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城怀古：为彭泰来呈请入祀乡贤祠的“末代帝师”梁鼎芬
《宋城怀古·人物春秋》：
晚清官场第一奇人梁鼎芬
梁鼎芬，号节庵，辛亥革命后任“末代帝师”，被授予"毓庆宫行走"
晚清官场有一个奇人，名曰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 ，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别名不回山民、浪游词客、翠羽词人、孤庵、病翁、葵霜、藏山、藏叟等，室名日“有耻堂”、“葵霜阁”、“栖风楼”、“抗愤堂”等，广州府番禺县人。少失父母，寄养姑家。曾就学于正五品卿、菊坡精舍山长、岭南大儒陈澧的门下，且得到翰林院编修、舅舅张鼎华的教海。清光绪三年(1877，考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考取第二甲第三十三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九年(1883)，授翰林院编修。
有道是:“精神即性格，性格即命运。
梁鼎芬可谓少年得志，博学且有奇才，但性格十分怪异，是晚清著名的“一根筋”，导致他在仕途上坎坷曲折。他经常做出一些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的事情简直就像滑稽剧，世人送他一个外号，叫作“梁疯子”。
在政治舞台上，梁鼎芬投入的“精彩”表演，往往被人们当作疯子之举。他的“糊涂”且投入的“精彩”表演，感动了自己，却没有感动别人。
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一味主和，于光绪十年(1884)四月二十七日与法国代表、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简明条约》。李氏迁延观望，错失时机，人莫敢言。
李鸿章
以敢于直谏著称的梁鼎芬上书弹劾李鸿章，“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张祖翼《清代野记・翁李之隙》)，名震全国，蜚声朝野。奏疏云:“为疆臣骄横奸恣，罪恶昭彰，吁恳特旨明正典刑，以申国法，而纾众愤。”
那么，李鸿章何许人呢?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庐州府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市)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心腹大臣！
一个小小的輸林院编修敢有此举，不啻于虎口拔牙，在太岁头上动土。梁鼎芬的弹劾，只能是徒劳之举，还为自己招来了一系列处罚。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梁鼎芬被“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清史稿・梁鼎芬传》)，任太常寺司乐，成为清王朝空前绝后的“从九品翰林”。翌年，梁鼎芬又由从九品翰林到被劾免官。为此，梁鼎芬十分愤怒，一气之下镌刻“年二十七罢官”一方小印，作为自我调侃之物。同时，他还收拾包袱，回广东老家。
道家的经典《老子・五十八章》云:“祸分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冥冥之中，命运已经给梁鼎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当时，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张之洞正以“激励风节”为名，招纳“挂误失意”的朝士以为己用。梁鼎芬加入张之洞的幕府后，长期追随左右，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尽其能事。他力助张之洞度过晚清政局的重要转折时期，功不可没，不愧为张之洞智囊团最得力的幕僚。“文襄大事必以谘询，辄深谈竟夜，习以为常。(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
張之洞(1837-1909)
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慕梁鼎芬“天下高其风节⋯⋯学问如此渊博，重信不疑”(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去思碑与纪功碑》)，聘请他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梁鼎芬穷其一生，都在寻求这句话的真谛。
清代，端溪书院是岭南地区的著名学府，梁鼎芬在这里为发展岭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端溪，原本是地名，位于今肇庆市端州区东郊羚羊峡口的烂柯山。由于用端溪一带所产的砚石制成砚台，具有“呵气可研墨，发墨不损毫，冬天不结冰”的特质，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在唐代，端砚已被列为贡品。
因此，广东按察司佥事李材于明万历元年(1573)创办书院时，就以“端溪”命名。
