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22

文化通史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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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世文化与禅（一）

第一节 室町时代与禅文化的普及

“禅入儒中”

总的来说，新儒学（宋学）、新佛教（禅宗）作为主体，是维持武家文化的原动力。所谓“禅入儒中”就是说将禅宗与宋学结合，使其成为武士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禅宗文化的普及与新儒学宋学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武士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必然需要。这种初期的武家文化，已为江户时代武士道文化的形成、著名的武士修养书《叶隐闻书》的问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室町时代初期，“北山文化时代”之时期，日本文化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虽然镰仓时代的新佛教天台宗、真言宗、禅宗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禅宗却占据中心的统治地位，特别是祖元门派梦窗疏石所倡导的临济禅，获得后醍醐天皇和室町幕府从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起历代将军的尊崇。在将军足利直义的要求下，梦窗疏石写了《梦中问答集》，他以禅宗为中心，兼传当时盛行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主张禅是“无形的心的戒律”“心就是佛”，以及参禅与学问（宋学）结合，但“这是诱导人们学儒教以至参禅，在世间实现参禅的手段、方法”。具体来说，他以为“儒学，在上层者而言是诱导人参禅的手段；在下层者而言，则是实现参禅悟道的方法”。因此，他在《三会院遗诫》中说，他“不认为学儒学可以达到锤炼参禅的功夫，抑制了修行僧沉迷于儒学”。这里的儒学，主要是指宋儒朱子学。

梦窗疏石的弟子义堂周信，是临济禅僧的佼佼者。他在《日用工夫集》中主张：在参禅悟道里，含有儒学的“中庸”之德，因此悟禅的实现，也就是儒学五伦五常的实现。但又说“儒教只是佛教的助道”，“尽管如此，义堂还向为政者建议禁止禅的修行僧沉迷于儒书，处罚结集修行僧讲儒书的禅僧。但是，却自愿向俗人讲儒学，而对于义满将军或守护诸侯，则告诉他们作为为政者，应该学儒学（朱子学），特别应该读《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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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禅寺”

学儒学出身的临济禅僧岐阳方秀在《不二遗稿》中，主张“禅儒不二”，即主张禅宗与儒学的同一性。他说道：“修行儒学自然会成为‘锤炼参禅的功夫’，禅的坐禅与儒的持敬是不二的，禅的‘一心’与儒的‘明德’，‘名’异而‘实’同，是‘体’与‘用’的关系。”可见当时他们的“禅儒结合”，是将禅、儒作为体与用的关系，形成室町时代禅的特色。他在禅寺里，作为禅学的一部分开设了朱子的《四书集注》讲座。正如日本学者石田一良所指出的：“这就是通过下层，向俗界开展参禅悟道的时候，中庸之德将会实现五伦五常的道德秩序”；“应该认为，这种倾向，不是禅林的堕落，而是显示日本室町禅的特色之完成”。由此可见，当时临济禅派的“禅儒结合”，是将禅、儒作为体与用的关系，也是僧俗二界有其不同的界定，形成了室町时代禅文化的特色。由此临济禅，都为公家·武家、僧·俗所皈依，受戒者甚众，达万余人，为促进五山派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缘此室町时代的禅宗，比镰仓时代初传以来获得了更重大的发展。以武家、公家、五山派禅僧为中心，成为建构这一时代文化的主力。

这里所谓的“五山”，原是中国南宋的官寺制度，即由朝廷任命住持的五所最高的禅寺。近古镰仓时代中后期，从中国传入禅宗以后，对日本的禅寺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南北朝时代至室町时代建立了当时占主流的临济宗禅院的等级制度。室町幕府进一步学习南宋五山制度，分别在镰仓和京都建立大寺的等级，几经修订和变动，最后于建武元年（1334）在京都建立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五山制。历应四年（1341），五山有变迁，由官方建立南禅寺，成为五山之上。于至德三年（1386）确立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为镰仓五所最高的禅寺。由于中国的寺院都建在山中，“山”也是“寺”的意思，故日本仿此将镰仓的五寺和京都的五寺称为“五山十刹”，简称“五山”。五山派的官寺达200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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