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堂故事课作业 ｜斯人若彩虹
我是在某天夜里看到梅姐在微信给我的留言。
她说：你还记得不，小时候，我从窗户递进去一个鸡蛋，然后你回给我一个煎好的荷包蛋。关键是，那时父母总是把你反锁在家里，现在想想多不安全啊。
如果不是因为小时候被父母反锁在家的印象实在太深刻，我真的想不起来关于鸡蛋的这一幕。
那天夜里，我看着天空划过流星，家中阳台望出去是那样黑沉沉的一大片，江的对岸是繁华的市中心，而最繁华的市中心却少不了藏污纳垢的城中村。我知道她还住在那里。
我当然有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
父母对我挺好的，虽然谈不上多么亲热，但总是好的。家里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姐姐，特别爱漂亮，对我算不上多友善，但也从未欺负我。
父亲寡言，是一名体育老师，任职的大学虽不是什么985、211，但也生源充足，每个月发下来的工资加课时费，足够我们一家四口开支。
母亲精明，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说话声音总是细细尖尖的，语速很快，眼神喜欢到处打量人，平日里不那么受人喜欢。
姐姐进入青春期后，很多男孩子轮流在家楼下等她，她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坐上别人自行车的后座，后来是摩托车的后座，再后来是小汽车的后座。
我家住在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区，一排整齐的楼房，住的都是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即使少见大富大贵之家，也大都是小康以上的家庭，邻里之间客客气气，既维持着礼貌相待，又保留着文人相轻的底气。
楼底的背后，有一片阴影，那里是3间平房。乌黑的屋瓦透露着屋龄已经很不小，斑驳的墙面与周遭是那样格格不入。那里住着这个学校甚至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人，或说是最穷的人。
第一次走进那片阴影的时候，我有点抵触情绪，但父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提着两斤猪肉，门都不敲进就径直推门走了进去。
那家人对我父亲就像是长工对地主的态度，恭敬而顺从。而我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此后，我也从不敲门，想去就去，门也长年虚掩着。
屋里很暗，到现在我也搞不清，到底是因为光线太差呢，还是因为家具太陈旧，总之就是暗淡的。水泥地板，发黄的墙，积满油污的吊扇，二手的沙发，自制的木茶几。
客厅很小，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着木茶几，坐成一圈，大人坐在沙发上，小孩坐在矮凳上。
他们家有两个小孩，都比我大，一个是大我6岁的哥哥，一个是大我4岁的姐姐。哥哥不太搭理我，姐姐是个好姐姐，我叫她梅姐。
那年我8岁。
有段时间，我习惯一吃完午饭就往梅姐家跑。毫不客气的推门进去，必定看到梅姐和她妈妈正在收拾饭碗。
我叫一声叔，喊一声姨，梅姐的爸妈都乐呵呵的朝我点头。然后我就能听到梅姐对我大声说：阿弟，你来了！
我说，梅姐，我来看你洗碗。
于是我就蹲在她家厨房入口的台阶上，梅姐蹲在台阶下，转角处有一个水龙头，地上放着一个发白的铁盆用来盛水。
厨房其实是一条狭长的过道，顶上是梅姐她爸搭起的雨棚屋顶。下雨天会漏水，黑暗潮湿，只挂了一个昏黄的灯泡，摇摇欲坠。
梅姐平时就在这里，每天帮着她妈妈用木柴和煤球生火做饭，吃完饭后就蹲在台阶下洗碗。
我喜欢看梅姐洗碗，她抓起一把木筷子放手心里，两手刷刷刷的对着搓洗，特别麻利又带劲，然后用一块烂抹布飞快的给每个碗碟涂上洗洁精，接着泡在铁盆里，最后小心的打开水龙头，用一注小水流把每个碗筷冲洗干净。
我蹲在台阶上，聊着说不完的话题，有些是学校的趣事，有些是家里的烦恼，梅姐总是笑呵呵的听我说着，时不时的“评论”一两句，无外乎就是“这么厉害”、“不错哦”之类。
直到她全部收拾好，我才心满意足的起身回家去。
我妈说我是天生的穷人性情，就爱往楼底的黑平房里去，姐姐嗤之以鼻，只有爸爸时常面无表情的说一句：你们少说两句。
我并不在意，我就是喜欢看梅姐洗碗，喜欢跟她聊天，喜欢她家昏暗的灯光，喜欢她父母恭敬的态度、顺从的脾气。
这里的一切都跟我自己家不一样。
虽然过去有十年了，有些事情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10岁那年中秋，我拉着梅姐陪我去商场里买灯笼。我看着她在花花绿绿的电灯笼下踟蹰不前，用手摸摸这个，用眼瞅瞅那个，舍不得挪步的样子。
我说，梅姐我有钱，我买一个，你也买一个。
梅姐拍了一下我的头，说，你自己买，我回家做去。
我挑了一个变形金刚的灯笼，只要打开按钮，灯笼就会唱歌，又能变幻出五彩的灯光。
梅姐牵着我回到她家，在她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开始做灯笼。我坐在她的床榻上，看了一个下午。
她用铁丝弯成白兔的形状，用钳子拴牢口子，然后把白纸裁剪成刚好的尺寸，糊在铁丝上，最后用细绳子串起来，再放进一根小木条当提手。一个白兔灯笼就做好了！
我凑近一看，哦，里面还有一个小托盘刚好能放得下一只蜡烛。
我不以为意，说这个灯笼不会唱歌，也没有五彩灯光。梅姐说晚上我们一起放灯笼去。
