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 |《杀人回忆》的故事结局为什么是开放性的?
作为一部犯罪类型片，《杀人回忆》在故事结构上似乎是不完整的。一般而言，犯罪片的叙事重点侧重于警探捉拿罪犯、阻止犯罪的过程，罪犯最终有没有落网是这一类型影片吸引观众的最大悬念。然而《杀人回忆》在这一悬念的处理上显得鹤立鸡群——影片的最后，朴探员与真正的凶手擦肩而过，凶手仍逍遥法外，故事却在朴探员错愕的眼神中结束了。
显而易见，这一开放性的结局极大地挑战了观众传统的观影经验乃至道德观念。凶手竟没有伏法？想必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一设定，因为这严重地威胁到了他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一贯信念和期待。就这一方面而言，《杀人回忆》的结局是极具颠覆性和现代性的。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故事是半成品，相反，这个强而有力的结局使得影片主题得以升华并臻于完美。
韩国电影在近十几年来的类型化和商业化发展中，始终秉承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情怀，以现实题材和真实事件为蓝本的犯罪电影是韩国电影的一大特色，韩国人将之称为“Faction”，即纪实与虚构相结合，根据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犯罪事件或以现实人物为原型改编的电影。这类影片近有罗宏镇的《追击者》（2008），远有奉俊昊的《杀人回忆》（2003），不一而足。
《杀人回忆》取材于1986年至1991年间韩国京畿道华城市一带，以女性为作案对象的连环奸杀案。在4年零7月的时间内，罪犯接连犯下10起命案，但最终并未落网。到2006年4月，第十起事件的十五年上诉时效也已到期，即便今后罪犯落网也不能再进行审理，因而这起连环凶案真的成了被尘封的历史——一段“杀人的回忆”。
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尊重历史真实是这部影片采取开放性结局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全部。更重要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奉俊昊是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的。
韩国经济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由于韩国的基础建设在朝鲜战争中被摧毁殆尽，数以百万计的韩国人民挣扎于贫困和失业之中。自1963年总统朴正熙掌权之后，历届韩国政府都将发展经济列为头等大事，实行“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70年代以来，韩国进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一时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被人们称为“汉江奇迹”。
但“奇迹”背后鲜为外界所知的则是，与工业化和经济腾飞同步进行的军事独裁统治。1961年，军人出身的朴正熙（朴槿惠之父）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以张勉为首的民主党政府，以军人政权为基础实行军事独裁。朴正熙连任第5至9届总统，把持韩国政权达16年之久，在任期间无情镇压在野党和工人、学生运动。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焕效仿其进行军事政变夺权。1980年5月，上台不久的全斗焕下令镇压光州的民主运动，酿成了震惊世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全斗焕在人民的反抗和美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并遭到审判。同年12月，韩国开始第一次总统直选，卢泰愚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自此韩国才开启了民主化进程。
我们不难发现，《杀人回忆》的故事背景设定于一个敏感的节点上。影片序幕提示观众，朴探员第一次见到那具女尸是在1986年10月23日。这是一个可解读出多重意义的日期——1986年既是连环凶案的起点，也是韩国独裁统治进入倒计时的日子，更是韩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资本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影片在影像上有意无意地强调稻田与工厂的并立，这正是韩国社会转型期的真实写照。
对于犯下这一系列惨绝人寰之罪行的凶手，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更大的时代背景下去审视。“汉江奇迹”之所以被称为“奇迹”，就是因为西方国家用近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韩国仅用了四十年（1953-1996）.在享受这一经济飞跃的成果的同时，韩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不能狭隘的等同于工业发展，与之相伴配套的还有社会的转型与适应。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如果说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转型就是社会变迁当中的“惊险一跳”，就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这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全新的变化。韩国在这一时期的问题，恰恰出在社会转型上。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对韩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占人口多数的下层人民一方面被市场经济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加之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忽视与暴力镇压，社会矛盾便由此滋生，表现出来的症状之一便是性压抑。
