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赤脚医生
作者：曲文 字数：5416字 阅读：15分钟
父亲是赤脚医生，这个身份贯穿了他的大半辈子。世事变迁，物是人非，他对这份职业却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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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促的铃声，在凌晨三点响起，伴随着嗡嗡的震动，手机屏幕闪起了刺眼的光。
“喂？大强，怎么了？”
“曲医生，不好啦！我爹心脏病突然发作，您赶紧过来瞧瞧！”
“别慌！你先给他吃一颗速效救心丸，我马上到！”
已是隆冬季节，窗外的冷风呼呼地吹着。湖南的冬天，湿而冷。湿气夹杂在风里，就可以轻易地穿透棉袄、毛衣，切开皮肤，然后直直地插进骨子里。
父亲深吸一口气，定了神，从被窝里坐起来，穿好了衣服准备出门。这一连串的动作，轻悄而熟练，生怕吵醒了一旁熟睡的母亲。
“明天去不行么？”其实，电话响起的时候母亲就醒了。
“不行，人命关天。”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满脸的倦容，似乎还未从甜美的梦境里挣脱出来。“你继续睡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这么晚了”母亲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凌晨3:10），“外面下雨，路不好走，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稍微等我一下。”说着拿起了床边的棉衣。
“那你快点，我先去药房拿医疗箱。”父亲说完，脚步匆匆出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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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场景，几乎是家常便饭，隔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
有时，是老人头发心脑血管疾病；有时，是小孩高烧；还有时，是出了意外伤了人......
我们村目前住了几百户人家，一共大约三千多口人。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活跃起来。年轻人逐渐走出村子，走出大山，流入到各个城市，谋求生计。其中也不乏一些有出息的，挣了钱然后带着一家老小，把户口迁到了城里。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由于知识的匮乏和能力的限制，都很难在城市扎稳脚跟。他们中的多数，在城里干着体力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农名工。
农民工是很难携家带口待在城里的。首先是城里的生活成本过高，而收入有限。其次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一般学校，基本不接受乡下孩子的入学。有些学校，就算愿意接收，高额的学费依旧让这些孩子止步门口。再次就是没有城镇医疗保险，缺乏归属感等等。
所以，留在村里的无非几类人：年纪大了的老者、还在上学的小孩，然后就是极少部分的年轻人。
然而，年轻人不在家，留下的老人和小孩，却是最容易患病的。
虽然镇上也有中心医院，可是离村子很远。因为没有专线的班车，所以老人和小孩要过去一趟并不容易。通常只能蹲在村口的马路边上，碰碰运气，试着拦下过往的顺路车。
坐车不能准点，治病也难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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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我们村目前唯一的一个医生。
爷爷也是医生，一个老中医。父亲的医术就是跟爷爷学的，后来接了他的班。
其实，以前我们村还是有几个乡村医生的，年纪也跟父亲差不多。十多年前，国家的基础医疗保障还只延续到了乡镇一级。到了村子里，就不会再设专门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点。而每个村子都会有几个赤脚医生，这类人往往没有经过科学系统的授课和培训，也没有取得合法化的执业资格证书。通常都是经过言传身教，师傅带徒弟，手把手教出来的。
一般来说，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药铺。前来学医的徒弟，交了学费，然后就待在师傅家里。边打下手，边学习。学成之后，出去自立门户。自己开药铺，给人看病。自己进药材，然后收取医药费。这中间没有固定的价格标准，所以也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在那个年代，一个赤脚医生的收入，也勉强能够支撑起一个小家庭的开销。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国家开始严格管理乡村医生的经营。
按照上面的要求，每个乡村医生必须参加专业化的培训，并且通过相应的执业资格考试，才能继续经营。同时，传统的药铺被纳入乡镇医疗卫生体系，必须接受卫生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这也就是说，乡村医生不再具有自主定价权，而是作为国家服务人员被纳入基层医疗体系。买卖的药品，也必须严格从规定的渠道购货，按特定的价格出售。这样一来，买卖药品的利润就被压得很低了。甚至要求，基础药物必须零利润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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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不愿意从事这个行当了。
