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税收—古诗词中的税赋之痛
诵读中国传统诗歌，既可以读出无限美感与震撼，也可以读出不尽的苦难与悲惨。当我们从赋税角度寻觅翻检几千年浩繁的中国传统诗歌档案时，感受最深的或许不是那些吟咏风花雪月的闺怨与聊以自慰的壮志豪情，而是那些早已被沧桑历史深深掩埋的，在皇权专制赋税制重压下失去自由的劳苦大众的诗意泣诉与控诉。诗能证史，亦能证税。透过中国传统诗歌，我们不难窥测到中国传统皇权赋税制的本质与演变轨迹，不难体验皇权赋税重压下老百姓的税赋之痛和积压心中的怨恨。
一、横征暴敛之痛
皇权专制赋税制横征暴敛本性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从先秦至清末的历代诗歌里，都有记载与反映。在唐宋诗歌中，唐时秦韬玉的《贫女》一诗最具代表性：“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通过记述描写一个贫困女子的生活状况与无奈的取舍，对皇帝及其统治者不顾民生横征暴敛的残酷性给予了委婉的控诉。唐朝诗人杜荀鹤在《山中寡妇》中写道：“夫因兵死守蓬茅，麻兰衣衫鬓发焦。桑拓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即使是田园荒芜挖野菜充饥，也依旧要纳税，无法逃避官府的征徭。反映了唐末赋税、徭役的沉重。同样，李绅的《悯农诗》也是在控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对此，苏轼也有诗为证：“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这一诗化的记述，在《宋史•食货志》中则有明确的记载与印证。其时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种赋税之害到了明代，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至粮外之役，尤能破家。”
毋庸讳言，在皇权专制赋税制下，广大老百姓所承受的赋税之痛，简直无法测量，无法用语言表达。元代有诗曰：“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而在所有的赋怨与税恨诗中，杜甫的《兵车行》记述得最为真切：“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在《杜陵叟——伤农夫之困矣》一诗中，则以诗记述了皇帝“免税令”如何被税吏变相执行而胎死腹中的故事。“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事实上，专制赋税制对老百姓的盘剥与掠夺，不论朝代如何更迭变化，龙椅如何变换主人，其横征暴敛的本性从未改变过。乐雷发在《逃户》一诗中明确记述到：“租贴名犹在，何人纳税钱。烧侵无主墓，地占没官田。”老百姓不堪赋税之重的现象，在南宋末一些诗作中也有记述。江湖派诗人叶茵在其《顺适堂吟稿》甲集《田父吟》中写道：“老天应是念农夫，万顷黄云着地铺。有谷未为儿女计，半偿私债半官租。“元人唐元的《田家苦》，则直接记述了农民“旧逋未了新逋积”的凄苦。因此，即便就是在丰年，老百姓也难以过上好日子。王问在《田家行》中这样写到：“人言亩收八斛余，官禀私租未及输。乐岁家家犹自苦，今日江南不如古。”
与此同时，统治者却是挥霍无度，恣意浪费。以晚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出嫁为例，仅赐钱就达五百万缗，而这一项支出已超过当年岁入的四倍。“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爱之，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它物称是。”可想而知，所有这些负担，最终都会落在老百姓的头上。结果，只能如杜甫所言：“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已诉征求贫到骨”，而祸害最深的是，历代专制赋税制不仅有“常贡之征”——药材和珍玩之物，而且有各种名义的“特征”。晚唐诗人陆龟蒙七绝《新沙》这样记述：“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赤年年税紫芝。”
二、赋税变革之痛
由于专制赋税制的根本与基础没有改变，因此，每一次赋税制改革，都不可能实现赋税增进全社会与每个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只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修修补补。以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赋税变法为例，每一次赋税变革，其最终命运大同小异，都无法从根本上增进老百姓的利益。相反，会成为官吏新一轮横征暴敛的起点与借口。
“贡助彻”是中国赋税史上的第一大主体税种，而以后发展得更为成熟的“租庸调”，则为第二大主体税种。然而，尽管其法律精神都是“有田必有租（田赋）、有身则有庸（劳役）、有家则有调（特产）” 。但结果，几乎成为官府新一轮盘剥老百姓的合法根据。以唐朝时期杨炎的“两税”变革为例，其出发点和动机也许不应苛求，可能既是为了唐王朝江山的千秋万代，也不排除有体恤老百姓生活之艰的成分。但由于正税之外的加征则使百姓苦不堪言。翰林学士刘允章曾言“两税法”导致农民有“八苦”：“民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成。” 对此，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重赋》一诗中这样记述到：“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而这一现象，被后世概括为“黄宗羲定律”。
