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在北大（四）米价方贵 居京亦弗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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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拉丁区”
朱海涛曾在《北大的“拉丁区”与“偷听生” 》一文中回忆说：“当年的沙滩地区号称‘中国之拉丁区’。虽然这里物质条件简陋，但成百成千的人从几百、几千里路外来到北平，住到这19世纪的公寓里，恋恋地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
“有一位身在西北又不是北大人的朋友，三番两次地向我赞叹说，他第一次到北平，冬天的半夜里摸索到朋友的公寓。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冷冷的只剩下了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
“这幅图画给了他一个永世不磨的印象。就这样，多少无名学者在这里苦学、埋头！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学习区域。公寓的房钱，两块就成；吃饭，便宜的小饭馆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读书，则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绝对将你当作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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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旧址沙滩红楼
而在邓九平主编的《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同心出版社）的《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杂忆》一文里，任继愈先生也是这样回忆老北大的旁听生：
“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
写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中的一位，传为佳话。
其实当年旧北大的图书馆还有‘旁阅生’和‘偷阅生’（临时铸造的新词，自知不妥，并无贬义）。这一条渠道也曾给一部分社会自学青年提供了读书的方便。
这些自由出入图书馆的读者，除了不能从书库借书外，实际享有查阅中西文开架书刊文献的一切方便，与北大正式生没有两样。说来也奇怪，在这种极端开放、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从没有听说图书丢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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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纪念雕塑
正象本雅明所描述的十九世纪的巴黎：
“城市游荡的波西米亚人群里混合了激进的诗人和密谋的革命家”，在北大沙滩红楼所聚集起来的一批批无偿的、无序的蹭课生们在激烈地讨论着理想、文化、学术、社会、国家，从中涌现出一批批仁人志士、国家栋梁，有的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人才。
老北大的旁听生们后来名气和成就往往并不在正规生之下，如毛泽东、瞿秋白、陈毅、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柔石、潘漠华、冯雪峰、杨沫、成舍我、孙氏兄弟（孙伏园和孙福熙）、曹靖华、周建人（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周作人两兄弟更是引荐他们的三弟周建人到北大哲学系课堂旁听）、金克木、李苦禅、王度庐、许钦文、王鲁彦、韦素园、俞秀松、章衣萍、李伟森等。
一个名字就是一段传奇的旁听故事，一长串的北大旁听生姓名，彰显北大老校长们的宽容睿智、五四青年心怀天下的情怀，凸现出二三十年代的老北大旁听生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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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不少成为后来的革命者、革命文学家。不少早期共产党人就以北大旁听生身份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1893—1976)，实在不用过多介绍，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他老人家。
他先后两次来北大，第一次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达北京。在京之初，主要是会同蔡和森等人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
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于1918年9月底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馆助理员，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还与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人有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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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当年的工作场所
在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并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名人学士，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
还参加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名义，请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作报告及解答问题。
日后在陕北窑洞当红色中国领袖的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谈起他在北大的岁月时说：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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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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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两次旁听，对毛泽东的影响颇大，甚至在这里收获了他与杨开慧的爱情，对此，毛泽东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在北京，毛泽东及时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颇受影响。
对此，毛泽东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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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公园
“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现在，还会有像青年毛泽东那样工读互助、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的打工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