医术高明的嫌赚钱少，医术不过关的因为通不过考试，干脆连执业资格证都拿不到。由此，这些人开始寻找新路子。一批人跑到城里的小街小巷，开起了小诊所。还有一批人，干脆卖了铺子，出去打工。
最后剩下的就是父亲这批人了，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留了下来。有的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家乡，去外面漂泊；有的迫于家庭的实际，只能留下来照顾父母和妻儿；也有的是因为面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不愿意做出改变......但我想这其中，都有一个理由，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那就是他们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和对父老乡亲的情感。
当然，不管怎么样，他们最终留下来了。
慢慢的，“药铺”这个名词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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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后的那几年，家里的条件很差。除去生活的基本开支，就没什么钱能够存下来。
于是，母亲到了附近的一家竹制品厂打零工。家里没有车，每天上下班都需要走十多里的路。然后站在机床前面，忙起来就是七八个小时。
父亲三天两头就要跑到镇上去参加培训，开始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交了大额的培训费，搬回来大堆的书。那些书又单调又厚重，比我当时的语文数学书都要枯燥无味。我偶尔也会拿起来翻翻，直觉得眼睛发胀、头脑发热。也不知道没有念过高中的父亲，是怎样看下去的。
后来，竹制品厂倒闭了。好像是污染了河流，破坏了环境。母亲那头的收入断了，日子越过越紧。无奈之下，她就跟着亲戚去了北京打工。因为母亲不在家，我的生活质量也跟着直线下降。不再有花样的菜肴和可口的味道，只有父亲做的，色香味具无的粗茶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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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培训是间歇性的，不学习的日子就会待在家里，守着卫生室。而且，那里也确实离不开人。
打我记事以来，父亲就很少出远门。唯一一次就是我们父子俩去北京找我母亲，那是07年的暑假，我初中毕业。一家人去了故宫、颐和园、长城......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会觉得很幸福。再后来，我们家几乎再也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春节走亲戚，也经常就是我和母亲，父亲离不开卫生室。村里的人需要他，他们生病了，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
13年，我参加高考。因为是在市里读的高中，从家里到学校需要半天的车程。最后冲刺的那段时间，为了给我改善伙食，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全职伺候我的生活。到了高考的前几天，气氛紧张而压抑。大家都尽量让所有事情都保持着原有的规律，生怕一丁点改变就会影响到考试的状态。班上同学的父母基本都推掉了杂事专心陪着孩子。我和母亲两个人待在一起，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离家太远，多少有些凄凉。
高考前两天的中午，父亲终于赶来了。一家三口，久违地坐在一起。他没有过多的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只是满脸笑容。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笑容竟有些憨厚可爱。
妈妈那天做了很多菜，摆满了出租屋里有些破旧的折叠小木桌。妈妈是个很会生活的人，不管在哪里，不管条件多差，经过她的一番打理，总能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气氛、家的感觉。
她经常说：“生活，要晓得安排。”
不得不承认，在考前最后的日子里，家人的陪伴无疑是一针强力的镇静剂。父亲的到来确实让我浮躁的内心平静了许多，像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堵墙，有了依靠，让人踏实。这堵墙，也一定会延伸到光明，指引我的方向。
然而，这堵墙又突然塌了。等我晚上下课回到家，却没有看到父亲。
“妈，爸去哪儿了？”
“哦，他下午就回去了”妈妈一脸平静，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村里的王大爷快不行了，老人家最后的时间不想待在医院，所以回村里了，也算是落叶归根。”
“那叫我爸回去干嘛？我就这么不重要么？”
“王大爷回去后，可能是医院打的针药效退了。疼得很，一直哎呀哎呀地哼个不停。他家里人心疼，看不下去，所以就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你爸回去帮帮忙打个止痛针。谁让村里就你爸一个医生呢，他这辈子啊，也就套在这棵树上了。”
我也没再多说什么，走进卧室开了灯，拿出厚厚的一垛试卷。密密麻麻的文字像一窝蚂蚁，被捅翻了巢穴，开始四下溃散，没有头脑地横冲直撞。
考前最后一天的中午，我像往常一样走出教室，准备回家吃饭。学校门口已经挤满了人，电动的铁栅栏将人群分成两块。里面是排队出去的学生，外面是焦急等待的父母。我看着一对对夫妇，领了自己的孩子往外走，兴高采烈地有说有笑......
