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就要把自己定位成思想型政治家

世界上最高尚的工作是做一个思想型政治家，而解读历史就要把自己定位成思想型政治家

前面说到要治史需要哪些个人素质和条件，我先说答案再来慢慢解释。一言以蔽之，把自己定位成思想性政治家来治史，才是治史的最好素质和条件。

在我们传统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都要有选题、分题、分类、分途、下论等各择所面，虽然放空思想，也具备研究历史的眼光，看趋势和变化，但切莫以为自己就是史学之正宗，其他诸家都是妄言。诸君要明白，人的一生时间有限，精力也有限，而史学之方面浩如烟海，不可能完全研究透彻，要明白自己的限度，如此专研一些，了知史学之意义和责任，传播一些推进民族进程的思想，也就足够了。

史学才能

中国人自古贵才，那么史学才能表现在那些方面呢？史学才能贵分析、贵综合。要剖开一件事，从各个方面去讲。比如元末起义军借助明教来起义，政治、社会、经济乃至宗教方面或是民间信仰，方方面面去解构。最后还得综合起来，窥见其本源，一事而多面，多面而一体。有这种才智亦即史学才能。

史学认识

中国自古也贵识，识与才不同。才是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总结能力。而识是辨别能力，见长能力。历史是全体性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个话题我之前说过了。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待。这里我有必要提一下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名家，就是提出「白马非马」论德那一家。名家以公孙龙、惠施为代表，注重一件事物的明其辨，主张事物的实，而实要用名来体现，故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和偏差，以达到实其名、名其实的统一。所以名家给人的印象是善于辩。白马非马就是其中一例。名家还有一个「坚白论」，所谓坚白论，是以一块石头为论点，围绕一个问题的分与并展开的一个著名论述。一块石头是坚硬的，颜色是白的，坚白之间不能分开，坚是看不出来的，只能用手去触摸感受其硬。而白是不能靠手去触摸就能知道的，只能看出来。如果我们闭着眼睛摸到一个硬东西，没有看到，就不能下定义说这肯定是石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白色东西，并没有去感受到其硬，也不能下定义说这是石头。要知道它是不是石头，只能感受其坚和看其白。两者之间不可独立存在。同时，坚、白之间的不能靠同一手段知道，所以坚白是孤立存在的。

我们回到历史研究的话题，若是我们能像坚白论一样看待历史，每件事都能见其大，用孤立的手段去完成一个孤立的答案，综合每个孤立的答案而成就一个真实的论断。历史过程中并非一时期一时期的，所以也是没办法真的可以孤立割开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为何要研究通史。历史是混元一体的，无间断、无刻度、无快慢进度、无停止。我们若能看待历史之远，便能了知历史之微。给出一个公正真实的论断。以后有机会我会详细讲一下名家的思维模式。

所以，要想研究历史专业一些，切勿近利、近情。任何历史之外的因素都不能影响历史研究本身，否则就真如世人所说的那句话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如此完美的研究手段和思维模式，然而却没几人能用上，皆去取西法为宝，殊不知本国之法才是无价之宝。

史学德智

中国人自古更贵德。有了历史才能和历史认识，更加需要具备史德。所谓德，亦即一种心智的修养。据前文说来，不能抱有历史问题之偏见，不武断，不主观臆断等等。诸如世人皆骂曹操，帝刘而贼曹，甚至写过《曹蛮传》。从感情因素都可以理解，但他本人是不是一点功绩没有，亦或是出卖全国利益，我们与小说家不同，要正确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此而已。

我们若能兼备以上三个条件：史才、史识、史德，自然可以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成果。反之，我们做研究历史之工作，正好可以自我塑造人格个品性，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问题的思维，增长我们心智，完善修养，提高见识，加深智慧。何乐而不为耶？

换言之，我们要做一个思想型政治家。所谓政治家，是要为国谋利，为民谋福，一切出发点以天下为己任，眼光独断，智慧卓越。一件事的主张或是政策的提出，须考虑万世福祉，也要思考其中的利害关系。世上难有完美政策，那么一项政策尚未出台，就要思考本政策到底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推进意义，会不会留下遗患，若有遗患能否解决，遗患对民众影响如何？靠什么福利去与民众交换其遗患的影响？政治家必须是实用主义者，本我主义者，只站在我国、我族、我之利益集团的立场来治世。而思想家，可以是浪漫的，并且很多一部分立场是站在对立政治家的，盯其缺漏，如此就能让自身完美，不会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贻害后世。