清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重修端溪书院，堂宇古雅，规模宏大。尊圣阁易名“景贤阁”，楼阁下面为“全祖望祠”，祠东为更衣所，祠西为祭器所；东西两廊有斋舍三十二间、监院室一间、书库一间。大堂匾额“广德堂”和掞天阁下面的讲堂匾额“教忠堂”，乃梁鼎芬题书。
社会的进步使梁鼎芬的眼光不再留恋古人遗留下来的“四书五经”，而是放眼于天下，纵横四海，吸纳吞吐，容天下之技而为己用。他大力引进和传播近代西方列强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先进知识，传道、授业、解惑，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培养人オ，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梁鼎芬突破专课八股制的旧式书院风格，致力于将端溪书院改造成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他修订《端溪书院章程》、《端溪书院学规》、《端溪书院生徒住院章程》等，力求做到有章可循。
同时，梁鼎芬还十分重视藏书的搜集与管理，创建藏书库，设置大书架三十七个。除了购买书籍外，他还提倡捐赠书籍，致力于搜罗历朝历代和同时代的人文集，以及各省的地方志书，促进了书院藏书量的发展。当时，藏书有经、史、子、集、典志、类书等563部，共9482册。
在肇庆府府城，梁鼎芬写下的题联甚多。从这些联语中，可以窥见他的为人处世风格。
肇庆府高要县知县韩际飞修，邑人何元、彭泰来于清道光六年(1826)纂《高要县志・建置略》载，忠节八贤祠位于肇庆府府城的隔岗，原名“净明寺”，由肇庆府知府陈可大于南宋绍兴年间建造。明嘉靖二年(1523)，肇庆府知府曾直改建为“忠节八贤祠”，祭祀“精诚傥直”之人，分别是唐代张柬之、李绅，北宋刘挚、邹浩、胡寅，南宋胡铨、雷正、张世杰，共八人。
梁鼎芬为忠节八贤祠撰写一副楹联，言尽人意，感人肺腑。联曰：
流落岂云悲，独怜迢递修门，无路再陈万言疏;
精诚傥来格，应念徘徊壤屋，有人重赋八哀诗。
梁鼎芬曾为端溪书院爱莲亭撰写一副楹联，联曰：
前贤草木皆可故；
独对江山有何思。
星岩书院为知端州军州事包拯于北宋康定元年（1040)创办，是肇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书院，位于城北宝月台，聘请已致仕的前端州郡刺史梁燮任掌教。
梁鼎芬为星岩书院众绿厅撰写一副楹联，道出了书院所处之地宝月台的胜景。联曰：
招邀数君子；
沉醉万荷花。
同时，梁鼎芬还为星岩书院的斋舍撰写一副楹联。联曰：
切云明月修奇服；
苦茗青灯要此时。
在肇庆府府城，梁鼎芬写下多首诗作。透过这些诗作，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境界。
梁鼎芬赋诗《初到肇庆口占一首》，描写了沿途的风景。诗云:
峡尽见江城，江流日夜争。
几人画形胜，满眼说升平。
入境知民俗，怀贤识令名。
微躬系风教，何以慰诸生。
梁鼎芬写下《端居赋兴》诗，道出了悠然安逸的心境。诗云:
闲庭雨过昼添寒，柳竹青葱俯一栏。
渐与世疏文笔放，偶缘春好酒杯宽。
石唇苔润初安白，水面萍分独下竿。
惟有佳禽笑多事，中年心意未阑珊。
光绪十三年(1887)，梁鼎芬与徐铸同游肇庆七星岩，写下《同徐铸访七星岩，石罅祖龙学题名，作长歌》诗。诗云：
秋风动地潭水枯，清游载酒子与吾。
笑谈已过芡塘外，回见村屋皆画图。
纷纷姓氏满岩洞，周书宽博包书癯。
范阳择之亦至此，博陵崔子相驰驱。
更闻石罅字未灭，苏斋有纸不得摹。
春洲畸人始寻见，著书且补仪徴无。
我今粗猛仗心胆，子复英特少髭须。
巉岩共向仄径入，鞠躬恍若公门趋。
余生世途每宽坦，到此真觉形体拘。
手扪苔壁引蛇沫，以火斜烛相叫呼。
分明七字鲁公体，银钩洒落琼枝腴。
回身小立若有会，追忆史乘微叹吁。
公昔从游泰山下，要埒守道兼宽夫。
抗言衍圣定百世，袁州启学繁生徒。
临川柄国枉人罪，酒瓶三百轻召辜。
惜哉不遇张子厚，流窜德庆成冤诬。
遗文焕斗穆修派，手力傥可分开洙。
此官虽鄙奚足贵，方寸萧散谁能逾。
题名山涧知几处，大云铜石罗浮俱。
他年同著几緉屐，尽收宝刻当瑶瑜。
至今，七星岩风景名胜区摩崖石刻还保存着“梁鼎芬题名”石刻。
“梁鼎芬题名”石刻位于石室岩下的石室洞副墨岩洞内的尽头之处，镌刻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石刻高0.2米、宽0.45米，楷书，字体秀劲，刻工精湛。
原文为:
梁鼎芬、徐铸同游。
说起张之洞的教育功绩，梁鼎芬功不可没，时人称张之洞“言学事惟鼎芬是任”(《清史稿・梁鼎芬传》)。张之洞更是充分肯定梁鼎芬的教育功绩，称赞梁鼎芬“学术纯正，待士肫诚，于教育事体，大纲细目擘画精详。任事多年，勤劳最著。”(苑书义《张之洞全集》)同时，张之洞请求朝廷赏加梁鼎芬为正二品衔，以示赞扬与鼓励。
梁鼎芬对自己与张之洞共同开创的教育业绩颇感自豪，自题对联于武昌府(今湖北武汉市)两湖书院的寓宅大门。联曰：
往事忆觚棱，身別修门二十载；
新阳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对于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梁鼎芬自是涌泉相报。张之洞调到哪里，梁鼎芬就跟到哪里。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梁鼎芬就跟着前往武昌府，在两湖书院任史学分教、山长等职。