走出校门，看见我妈站在一棵大树下四下张望。诶，等等，还有我爸呢！
他还是又过来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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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让我从小到大都十分佩服。
他能清楚地记得，我们村三千多口人的名字，住在哪里，家庭成员有哪些。这让我有些惊讶，他是有多好的记性呢？我脑海中开始浮现出高中那会儿，背英文单词的痛苦。而且这些人里，还有同名同姓的，他也能分辨出来。
“这个李强，住在村西，才二十多岁，在长沙打工。那个李强，住在村北，七十多了，有三个儿子。”
“哦，对了，他还有个孙女，年纪比你小一点，要不要老爸给你留意一下？”。父亲坏笑，上了大学之后，他总是很关心我的情感问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以前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能掌握地如此透彻。以至于我一度相信，他有做情报工作的潜质。要是出生在抗战时期，说不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同志。到后来，我慢慢理解了。
他能记得这么清楚，并不是因为记性好。相反，他总是被我妈嘲笑记性差，比如经常能在我们家洗衣机里捡到钱（是他放在脏衣服口袋里忘拿了）。
一些科学报道说，加深记忆最好的方法就用心和专注。父亲对这些村民的用心，我没办法衡量。但是说到专注，却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他是69年出生的，从二十多岁开始，就一直待在村里，这辈子也没干别的，就守着这几百户家庭了。每年都要为他们的健康，填表造册，录入电脑。所以，大家的基本信息，他都很清楚。
每一个新生命的呱呱落地，父亲都要上门进行登记，然后送去国家专门配发的营养包。他也许是过于喜欢小孩子，所以每次有宝宝出生，他都会很开心。
等小孩子长大一些，又要给他们接种疫苗。小孩子是最怕疼的，打针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抗。有些哭哭闹闹、有些拳打脚踢，父亲从不厌烦。于是，他成了村里孩子们最讨厌，也是最害怕的人。
有些家长还经常以我父亲来震慑家里调皮的小孩，“你再不听话，就送去医生叔叔那里打针哦。”这一招往往很有用，效果立竿见影。
尽管不喜欢父亲，这群娃娃也还是在父亲的守护下健康地成长起来。到了二十多岁，结婚以后，父亲又开始“关心”他们了。
“小杨啊，你们两口子准备要孩子了不？要早做计划啊！备孕期间不要喝酒，不要抽烟，要多运动，注意饮食健康。我这里有叶酸，你拿点给你媳妇吃一段时间，有帮助的。不要钱，国家免费发的。”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觉得他好“啰嗦”。
如果说，新生儿的诞生会让父亲觉得快乐。那么，老人的西去一定是让他变得沉默的。
村里去世的人，他们最后的时光里，几乎都有父亲的身影。他每次去给这些人做最后的治疗，都会很沉默。有时候，出门连句话也没有。只是自己背了医疗箱，就往外走。
这其中，外公的去世是对他打击最大的。那也是我第一次见他流眼泪，他一直是个把悲伤藏得很深的人，那次却没能控制住情感。
外公是前年走的，死于骨髓癌。那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癌症的可怕，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最沉痛的无助。发现的时候已是晚期，医院说没多少时日了，建议带回家里好好服侍。
舅舅他们一商量，最后还是觉得外公应该老在自己家里，医院太冷清。他们没敢把真相告诉外公外婆，只是说没什么大碍，住回家里，我父亲就能治好。
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外公每天都在深度的疼痛中度过。而父亲，也成了外公唯一的医生。
刚开始，老人只是抱着腿一脸紫青的呻吟，每天都靠着药物来镇痛。随着病情的加重，用药的剂量也越来越大。再后来，一般药物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医院建议使用吗啡。
不知道是被疼痛冲昏了头脑，还是药物的副作用破坏了神经，外公最后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了。父亲给他注射药物的时候，他好像很生气。“你给我打的是什么？你这是要害我啊？”外公大喊大叫。我偷偷看了一眼父亲，他拿针的手有些发抖，双眼通红，已经流下了眼泪。
作为女婿，作为医生，父亲他们这批人真的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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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走出去”的赤脚医生，搭着改革开放的便车，大部分都享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红利。同村的李叔，就是其中之一。他和父亲年纪相仿，两个人早年的经历也差不多。和父亲一样，子承父业，他的父亲也是赤脚医生。
可是，李叔和父亲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去了广州。在那边，开了一家小诊所。在大城市里开诊所，来钱快。没有了过多的政策限制，利润空间就出来了。而且，也不会像父亲他们这批乡村医生那样，需要对全村那么多人的医疗卫生负责。他只需要服务好上门的病人。等到病人拿药走后，就不需要再操心了。
明明白白拿了钱，轻轻松松上下班。把铺面一关，该休息休息，该娱乐娱乐，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紧急电话。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又可以接着赚钱。
前些年，李叔在广州买了房。一家老小也搬到了广州，离开了我们这个偏远穷苦的小山村，住进了大城市。
不过，父亲从来没表示过羡慕，也没说过后悔的话。他依旧每天干着自己的事情，关心着村里每个人的健康。
有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聊起了对未来的打算。他满脸期待地说，想退休以后开着车到处都去看看，也学人家自驾游。母亲也开心了，连忙附和赞同。
我就问他“那你准备干到什么时候呢？”
“等有人接班的时候我就可以撒手不管了！”父亲有些得意。
“那你觉得谁可以接班？你也收不到徒弟，外面的医生也没人愿意到这穷乡僻壤来。”
短暂的停顿，让空气有些凝重。
“嗯，也是。等我们这批人老了，还有谁会愿意来呢......？”
父亲陷入了沉思，头顶的一根根银丝，在白炽灯下，努力地反射着微弱的光。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他都将是我们村最后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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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致敬所有的基层医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