州话数落我一顿，同伴们忙替我打招呼。和店家说对不起。我自觉无趣。
在粮食干校我们只住了四天就要被驱赶，各地都在模仿北京的做法，红卫兵串联只接待四天，否则人满为患，应对不过来。让我们哪里来回哪里去。
吃了晚饭，我们打点了行囊去了火车站。我们在火车站里徘徊着，实在不愿意踏上回上海的火车，这一回去了就再也没机会出来了。好不容易争取到一次串联机会，四天就结束了，毛主席没见成，心有不甘。这时我们看到有一辆列车，标有杭州—株洲的字样，株洲是什么地方？大家都不知道。我提议我们就上这趟列车吧，管它把我们带向何方，让串联继续下去。可有人质疑，这车到底开不开呢？我说：“不可能永远停在这，总归会开的”大家迟迟疑疑的跟我上了车，发现车上有几个红卫兵在睡觉，他们好像在这里借宿似的，问了几个人这车什么时候开？都说不清楚。可能也和我们一样，漫无目的，四处漂泊。但有人在车上，我们也就放心了。我们提着行李，开始挑座位。发现了一个软卧，名副其实的软卧，宝蓝色的丝绒沙发座椅，而且是半卧位的，可以放下睡觉。位置特别宽敞，面对面正好是四个位置。可有人提出是在厕所旁边不好吧，会很臭。是的，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放在厕所旁边？我也纳闷。我说，我们先在这里睡会吧，反正位置多，睡一觉后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先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再说。不一会大家全都进入梦乡。
天亮时，我们被一阵嘈杂声惊醒，睁眼一看，车厢里已涌进许多乘客了。人流络绎不绝地从车门和车窗涌进来，我们已没有机会换位置了。有人看中了我们的位置，让我们往里挤挤。我们说这是两人位置，“现在哪还有两人位？你瞧其他三人位的不都坐四个人，”我们自觉无理，结果我们两人位也挤了四个人。人还在不停的上，感觉要把车厢撑破。有人大喊，“不能上啦！挤不进啦！”但车窗里还是不停地有人在往里爬。好在我们的车窗，不是靠站台，但我们舒适的空间，已站满了人，把我们围得严严实实。有一个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小桌板上。还有人带着扁担，不小心敲了另一个人的头，被敲的那一位很幽默地说了句：“在向我示威吗？”我忍俊不禁。那时尽管条件很差，但每个人都很友好，大家出门在外，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如果谁有点私心和不义都会感到不耻。
火车向株洲进发，沿途风景如画，厕所臭气熏天。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厕所旁的便利。我们从同行的旅伴嘴里知道，株洲属于湖南省。天哪！湖南省有多远啊？这时我才忐忑不安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冒险之旅，前途未卜，父母知道了该有多焦虑。
沿途我们看到了徒步串联的红卫兵，他们像红军长征时那样，举着红旗，背着行囊，长途跋涉，让我们感动不已。卑微的我们还厚着脸皮，向他们招手高呼：“向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革命万岁”那些徒步的红卫兵也向我们招手，不知他们会对我们喊些什么话。
火车在第二天的中午到达株洲，全部下车。车站上闹哄哄的。我们看到对面站台有一辆途经列车在停靠，有位大学生模样的姐姐探出头来张望，我们上前询问，“这车是去哪里？”“是去长沙的，你们要去哪里啊？”姐姐热情地问。我说“我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那就去长沙吧！到长沙还可以去毛主席故乡韶山参观”太好了！韶山也是红卫兵们向往的地方。但车门已关上了，我们上不去。那位大姐姐热情地说，就从车窗爬进来吧！说着就把我们的行李先拿进去，然后招呼站台上的红卫兵帮忙，下面托，上面拽，像拖死猪似的硬是把我们一个个塞进车厢。我此刻最能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大串联时，所有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感觉特别温暖，没有那种在异乡漂泊的感觉。
列车驶向长沙，车上没有位置，我们就站大姐姐们身旁。只听其中一位姐姐低声说，这些小屁孩跑出来，哪是干革命的，就是出来玩的。这是在说我们呢！我们面面相觑。
列车行驶中，我不停的在挠痒。一位大姐姐说，怕是有虱子了吧！我说没有，顺手就撩起了衣服给她们检查，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害羞。我也不知道虱子是藏在衣服里的，而不是在皮肤上。直到在长沙师范学院接待点时，管理人员来收集有虱子的衣物拿去消杀时，我还振振有词，我没有虱子。被一位红卫兵当场检举。看我经常挠痒痒，她早就怀疑我有虱子了，她拿起我的毛衣从里面找出一个虱子，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才第一次认识了虱子。于是我把我的内衣也检查了一遍，发现在衣缝里有许多虱子产的卵。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我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去消杀，总算我身上不太痒了。