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梁鼎芬又跟着前往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主讲钟山书院。
日子差一点就可以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但梁鼎芬又一次“忍不住”，上书弹劾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袁世凯。
《清史稿・梁鼎芬传》云: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鼎芬“入觐，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
最初，张之洞不知道梁鼎芬有此奏疏，闻后叹息，又惧怕受其牵连。果然，梁鼎芬的忠心不得好报，再度激怒了慈禧太后，被慈禧太后下沼诃责。他遂“引疾乞退”(《清史稿・梁鼎芬传》)・以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市)焦山的海西庵为清静之地，与世隔绝，闭门读书。
世人都说梁鼎芬简直就是“愚忠”典范，演出了一幕幕极尽“愚忠”的闹剧。
梁鼎芬“愚忠”于光绪帝的轶闻，就是极具讽刺性的故事。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ー日(1908年1月14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帝躺在冰凉且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间。梁鼎芬“奔赴哭临，越日即行”(《清史稿・梁鼎芬传》)。
清·光绪帝
梁鼎芬两度前往位于易州(今河北易县)梁格庄的清西陵，叩谒光绪帝暂安之殿，在梓宫前面“瞻仰流涕”(《清史稿・梁鼎芬传》)。为了表达对光绪帝的景仰和思念之情，他还在寝殿的外面露宿。
在建造光绪帝的崇陵时，梁鼎芬经常到工地瞻视，且为工程建造筹款募捐。光绪帝出葬时，他由两个亲随搀扶到崇陵前执绋，从行宫一直走到地宫。当人们将棺椁、陪葬品布置妥当后，已经全部退出地宫，唯有他还疯疯癫癫地坐在地宫里面，准备为光绪帝殉葬。后来，他被亲随背了出来，才算完结了事。
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梁鼎芬从未忘怀。
光绪三十五年(1909)，张之洞去世。梁鼎芬闻讯后，亲自送到张之洞的原籍——直隶省南皮县(今河北南皮县)双庙村。在张之洞发丧的路上，他一路步行，一路号啕大哭，老泪纵横，悲痛欲绝。他的痛哭之声，竟压过众孝子。
梁鼎芬为张之洞撰写了一副挽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张之洞的深切缅怀之情。联曰:
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
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惟我久，凄凉廿载，怀知哪有泪干时。
张之洞殡葬后，梁鼎芬仍然在张之洞的老宅前面徘徊不走。此后，他每次坐火车经过南皮县时，必定肃然起座，面东敬立，以示哀悼。他晚年在北京时，每月十五日必到张之洞祠行礼。
辛亥革命后，梁鼎芬闲居上海，以遗老自居。
民国五年(1916)，在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推荐下，梁鼎芬潜心为年仅十多岁的溥仪写“起居注”，把溥仪吹捧为“真英主也”(溥仪《我的前半生・母子之间》)。
末代皇帝：溥仪
次年6月30日，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策划复辟。卧病多日的梁鼎芬强行打起精神，以清王朝皇室代表的身份前往总统府，威逼黎元洪“退位”“让国”，“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民”(蔡东藩《民国演义》)。
黎元洪
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康有为等群党，拥立十二岁的溥仪登基，宣布“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清史稿・张勋传》)。然而，仅仅过了十二天，“张勋复辟”便失败了。
张勋
民国八年(1919)11月14日，病忧交加的梁鼎芬在北京去世，葬于崇陵右侧的小山，永远为光绪守陵，赐谥“文忠”。
这位光绪年间的进士，官至布政使一职的士大夫——梁鼎芬，在临死之前，始终不肯与已生存八年的民国握手言和，居然留下遗言不可刊刻自己颇有成就的《梁鼎芬诗集》。
梁鼎芬在死前留言:“我生孤苦，学无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不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之也。”(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
梁鼎芬是“近代岭南四家”(梁鼎芬、罗惇曧、曾习经、黄节)之一，诗作颇有成就，何必统统地付之一炬呢?一个堂堂长髯的男子，竟然有《红楼梦》中焚诗断痴情的小女子林黛玉之举，真可谓糊涂至死也!