影片中的凶手作案手段具有明显的特征——受害女性多被自己的衣物如胸罩、长筒袜捆缚并勒死，继而弃尸田间，从受害女性的阴部还发现了各种异物。这些特征为我们勾勒出了凶手的行凶动机：对异性和性行为极度渴望，却出于某些原因不能接近异性，进而导致心理的病态扭曲。到底是出于哪些原因，影片中并没有明确给出，但并不难猜——社会对女性的物化（红衣、情歌、黄色期刊、陪酒小姐）激发了男性的欲望，但这一欲望因为与传统保守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生活水平的低下而缺乏发泄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暗示我们这种性压抑并非个体情形，而是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社会心理。这一点在那些被抓来的嫌疑人身上多多少少也都有所体现——智障白光昊经常尾随年轻漂亮的女性；工人乔秉淳借着凶案报道满足自己的性幻想；青年朴海日常在雨夜点播一首忧伤的情歌。更甚者，就连追捕真凶的探员也不见得有多干净，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乔勇古跟朴探员闲聊时一脸嫉妒地问起“大学生开房间滥交的事是真是假”，其内心的想法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虽然他们不是真凶，但也并不全然无辜，甚至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这多起凶案并非都是一个凶手所犯，把凶手说成一个人，倒不如把他当作一个概念和象征，一个借以逃脱罪行、迷惑外界的幌子。
洋洋洒洒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影片结局不肯交代凶手的真实身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影片的矛头对准的并非一个心理变态的个人，而是滋生这种变态心理的社会。自然而然，个人怎能代表整个社会，不点明凶手身份使得观众回过头来对影片传递的时代背景进行了重新审视，间接而隐晦地达到了批判社会的目的。对于社会的批判还表现在讽刺其警察系统的无能和低效上，正是由于办案条件不完善（正如朴探员所说，美国地方大用脑子办案，韩国鸡巴大小的地方，用脚办案就行了），导致案件侦破进展缓慢，凶手迟迟不能落网，只能任由其逍遥法外，继续行凶作案。作为间接导致惨案发生的一方，无能的警察和政府体系难辞其咎。鉴于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提及这一点，这里就不进一步展开论述了。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导演奉俊昊作为一名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同样使得影片在故事设计上倾向于采用开放式结局。
故事尾声处，影片将镜头推进到多年之后，当初的连环凶案已成为尘封的记忆，相关人物也被时间的洪流冲刷殆尽。朴探员离职经商、生儿育女，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他心头仍埋着一根隐隐作痛但又不敢触碰的尖刺。这股刺痛驱使他如飞蛾扑火般再次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回到那个给他带来无法愈合的人生创痛的起点。
金黄的稻田仍然结满了丰硕的稻穗，只是不见了那帮嬉戏玩闹的孩童。那个鹦鹉学舌的男孩怎么样了？他长大了吗？想必他也成人了吧。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但愿他没有重蹈父辈的覆辙吧。
朴探员站在水泥板盖住的沟渠前顿了顿，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仿佛那具惨死的女尸仍被藏在下面。一股莫名的恐惧突然涌上观众心头。朴探员探身下去张望，干涸的沟底空空如也，女尸早已不在，这不禁让人长长的松了口气。
但接着一个稚嫩的声音将整个故事拉向了无法挽回的黑暗深渊。放学回家的小女孩看到了朴探员，好奇的上去询问：你在看什么？朴探员起身，望着这个小女孩含混地说：没什么，只是看看。小女孩说：真奇怪，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朝底下望，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说想起了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所以回来看看。这话如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击中了朴探员，但事到如今他也无能为力。朴探员心有不甘，仍存着一线希望问道：他长什么样？小女孩轻轻地说：和普通人一样啊。错愕的朴探员彻底被打垮了，逃避了这么多年，最终仍逃不过这道创痛。随即他转过身，仿佛不经意间与观众的视线相撞，镜头便定格在朴探员那摄人心魄的凝视之中。
剧情的张力在这里达到顶点，朴探员难掩饰自己内心的绝望和悲痛，这并非他一个人能承受的来的，也不该由他一人来承受，因而他将视线转向了观众，仿佛在对镜头说：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注视着我，但你们真的感觉到我的伤痛了么？
与开头呼应的场景、轻描淡写的对话、与真凶檫肩而过、直面观众的镜头——这个刻意为之的结尾处处显露出创作者的意图和指向。历史不该被忘记，麻木的民众必须保持清醒，稻田下的女尸并未消失，它已化为尘土再次滋润了我们赖以为生的土地。这金黄色沉甸甸的稻穗正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正如那个鹦鹉学舌的男孩正是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也如我们今日的世界正是从那阴暗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凶手从未随着历史的步伐而湮灭，只要我们仍不肯觉醒，仍不肯正视我们的错误，他便如一片阴云般如影随形，笼罩在我们的心头，藏匿于我们的身边。
最后，《杀人回忆》是一部现代性的电影。一方面，现代影视艺术的最大表征是“不主张把现实分析给观众看，而是把现实展示在观众眼前，让他们自己去分析”。而《杀人回忆》的开放性结局促使观众参与到故事意义的建构中来，为观众提供了更大的满足感和艺术享受。另一方面，开放式结局的丰富语义，可以传达更多元化的主题思想，最大程度地迎合了当今这样一个价值观越来越混乱的时代。
早从二战之后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及后来的生活流电影开始，开放性结局便已被广泛提倡。直到今天仍受到广泛称誉的影片《偷自行车的人》（1948）和《四百击》（1959）便是早期开放性结局的典型代表。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开放式结局都存在着，并且越来越丰富的存在着，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
说明：这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发出来充数，见谅。
本文完 | 作者E3F058@知乎| 更多文章请浏览我的知乎专栏：迷宫路口
For Mi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