我们在长沙师范学院住了一个星期，就拿到去北京的票。我们高兴坏了。那天我们早早去车站排队候车，又遭遇误点。我们已习惯了这种不正常的铁路交通。于是找了一个墙根脚席地而坐，耐心等候。广场上照样人头济济。我们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还是没有消息。晚上，气温降了好多，我们互相依偎在一起，又冷又困。我靠在张元玉的怀里，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我被同学叫醒，天已大亮。我头疼欲裂，浑身无力。张元玉摸了一下我额头，“哟！老烫呃！那怎么办？”我说:“不要紧。”黄珑玲说:“万一在火车上热度越发越高，火车上又没有医生，那该怎么办？”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劝我留下，建议张元玉留下陪我。等我病好后再去北京与他们会合。这时广场的喇叭声响起去北京的红卫兵可以准备排队进站了。我心里难受极了，这种难受似乎超过了我病痛的难受。我们四人在这里分道扬镳。后来那两位同学赶上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这也是最后的一次。要是知道这个结果，我是万万不肯留下来的。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进得医院。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喊，“小同志，醒醒”我睁开双眼看到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医生对我说：“醒啦？终于醒了”我无力地对医生说：“我很难受”说着就哭了起来。医生安慰我说：“吃了药会好的，不急，我们红卫兵小将是最勇敢的”我不好意思哭了。医生还说小小年纪就出来干革命真不容易，爸妈可要担心死了。是的，我拿到去北京的票后，就给爸妈写了信，爸妈收到信一定以为我在北京呢！
过了几天烧退了，我又发现我便秘了，可能是发烧把肠子里的水分都蒸发掉了，也有可能是这么多天没有什么油水，(长沙的伙食比杭州差多了)而且什么菜都放辣椒，上火了。我又哭了，赵秀玲无奈地望着我，“要不再去医院看看？”我点点头。于是到了医院，医生帮我灌了肠，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灌肠，也是我生平唯一一次灌肠体验。
革命大串联中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所有为你服务的医生都是全心全意的。因为大家都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受到了许多陌生人的帮助让我十分感动。我最感到对不起的就是张元玉同学，我害她上不了北京，见不到毛主席。因为我们再次申请去北京时，北京已停止接待外地的红卫兵小将。在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一律劝返，各地也纷纷响应劝返红卫兵。所以我们只能等待回上海的机会。
中央发文停止革命大串联，韶山故居也不接待红卫兵了。长沙杨开慧故居也不接待了，大串联给铁路部门以及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损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铁路可能更忙了，我们迟迟没有等到回家的车票。
这时我们已经身无分文。我出门时带了二十元钱，赵秀玲她们只带了十五元。本也没打算在外逗留许多天。现在竟在外快一个月了。父母心急如焚，要给我汇钱。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拿到票回家了，怕收不到钱，就不让寄。
一天我们碰到了一个小红卫兵，感觉比我都小，是个男孩。一问是六九届的。六九届当时算小学生，没有学生证。只有中学生才可以有资格串联。我好奇地问：“你们小学生怎么可以出来串联？”他说是跟着邻居大哥哥出来的，后来在火车站挤散了，现在他一个人在外面流浪。身上早没钱了，他只带了五元钱，是妈妈让他买面条，他没买就跟人跑了。他告诉我们可以到当地民政部门借钱，他已经借了好多次钱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信息，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了民政部门，一看，好家伙，队伍排得老长了。我们排了一个上午，我和张元玉终于各自借到了五元钱，这样可以撑到回家。这些钱主要是花在旅途中买食品和水。
等待的日子很无聊，我常常会被那些小书摊吸引，赵秀玲常常规劝我，要省着花钱。赵秀玲大我几岁，比我懂事多了，像姐姐一样照顾我。
终于回家了。父母看我没有少胳膊少腿地站在她们面前，高兴坏了。我也从没有离开父母这么久远。看到亲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母亲让我第一时间洗澡，从里到外都换掉，在信里我已告诉母亲我身上有虱子。母亲把我的衣服全拿去煮了。洗完澡后，母亲又把着我的头仔细察看，发现头上也有虱子，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就去理发店剪头发。理发师嫌弃得不得了，胡乱地剪成了不男不女，说，回家买瓶白酒，用毛巾捂，可以去虱。我们回家如法炮制，弄得我都快醉了。也不知有没有把它干掉。后来我头一痒，就忧心忡忡，自己去买烧酒来捂头，搞了好几次才放心。
我那张五元钱的欠条，有人说不用还了，那是干革命的花费，国家应该补贴的。父亲仍坚持让我去民政部门还款。父亲说，做人一定要有诚信，既然是借的，一定要还。
借着革命的幌子，带回一身的虱子。我的造反生涯就此打住。
之后我读到《阿Ｑ正传》里关于虱子的那段话特别感同身受。好长一段时间，我总把革命和虱子联系在一起。
202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