那晚的月亮真圆，我的变形金刚电灯笼嗡嗡嗡的唱着歌，梅姐的白兔纸灯笼散发着黄色的微光，我们一起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开心的玩耍。
后来，我的变形金刚唱不出歌来了，五彩灯也不亮了，梅姐就把她的白兔灯笼给了我。
中秋之夜，我看着那个白兔灯笼亮了好久好久，灭了，梅姐再换上新的蜡烛，又重新发出黄色的微光。
有些古老的东西，总是比貌似高科技的产品更靠谱和恒久。
从那以后，每年的中秋，我都不再去商场买灯笼了，就巴结着梅姐给我做各式各样的纸灯笼。
我12岁以前，特别喜欢跟着梅姐出去玩，她有一股天生孩子王和大姐大的风范，附近的男孩子都怕她。跟着梅姐，就没人敢欺负我。
她天生大大咧咧，胆大心细，脸上从来没流露过忧郁的神情，总是一脸的热情和快乐，尽管她明明生长在一个窘困的家庭。
我跟着她去废品站卖过废品，十几斤的废纸，一大麻布袋的易拉罐，还有各种废弃的铁块和木条，这些都是梅姐平日的收集。我站在废品站里，看她唾沫横飞的跟收废品的中年大叔讨价还价，好容易将单价从3毛讲到3毛五分，又重复几次确认有无短斤缺两……当我不耐烦快等不下的时候，梅姐一掌拍在我的背上，笑着说：阿弟，我们去麦当劳，请你吃甜筒！
原来她多得了11块钱。我这才领悟原来花点时间去跟小事周旋，可以换来甜筒一般甜滋滋的感觉。
她也爱漂亮，但是只能带我去菜市场旁边的小店里买。若是100元的开价，她总是杀一半再减10元，最后就能以50元的半价成交。
她生日的时候，从没有蛋糕，她要么带着大家去沙滩上烤鸡翅，要么在家里炒海瓜子，要么在花园里煨番薯。
她愿意尝试一切新鲜的、不用怎么花钱的事物，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当然也无限热衷跟着她去体验这一切。
她从没把自己家庭的窘困当成羞耻，所以她心底没有自卑，她喜欢自黑式的吐槽，通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譬如，她的哥哥骨瘦如柴，而她则长得丰满圆润，别人问起怎么两兄妹差这么多，梅姐就哈哈回答：因为我哥吃饭抢不过我，都被我吃了！
譬如，朋友圈里传她跟另一个男生的绯闻，她从不避讳，还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也有淡淡的喜欢。
譬如，她英语很烂，有时让我给她听写单词，让我说中文，她则说出相应的英文。有一次，我说：看。她说：look! 我说：看一看？她说：look一look！
用母亲的话说，她就不是读书的料。初三那年好几次模考，她连总分的一半都没达到，总分720，她实力就在320左右。终于有一次她兴高采烈的告诉我：阿弟，我这次进步了，我考到了368分！总算过半！
在我12岁小学毕业升初一那一年，16岁的梅姐考上了外市的中专。
她去外地上学的第一年，给我写过很多信，而那时候的我渐渐发育成了一个青春期的叛逆小伙，对她的温情变得爱理不理，来信也是有一封没一封的一边回着，一边散落着。
直到我16岁时，父亲因肝病去世，我看见梅姐一家在殡仪馆里哭得死去活来。
三个月后，当我丧父的悲痛还未完全消逝，某天，母亲轻描淡写的告诉我——那个梅姐才是你的亲姐姐，她的爸妈才是你的亲爸妈。
我问为什么？
母亲只是低下眉头说：你爸走了，你想回去就回去他们家，反正你也很喜欢他们。
那年梅姐一家刚搬进学校旁边新建的一栋职工周转楼房里去，原来那三间光线昏暗的平房被夷为平地。我站在一片瓦砾前面嚎啕大哭，心底充满了从来没有试过的无助。
梅姐找到了我，她拉着我走进了他们的新家，她的妈妈冲过来抱紧我说：“我的儿啊，你终于回来了！”
她的爸爸摸着我的头，慈爱的看着我，还是木讷的不发一言。
这意味着我从此要变成木工的儿子了，我看着自己脚下那一双988元的nike球鞋，再看看梅姐一家四口拥挤的小房子，毅然决然的推开了他们每一个人，头也不回的跑了。
那是一段我不愿接受的历史：我是爸妈的第三个孩子，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很差，刚巧一个远房伯父膝下无子，便将我过继给他，还给我的父亲找了一份木工的工作，把一家人从乡下接到城里，安置在他供职的校园。
死去的那个父亲其实是我的远房伯父。
我永远记得，那年我16岁，刚上高一，伯母给我一笔钱，让我以后自食其力。
我知道之后每年给我交学费的人是梅姐，那时候她刚工作两年，但我不愿意见她。
直到我大学毕业，梅姐已嫁为人妇，父母也都老了，伯父的坟头也常常长满了野草，伯娘和那个漂亮姐姐已经多年不再联系，我也总算解开心结。
我满心纠结的去探望梅姐，她的工作环境不怎样，她的家庭还是很窘困，但她还是那样一脸的热情和快乐。
我看着她在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中慢慢憔悴，左手拿着奶瓶，右手握着锅铲，但还是维持着那样一脸的热情和快乐。
我才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明白，所谓生活的意义，并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并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并不是拥有强大的权势，无非是一家人，平平安安、热热闹闹、相亲相爱的生活在一起。
为了这样的意义而奋斗，才是我终此一生的目的——梅姐当然不会说出这样有“水平”的正能量宣言，但她一直走在这个方向上。
我不再为自己是一个木工的儿子自卑了，在这个诺大的繁华都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心里有惦记的人，就不会是贫穷。
有人住高楼，有人处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