后人推测，可能是梁鼎芬因无能为力挽回时局，希望后人将自己完全遗忘。的确，从z政·治.取向考察，他确是一个螳臂当车、不识时务的悲剧角色。作为传统的士大夫，他一直以为g改·朝·换·代的民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王朝而已。他对西学颇有研究，但始终不愿意承认西方可以救.中国，而认为中国·只有自救，且有大清皇帝才可以自救。（完）
除了上文所述外，这位大名鼎鼎的节庵先生还有好多趣谈怪事：
如在宣统時，曾为我们龙头村晚清才子彭泰来呈请入祀乡贤祠，在️下方彭泰來公画像跋中題字记录了这件事：宣统時，梁太史节庵呈请以先生入祀乡贤祠，朝旨已可，（意思：皇上已经批准）𢓭以逊国(意思：后来大清国将权力移交给民国）不及举得云云（意思：没能来得及将彭泰来入祠乡贤祠这件事办成)⋯⋯看來，「操行修洁」的才子彭泰來极可能是清朝最后一位呈请成功的乡贤！清朝时期呈请入祀乡贤祠的程序是相当繁杂的，时间快则半年即可。
彭泰来画像
还有梁鼎芬这个人的怀旧情绪是很浓的，他极可能是史上扫墓最多的一位诗人。他在诗文里留下了大量的修坟、扫墓、祭拜记录。被称为“扫墓狂人”⋯⋯
粗略统计，在他61年中，形诸文字的扫墓记载就有23次。梁鼎芬这种慎终追远的思想从何而来？在封建时代，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固然是一大原因，但在梁鼎芬身上，则有着自己的性格印迹。
梁鼎芬7岁时母亲去世，在6岁时母亲还带着他去过外曾祖张南山的故宅“松庐”。张南山（维屏）是清中期著名诗人，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在后来的成长岁月中，梁鼎芬对出自岭南文化世家的追念是非常牢固的（《述哀篇》）。12岁，父亲卒于长沙任上，到23岁始安葬于白云山莲花台（《重至长沙写哀一首》）。谈得来的舅父张鼎华也中年去世，同为陈澧弟子的陈树镛（庆笙）30岁去世，至交同年崔舜球、杨启焯（焌三）均英年早逝，他写下两首诗怀念他们《客中梦同年友，欢如生时，感觉有作》。他的两个异母弟弟，喜爱文学，他十分欣赏，寄托甚大，结果也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亲人好友太早离开人世，祭扫是最好的怀念方式，难怪在梁鼎芬的诗集里一再出现祭墓，甚至当友人的诗里提到他的先茔所在（白云山莲花台），他也会郑重其事地和诗，平时也念兹在兹（《忆先陇》），甚至连做梦也会梦见（《梦至莲花台下醒后有述三首》、《别莲花台三年昨梦归奠醒书志哀》）。辛亥革命那年，梁鼎芬回到广州，以榨粉街太史第的祖屋作为“梁祠图书馆”，而自己则栖身于城外白云山双溪寺，双溪寺即在莲花台附近，他把这个临时的住所命名为永愿庵。
今天的广州榨粉街。辛亥革命那年，梁鼎芬回到广州，以榨粉街太史第的祖屋作为“梁祠图书馆”。
除了对亲人的怀念，梁鼎芬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舍生取义之人。仰慕先贤，访碑修墓，表达敬仰之情，这在前人特别是读书人中不乏此举，但都不如梁鼎芬用心之诚、坚持之久、做事之多。他从主掌惠州丰湖书院修建范孟博苏文忠祠，在武昌时重修谢枋得祠、建成祢正平祠，内设正平学堂——当时张之洞听说梁鼎芬要建祢正平祠，说了一句“此千年未有之事也”。奉旨查办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被杀案，还抽空到新建青山拜谒陈宝箴的墓。光绪三十三年解官湖北，在同僚中倡议捐修先贤祠、墓、祭田多处，如明杨涟墓、熊廷弼墓，清温绍原墓、谢泉祠等，除了募捐，梁鼎芬还撰文“述其缘起，以为世道人心之劝云”。