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做一位思想型政治家。随着时代岁月的变迁，很多东西都会变，我之前也讲到过，不仅政治会变、经济会变、社会会变，治学体系也会变。所以我不敢保证这些方法在下一个时代管用不，我只知道，只要学会了这种变通思维，到了下一个时代，子孙们自然会自我修改，推及整个文明，我们的文明也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的文明将会生生不息，永不断绝的。

今天我们研究的历史知识和需要的历史材料，与从前不同，与以后也会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我们本时代所需求的知识，古人诚然对历史有需要研究，很多东西让我们后辈望其项背，但有些研究成果我们时代已经用不着，而需要用的东西古人并没有研究出，那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这些历史使命了。研究新的成果，贡献给新的时代，这是本时代史学的大责任所在，谁也推不掉。

话说道这里，诸君应该明白，我们浩如烟海的史学材料，可能并不适合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了。诸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在宋代解决不了新史学课题，便出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实就是相当于司马光以当时的时代要求翻新撰写了一下历史。

历史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增写。比如至今还没出现《中华民国史》，我们就应该增写。中国脱离满清殖民统治这一革命时代，也应同时出现一部《革命史》，革命史与民国史会有着诸多牵连的地方，但着重点不同，史料本身的视角也不同，所以理应都要出现。

还有一种写法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可以新写一部春秋史、战国史、先秦史、汉史等。历史知识和材料与故人不同，自然需要新补充，甚至是推翻古人旧史。要有这个勇气和责任。

比如甲骨文清末才发掘出，逐渐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春秋战国时，古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自然不会拿出篇章来写文字在当时的史，今人就应该补上。

当然，翻新旧史，所根据的材料还是旧史，故旧史的研究重要性也至关重要，同样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性。旧史推翻，旧史依旧存在，只是古往今来没人在做这个翻新工作，貌似也没人敢做。那么我们这一辈呢？

有人可能要质疑，古人的论断就是论断，我们凭什么推翻，假如推翻，是否真的就应验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古代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不然，为什么呢？比如，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以国家最高元首的称号为例，他觉得王已经不够尊了，要发明新词，比王还尊的是帝，比帝还尊的是皇。「人皇以降，功德完就，称皇。轩辕以降，征伐治史，降德称帝。禹王以降，天下以私，降德而王」。汉字本是一个字就代表一个主题名词的，而秦始皇自认功过三皇，德过五帝，合称皇帝为尊。先不说他是否真的功过三皇得过五帝，皇帝二字合起来表达一个主题名词本身就是怪诞的，那么历史上不管他称皇帝还是称什么，他的真实定位只能有一个，其元首称谓的定号也只能是一个字。

皇、帝、王、（霸）、公、侯、伯、子、男、士、夫。皇到男，都是有一定自主权的领主，皇到王是必须统一全天下的领主，士、夫皆素王或某一方面龙头霸主。根据这种本有的元首称谓和定位，那么秦始皇或秦国要说比王或三代要功德高一点，那只能是帝。汉以后并没有有过兼并功绩，包括隋文帝、宋太祖，虽然也统一全国，但那时候大一统思想基础已经有了，统一战争并非兼并战争那样难打，战国诸国的立场点只在本国，如今天天下诸国一样。所以汉以后也不适合称帝，又该回到王的称号。

再如春秋战国诸国的爵位，有僭越的太多，那么自我僭越不管他怎么自称，历史本身价值定位就不该随他自称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天下之主而称王的，应该返回称其本爵。比如秦昭襄王只能叫秦昭襄公，楚怀王只能叫楚怀子等等。汉以后元首只能称王，封王、亲王类只能再降爵回到本称。

那么给出一部谁也动摇不了的史学定位观，旧史翻新写就至关重要，并且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如宋明以来，民间非元首领主之人也称某公，此一些列都不符合这些文字的本义之定位。如果没有一部史学定位观的历史出现，估计历史会继续混乱下去，举例称谓名词只是其中冰山一角。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放开眼界，敢于承担历史之大责任，做一个思想型政治家的史学家，去整理我们的历史，治学新的公正的史学价值观。才能真正从历史学上让后人以史为镜，端正民族立场，明晓作乱永贼之位，僭越不得史名，理顺混乱，服务子孙，简言之：让来者方便。

历史与政治是无法分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