因此，唐代诗人张籍（约767—约830）在《西州》《洛阳行》《董公诗》等诗中，就为“租庸调”招魂，怀念“租庸调”。“羌胡据西州，近甸无边城。山东收税租，养我防塞兵。胡骑来无时，居人常震惊。嗟我五陵间，农者罢耘耕。边头多杀伤，士卒难全形。郡县发丁役，丈夫各征行。生男不能养，惧身有姓名。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
三、苛捐杂税之痛
与专制皇权赋税制横征暴敛结伴而行的，是各级官吏出于小集团利益，绞尽脑汁开辟的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这是造成百姓妻离子散、无以为生的又一普遍性根源。对此，聂夷中在《伤田家》中这样记述百姓生活的窘迫：“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值得再一提的是，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杨炎的“两税制”改革，到了“贞元、元和之际”（804年前后），虽然相隔仅20多年，“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法令依然历历在目，但现实中以“两税制”变法的名义加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已经将老百姓压迫得奄奄一息。白居易在《秦中吟十首》中就详细记述了各种打着“圣旨”的旗号，对百姓加征各种苛捐杂税的残酷景象。
事实上，在皇权专制赋税制下的各级官吏，不仅大肆掠夺民脂民膏以取悦皇权，谋求个人的升迁，而且会肆无忌惮地通过各种名目的加征，贪得无厌地攫取巨大的私利。对此，李翱曾奏称：施行“两税”之后，各地节度使又假借向朝廷“进献”之名加派赋税，其所得之中只有三分之一用来应付“进献”、而三分之二都装进了私囊，于是，使得“（百姓）父子、夫妇不能相养”。而且，为了征得更多的税，官吏们往往挖空心思地开辟税源。比如，随着城市“坊市”制发展，官吏们也开始注意农村里的“草市”，在“草市”直接设立征收机构。王建的《汴路即事》一诗中，就记写了这一特定的税事：“千里河烟直，草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乡。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
其实，苛捐杂税并非后世才有。早在《诗经》中，就有大量关于官府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各种痛苦的记述，有对数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怨恨与控诉，有对赋税繁重的泣诉与诅咒，更有对统治者滥用赋税的怨恨。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描写了永州蒋氏一家宁愿冒死捕蛇而不愿缴纳沉重的赋税，感慨人民生活之困苦而苛捐杂税之繁重，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悲叹。
四、税吏残暴之痛
自古以来，充当皇权专制赋税制打手与工具的“税吏”形象的确恶劣，诸如“残暴”“野蛮”“凶横”“霸道”“不讲理”“无人性”等词汇都可以归属于这个群体。究其根源，就在于皇权专制赋税制本身非人道、不公正的制度本性。毋庸讳言，有什么样的政体基础，就会培养什么样的官吏品质。因此，税吏的这些恶性一旦发作，就会加剧老百姓的税痛与怨恨。
关于税吏的苛酷与霸道，在中国传统诗歌里比比皆是。唐代文学家皮日休在其《橡媪叹》中，就借一个老太婆之口对税吏的苛酷与霸道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嚗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唐代诗人王梵志在其《贫穷田舍汉》中，也记述了“乡官里胥“打击抗税”百姓的残暴行径：“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苦，重重逢苦灾。“宋沂在《东海谣》中则对“县官索租”导致老百姓生活凄惨的境况作了详细的记述：“今年垅亩秔稻空，县官索租到疲癃。丁男登山拾橡栗，妻孥含酸向人泣。”
北宋诗人文同《丹渊集》中的《织妇怨》一诗，同样细致地描写了里胥催捐的卑劣形象：“掷梭两手倦，踏茧双足趼。三日不住织，一匹才可剪。织处畏风日，剪时谨刀尺。皆言边幅好，自爱经纬密。昨朝持入库，何事监官怒？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父母抱归舍，抛向中门下；相看各无语，泪迸若倾泻。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踞门限，叫骂嗔纳晚。安得织妇心，变作监官眼！”元代陈铎也有一首小令《沉醉东风》，描写刻画了里长敲诈勒索百姓的丑恶形象：“小词讼三钟薄酒，大官司一个猪头。催促欠税粮，剖判闲争斗，在乡权一股平收。卖富差贫任自由，怕什么强甲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