也就是说，梁鼎芬希望从这些高风亮节的忠义之士身上寻求认同，在砥砺自己的同时，让这些风规节概，有俾于政教人心。
在这些先贤中，给予梁鼎芬最深远影响的恐怕要数明代著名的谏臣杨继盛。他早在15岁就读杨氏遗书，敬其人，“日思拜其墓，不可得”。在焦山海西庵读书的岁月里（32岁至34岁），恰好海西庵内有杨继盛祠，供着杨的画像，学生江逢辰擅画，梁鼎芬就让他精心勾摹，并让海西庵住持佛如购买石头，雇工匠刻成，“自有此石后，拓者已过千份”。表弟龙凤鑣来看他，梁鼎芬又怂恿龙刻杨继盛的文集（“知服斋丛书”，梁鼎芬的第一部诗集也是龙氏所刻）。到他57岁时，终于到河北定兴县寻访了杨继盛的墓和祠堂，随行带着他搜集来的杨继盛文献，其中就有龙氏所刻的杨继盛文集。
杨继盛 致王继津札拓片 横披 34×127cm 注：杨敬安旧藏
杨继盛，号椒山，嘉靖三十二年上疏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反遭下狱遇害，忠义节气，成为后世人臣的标杆，彪炳史册。更为难得的是，在以严嵩为首的当权派一手遮天、制造冤假错案时，亦有不畏强权者以行动表达对杨继盛的支持。如杨继盛在兵部的同事王遴（字继津），不仅反对给杨继盛定刑，在杨下狱后还送饭、并把女儿许配给了杨继盛的儿子，杨继盛被杀害后，又为之敛葬。在焦山海西庵杨继盛的祠堂里，还有杨继盛致王遴的一通书札，劝王遴“此时且敛锋蓄锐”，等待时机“轰烈一场”，推心置腹，溢于言表。杨继盛此通书札于清乾隆六十年刻，留下来的这张书札拓片，钤有梁鼎芬的年家子杨敬安藏印（关于梁杨两家世谊详后文），极有可能是梁鼎芬所赠。因为在杨家所藏的碑帖拓片中，尚有明代名臣左光斗、黄道周手书诗拓片，上面分别有梁鼎芬的题跋：
梁鼎芬题 左光斗墨拓 水墨纸本 立轴 29.5×19cm 注：子远上款，子远即杨敬安
梁鼎芬跋文：“忠毅英烈，四百年犹想见之。子远世长敬慕直节，以此为赠。此人师也。鼎芬记。”
梁鼎芬题 黄道周墨拓 水墨纸本 立轴 29.5×19cm；跋：20×6cm 注：子远上款，子远即杨敬安
梁鼎芬跋文：“漳浦天挺人豪，扶植纲纪，忠怀高节，不胜高山之思。写示子远学人，知所师法也。鼎芬记。”
梁鼎芬门人：杨敬安
杨敬安之父杨启焯
子远即杨敬安的字，父亲即梁鼎芬写诗怀念的同年杨启焯（焌三）。这些都可以看出先烈给予梁鼎芬的强烈影响，他坚信忠义能激励士夫，改变风气，着眼长远。但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却一举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民国改为共和政体，面对这种巨变，梁鼎芬依然抱定效忠皇室的信念，并且在此后的民国岁月中，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2，民国元年——在梁鼎芬等晚清遗老的心目中，是宣统四年——梁鼎芬首谒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当时因克扣费用，崇陵已停工经年，梁鼎芬见状“愤切忧煎”，一方面向陈夔龙这样的逊清大老们筹款报效，一方面向民国政府呼吁继续拨款。经过梁鼎芬的奔走，崇陵工程得以在次年年底竣工，他旋即被任命为种树大臣，于是常年住在崇陵所在地梁格庄。为了节省开支，五十多岁的梁鼎芬备尝艰苦，据门人杨敬安后来编辑的《节庵先生遗稿》卷首《节庵先生事略》一文中说：
