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不过如此

文/穆清

有清以来，学池蒸泽，学术发酵，大师云集，学界一时蔚为大观。近代治学问者，真知灼见，汇而成文，扬扬飒飒，浪淘沙金，可堪一传百阅者，章炳麟、梁任公、钱宾四是也。而章氏以其门第显拔，师承荫密，独领风骚数载而不辍。梁任公别因政治缘故出入于仕宦学人之槛，往来于显贵后学之间，以儒名带学，以文胆行事，厚积薄发，终博学界一位，不吝学人膜拜。钱宾四坚持己见，毋附权威，才气磅礴，广发宏论，自是一大气派。而任公与宾四共有同名之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各有侧重，不拘一格。此乃坊间之趣事，学问家之性至，学界之幸事也。

一、条分缕析，井然有序

初涉一书，必览其目录，洞察大意，晓彻总言，精粹思想皆源于此。前后所指，上下索绪，短短两三页之间，可见一斑。《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目录微启，自是一种大气魄，大手笔。《反动与先驱》权作一楔子，稍引正文，开篇明题，点明命题缘由，即舍弃“清代学术”之名而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因。以“大”开题，剖析时代主潮，浚其支流，以“道学”为线，“前头的时代”即宋元明三朝为纲，线索萦绕纲目，如此便把“道学”产生成立之因娓娓道来。此为反动之所出，先驱又潜于何处呢？阳明余绪皆有大气魄者，颇有光大师宗之势力。历经系列政治活动的干预与杂糅，传统的“道学”转而成为了党派攻讦的政治工具，久而久之，时代便对“道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呼吁，随着政治势力和朝代王朝的兴亡更替，这种要求和呼声亦随之袒露于时代肌表，于是乎，反动之势也便裹挟着有识之士也即所谓的“先驱”呼啸而来，如此前后相继，文章铺排有序，不疾不徐，不枝不蔓，非深通学问之人，不足以概括详备，非博览群典之人，不足以发言深沉。梁任公以宏观之眼光诠释微观之人事，由大觑小，也是一种笔法。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三篇分立，各有侧重，各有主论，前后相袭，统而为一。上篇紧紧围绕“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分析时代变迁的种种诱因，并引出时代变迁之下的学界反应——“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政治与学术之纠葛、之暧昧，无外乎相互排斥，相互引导，相互磨合，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忽左忽右，忽明忽暗，若即若离，若隐若现。因此关系之相时存在，故满洲政府对于那些身负“统治前途暗礁”的前明遗老，政策因时因人而变。中篇围绕两个问题，一侧重科学一目，为何适逢新兴机运而戛然而止，另各家流派为何对于考证学趋之若鹜，究其原因，主次有序，详略得当，首先云云，其次云云，深入浅出，发人深省。下篇以政治隐性动向为发语，转而引向若干值得注意的学术流派，由学术流派转向学术思想，逐渐形成政治——学界——流派——思想的一条线索，贯穿下去，我们不难发现，思路的缜密无缝，结构的俨然罗列，语言的恰如其分都给予了读者清晰无碍的脉络展示。而后前人所提“经世致用”之言于清朝日暮穷途之际得一一应验，继而提出“超汉学”“超宋学”的概念，总结为一句“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可堪为振聋发聩之声、画龙点睛之笔。上中下三篇彼此独立成篇而又互成犄角、彼此呼应，上承下启，络绎有序。此为结构章法之妙；言辞气势轩昂，口语、书语搭配得当，分门别类颇有机巧，此为语言行文之巧；文史取材谐调有致，群征博引有理有据，此为内容腠理之精；一秒一巧一精，字字透露着严整和谐之美，阅罢不可不拍案叫绝，不可不涵泳毋怠，不可不咀为英华。

继前几篇之后，大抵皆以清儒学者独立成篇。黄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开拓者，其派后分为二：史学与王学。而黄梨洲于史学成就颇著，《明史》之大概实授之于梨洲。梁启超先生在《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中评介黄梨洲时，曾明确指出：“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梁启超先生于此总结此种观点，意在评价黄梨洲一手著成的《明儒学案》，评语称“是极有价值的创作”，既四个条件之后，又就《明儒学案》之个中特点对号入座，以对合四条。条条入情，件件入理，严丝合缝，毫不拖沓。顾亭林在学问方面亦可谓造诣颇深，梁启超先生在《清代经学之建设》中鲜明指出：“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又随后补之：“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由此观之，在评介顾亭林本人及其学术研究方面可谓用心良苦。梁启超先生就顾亭林之所以能够于学术界拥有绝对权威和地位亦作出一番解释：“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这种“立模开路”的标杆作用是绝少人能够抵到的，无论从学风的客观研察，还是从治学的广博精深，抑或是学术的门类触驳，任取其一，皆可为其于清代学界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而梁先生的这种徘徊逡巡、络绎有序的叙述方式使得对于顾亭林的评价有如春风拂面般骀荡怡人，一解学人难吐之语。

