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兵，挞伐骁勇见精神——读林贤治的《人间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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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梦幻而来，结果从梦境被逐放而去。但因此，他也就认识了许多：革命、政党、领袖……失败和受骗是最好的训练，他变得更加骁勇善战了。——引言
“梦与醒”是林贤治所著的《人间鲁迅》第十一章，主要记述先生从厦大前往广州，在中山大学生活的镜像。“革命尚未成功，吾辈尚需努力。”用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来描述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极其恰切的。梳理先生战斗的一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人生遭际，先生斗争的方式、斗争的对象就不一样。作为斗士，先生战斗所用的武器不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而是以笔为枪、以墨为刃，不论是小说的隐喻，还是杂文的直接“揭出病痛”，都充满着“战斗的激情”。
先生的战斗，不是“怨妇情结”的肆意宣泄，而是对国运和生民命运的关注，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笼中呐喊”。这种“深切的关注”显然已经跳出狭隘“小我”的圈子，具有深厚浓重的“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意义。带着含有母亲体温的八块银元只身离家，不是负气出走，而是为了呼吸外面的空气，寻找希望。跑典当行与药房的经历，让幼小的先生深切意识到贫穷落后与愚昧的可怕。立志学医，只是为了尽己之力避免像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悲剧再发生；弃医从文，因为清醒地意识到“体格再强壮，思想愚昧僵化，国家和民族永远没有希望”。因为生活在处处、时时都在“吃人”的社会里，所以唯有时时战斗，才能“掀翻人肉的筵宴”。在先生看来，苟活者和衣食无忧者如果思想与灵魂沉睡，他们不可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何以唤醒？坚船利炮下的淋漓鲜血可以激发“衰亡民族”的斗志，而似投枪、梭镖的文字更能激活沉睡的基因。先生不仅仅是呐喊，更是以自己的行动“冲锋陷阵于前列”。从厦大辞职前往“革命的发源地”广州与自己的“害马”团圆，新的战场也随之呈现在自己的面前。“随着党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紧张化，中大内部的斗争也变得日趋激烈起来。两年来，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学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两大营垒，尤以学生中的楚河汉界更分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生活与工作，如何自我保护，怎样战斗，如何不卷入是非，怎样不招来“党锢之祸”，诸多问题成为先生在广州生活时时思考和应对的。尽管自己是“在北京遭到通缉的逃亡者”，但是“到了广州之后，立即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在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时，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到是非的漩涡中，这一点，先生心里十分清楚。“置身于漩涡之中，稍有不慎，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
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复杂的环境，“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是先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智者身处危局而不乱方寸，首先就是站在“事外”静静地观察，而且三缄其口。但是，对于“不屈服于黑暗的斗士”来说，始终沉默和冷眼旁观不是他安身立命之道。积蓄到一定时候，爆发是必然。此中的爆发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战斗。虽然没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有时候比尸横遍野的杀戮更危险。文字的表达直击人的思想与灵魂，它造成的灼伤力有时候比器物释放的当量要大。正是如此，文字是先生用以对敌斗争的武器。当然，先生的战斗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和民族。“正是由于鲁迅对赖以生存的中国土地怀有一种类似‘恋母情结’般的感情，所以才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布满着痛苦的喧嚣和坚忍欲裂的哑默。”在黄埔军校所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是第一次公开表白的文学社会观”。在先生看来，文学是“为社会、为人生”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躲在象牙塔中自言自语和无病呻吟，更不是只盯住个人的名利得失。关注社会、关注国运、关注生民、关注人的生存……唯有这样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另外，斗争不是赤膊上阵的蛮干，也不能像“地下煤的形成”般，而是要讲求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从此，开始了他在广州‘忙碌的时期’。”参加各种辩论——分数多寡、及格与否、有无私心、对待革命青年优待与否等，会客青年学生，开“北新书屋”，申说文学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把社会上的黑暗势力真正地表现出来，加以痛斥和打击。除此而外，保护和激励进步青年也是先生重要的工作。
纲常混乱、乾坤颠倒的世道，先生战斗的力量是微弱的，撞击到似铜墙铁壁围筑的社会，反弹的声音细弱蚊吟。何以释怀？写作是最好的排解方式。在“失败：鲁迅的主题”部分，“几十年间，失败成了他的主要经历，因此也就同时成了他长时期痛苦思索的问题”，是对先生战斗生活的总结，也是战斗经历的真实写照。因为自己势单力薄，即使表现出孤勇者战斗的勇毅，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回顾整个的中国历史，又何尝不是一段长长的失败的记录呢？”历史的魔咒，个人的痛苦，即使如此，先生也没有停下斗争的脚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感召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先生近乎执拗地用“呐喊”唤醒“太健忘”的中国人。为文以伐，是先生斗争的主色调：缅怀先烈——《黄花节的杂感》、隐讽时势——《眉间尺》、文学应承担的社会价值——《革命时代的文学》、警示革命的人们——《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面对在蒋介石制造的“4.12大屠杀”中被杀的鲜活生命，“出离愤怒”的先生“真想把自己关起来，关成一座孤岛，不复看外面世界的罪恶与痛苦”。可是，“淋漓的鲜血”的残忍、孙中山先生的叮咛时时在耳畔响起，让先生时时进行灵魂叩问：“你能拒绝四面血潮的撞击吗？你能遏止来自内心深处的风暴吗？”但是，白色恐怖不会因为先生的愤怒与呐喊而变淡。这个时候先生意识到一个人的战斗是何其无力。“战斗能改造环境，但也需要环境。”对他来说，为了从令人窒息的环境中逃离，辞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先生始终认为，只有先活下去，才能更好地战斗。因为演讲和作文用语激烈已激怒当局，自己已成为当局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了自保，先生在白云楼过起“现代的隐者”的生活。“要保持良心和责任，就必须失掉快乐和自由。”目之所及的惨象、耳不忍闻的毁谤、理想与现实的撕裂，现代隐者饱受折磨。“‘四一二’大屠杀，与其说增强了他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成分，无如说加深了他对中国现实，尤其是革命问题的认识。”
“革命策源地”的血腥，让先生深切意识到“中国革命”面临的残酷现实。“革命的源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的地方。“中国是不是从此就没有了希望？”先生无数次地责问。“起于呐喊，终于彷徨。”带着“幻灭的悲哀”，先生决计离开广州，与许广平一起前往上海。“他是一个‘火鸦’，悄悄放一把火，就又突然走掉，且走后仍然放火：烧社会，烧自己。刚刚到了上海，他竟掉进‘十万两无烟火药’中，爆炸了！自然，引起爆炸的，绝不只是一个火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