“先生既奉崇陵种树之命，仍恐拨领经费，不足支销，又劝集旧日遗臣，及同乡亲友，再三捐资报效，前后共得三万余元。更躬亲扶病督理种树事宜，寒暑无间，不辞劳瘁，三年成活树株十余万本，为公家省费十五万元。”
也就是在种树工作第二年，梁鼎芬在崇陵筑小屋三间，名为“种树庐”，成为他这位种树大臣的现场办公地点。在种树之余，他还经常以崇陵的物事馈赠给遗老们，以慰他们的故国之思。先后受到馈赠的有：
遗老们面对这些礼物，无不感慨万千，纷纷写诗纪念，而梁鼎芬的种树庐也成了对清朝怀有感情的遗老来崇陵拜祭的落脚点：
身体力行，这也是梁鼎芬不同于其他遗老的地方，他的这些举动也赢得了很多人的敬意。这里要提及一件斋额，梁鼎芬的老朋友李孺为他写了“种树庐”横批，并在“宣统乙卯”（即民国4年，1915）又题：“松柏苍苍，朔风烈烈。三年之心，千年之血。”按，李孺，字子申，河北遵化人，能诗，梁鼎芬与之唱和，《节庵先生遗诗》与李子申有关的诗多达10首，亦工绘事。民国元年（1912）梁鼎芬生病住院，曾在给端方五弟端绪的书札中谈作诗，点评当时的诗人，“李大爷此人最好，惟心气浮粗，不求甚解。”这位李大爷，就是李孺。他以道员候补湖北，曾任湖北提学使，可以说和梁鼎芬结交甚早，又道同志合。李孺是汉军旗人，武昌革命事变，他好不容易逃出来。有着忠于清室的立场，大概才能体会梁鼎芬的心志，才会有“三年之心，千年之血”这样的推崇吧。
李孺 “种树庐” 水墨纸本 横披 31.5×127cm 注：李孺，字子申，河北遵化人，能诗，梁鼎芬与之唱和，《节庵先生遗诗》与李子申有关的诗多达10首，亦工绘事。拍品为李孺书赠梁鼎芬者。
梁鼎芬 谢恩奏折两道 21×46cm；21×74cm 出版：《节庵先生賸稿》，杨敬安编，1965年澳门出版
对于梁鼎芬的这种忠心，皇室也看在眼里。听说他首谒光绪陵墓，隆裕就说梁鼎芬难得。后来做事愈多，赏赐也逐渐增加，从“穆如清风”这样的匾额，到赏赐银两，1916年（“宣统八年”）因命在毓庆宫行走、赏穿带膆貂袿，梁鼎芬先后写了两通谢恩奏折，这两通奏折都收录在其门人杨敬安编辑的《节庵先生賸稿》卷上（1965年澳门出版），并作为梁鼎芬的墨迹置于书前刊行。
诸名人为《梁格庄会葬图》手卷所题跋文之石刻拓本 横披 34.5×109cm
1919年梁鼎芬61岁去世后，家人根据遗命将他葬在梁格庄之东庄。梁鼎芬表侄、著名书画家余绍宋后来收集其诗六卷，由其门人卢弼刻为《节庵先生遗诗》，是为流行最广的梁鼎芬诗集。不过，余绍宋还做了一件事，即画了《梁格庄会葬图》手卷，然后请梁鼎芬生前好友题跋，有曾习经、陈宝琛、郑孝胥、朱益藩、黎湛枝等40人的题诗，余绍宋为此画的题跋前后经营十多年，到1933陈三立题跋始完成，成为一件极有影响的文化事件。为之题词的多为逊清遗老，对梁鼎芬的孤忠精神无不竭力揄扬，而梁鼎芬以忠于清室的身份，能葬在崇陵旁边，无疑也是一项殊荣。
梁鼎芬52岁时与儿子梁思孝合影