二、品评公允，切中肯綮

梁启超先生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以其学者的独到眼光，从优遴选，分篇累颂，对于近三百年来之学术史中存在的学术现象、思想流派及其学术领袖作出公允有致的评点和定位。顾亭林之“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胡东樵之“破坏之功，过于建设”，朱舜水之“博学于文功夫不如亭林，而守约易简或过之；摧陷廓清之功不如习斋，而气象比习斋博大”，费燕峰之“于破坏方面，不能如习斋之彻底；于建设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健实；又没有弟子以张其军，遗书亦湮晦罕传，所以这样精悍的思想家，三百年间几乎没人知道”，对于这样湮没无闻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于学海之中挖掘淘洗，彰显于世，并予以阐释无闻之因，不致学界思想流失，精粹无痕。唐铸万之“品格高峻，心胸广阔，学术从阳明入手，亦带有佛学气味，确然有他的自得，又精心研究事务条理，不为蹈空骛高之谈”，此语委实精确，铸万于学术研究，注重客观，不务空谈，力求翔实，有理有据。这些特点均可散见于其所著之作中，评唐铸万所著《潜书》“有粗浅语却无肤泛语，有枝蔓语却无蹈袭语”，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于批判之中见肯定，扬弃之余见公允。对于胡石庄所著《绎志》，谭仲修《复堂日记》评曰：“读《绎志》，觉胡先生视亭林更大，视潜斋更实，视梨洲更确，视习斋更文。遗编晚出，知者盖鲜。显晦之数，岂有待耶？”梁启超先生针对诸家一致推崇高调之语却独抒己见：“这书虽没有什么创获的见解，然而他的长处在能通贯。每阐一义，四方八面都引申到，又广取历史上事迹做印证，实为一有系统之著作。可惜陈腐空廓语往往不免”，这一番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不卑不亢，规避了人云亦云、浮泛之辞的侵扰，褒贬有度，优劣得当。在论及清代乾嘉学者的旧学典籍的整理成就时，一方面肯定了清代学者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出的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以及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学经验，“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又客观地认清了其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时代局限性和传统僵硬化、思想冥顽化等的弊端。或评曰“平心论之，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由此清人治经之弊可见一斑。

三、筚路蓝缕，一新气象

历来学术史的编纂大略以“学案体”的面目出现，譬如黄梨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江藩《汉学师承记》、唐鉴《清学案小识》、皮锡瑞《清代经学史》和徐世昌《清儒学案》等，“学案体”类的学术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学术的时代风貌，也在一定意义上还原了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然这一模式的存在也在一定层面上附带有些许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利益动机，或彰显正统观念，或攻讦门派异见，或主观好恶褒贬，或挂一漏万、以偏概全，或舍本逐末、得鱼忘筌，如此便在学术“史”的理论范畴上愈来愈为偏离，在资料整理和人物评点上有失偏颇，我们必须抱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来认识这些微抹面纱的史类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求学术之纯青、学问之入化。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在借鉴前人编纂学术史的经验基础之上，在很多方面又提出了自己的新主张、新原则、新思想，这些新颖独特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全新了学术史的编撰方式和体例，为学术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也为学术史的发展凝聚起更为全面、更为深刻、更为广博的号召力、向心力和软实力。在此书《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一文中，梁启超先生明确提出了著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上节已有提及，不再赘言。以《明儒学案》为核心向周遭辐射，以自我总结为内核，对于诸多学案体学术史著作优劣作一微评，或《宋元学案》“比《明儒学案》更进化了”，或《汉学师承记》之“不宜于作学史”，或《清学案小识》“主观抑更重”、“不足以语于史才”，笔者认为，在学术史的道路上行走遐迩与否，关键在于会否正确对待和处理“学术”与“史”之间的微妙关系，既要时刻游离于学术的既定范畴之内，又不可逾越历史的规范体系边界，主观思考，客观归纳，注意学术与时代之间的默许契约，厝身其时其况，神游时人时境，方可高屋建瓴，超越以往之保守、之旧约。

综上所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近三百年来的有识学者予以较为公允客观的评点，有理有据，不枝不蔓，并在此框架之内构筑起学术史编撰的新体例、新途径，是一步颇具创新意识和指导意义的难得佳作，对于了解清代学术发展概况及其脉络趋向具有极为广泛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