除了梁鼎芬自己及友好的诗文记载，我们可以直观看到的影像记录很少。门人杨敬安所编辑的《节庵先生遗稿》于1962年香港出版后，梁鼎芬52岁时与儿子梁思孝合影、58岁像两张照片开始为人所知，成为梁鼎芬的标准照，吴天任撰《梁节庵年谱》1972年出版时，亦将此两张照片列于书前。杨敬安还藏有一张梁鼎芬单人站于树下的照片。这都是三世交亲、追随杖履二十余年的杨敬安的珍藏，而且是当日的原始照片。
58岁的梁鼎芬树下照
杨敬安还藏有一张梁鼎芬扫墓的照片，似乎从未披露过，作为“扫墓狂人”的真实面目，我们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直观感受到：
该墓地十分庄严阔大，穿着清朝官服的梁鼎芬站在墓前左边，身后着三排一人高的牌子，罗列着梁鼎芬一家的功名，如“诰封光禄大夫”、“诰封一品太夫人”、“候补三品京堂”、“崇陵种树大臣”、“特派随班行礼大臣”、“御赐穆如清风匾额”等二十多个功德牌子，足见荣耀。照片右边有一高石柱，上刻“泷冈全节欧阳子”，左边则是“城郭归来丁令威”。据梁鼎芬所撰《白云山莲花台先茔五铭并联》，可知这是一对华表柱铭，照片上的地点是白云山莲花台梁鼎芬的先人墓地无疑。照片上的梁鼎芬颇显老态，应是晚年归粤省墓时所照。从51岁起，梁鼎芬几乎每年都有归粤扫墓的记载，但从他56岁逊帝颁赐御书“穆如清风”匾、奉旨准在德宗几筵前随班行礼的文献记录看，似乎只有次年（1915）夏归粤这一时间较为吻合：温肃的《题梁文忠公札稿》有云，“文忠自辛亥至乙卯，凡三回粤，一癸丑秋，一甲寅春，一乙卯夏，乙夏留较久。”乙卯即1915年，梁鼎芬是到了年底才北上，访杨继盛的墓就在此行。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1917年春因庶母何氏病逝于京，梁鼎芬“请假扶柩至塘沽，由海道归葬，时已苦病足……”，极有可能梁鼎芬并未随行归粤。
1975年夏天，吴天任在香港写成《梁节庵先生年谱》一书，在序言里他发了一通议论说：“迄于清廷覆亡，其他遗老，大都逍遥津沪，享其寓公生活，而先生则不惮风雪，奔走关外，为守陵种树大臣，最后为逊帝师，丁巳复辟，强起周旋，虽授官名单竟未与列，而事急既托日友劝阻段军飞机入宫投弹，事后又劝军人勿扰皇室，处处以帝室为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黄晦闻诗所谓‘世有君臣始见君’。呜呼！先生诚无愧于其言矣。”
这不仅仅是让我们把梁鼎芬和其他遗老区别开来，更让我们多了一层角度去看待他那些顽固的举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后，革命与保皇都成为昨日云烟，作为历史人物的梁鼎芬其诗、其书显示的文化价值，已成公认的事实，而他当年挥洒的墨迹与文件材料，也成为重要的历史珍品。
本文部份源于清史网，参考文献有：
《节庵先生遗诗》（影印版），朝华出版社2017年版。
《梁鼎芬年谱》，吴天任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节庵先生遗诗补辑》，汪宗衍编，1952年出版。
《节庵先生遗稿》，杨敬安编，1962年出版。
《节庵先生賸稿》，杨敬安编，1965年出版。
《岭南近代四家诗》，严一萍编，艺文印书馆1982年9月初版。
《杨母区太夫人哀启》，杨氏自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