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子路与颜子

9.30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孔门求学，学习的目的不同，所立志向有高低，日积月累所下的功夫也不同。孔子门下有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

虽然四科都是“学”，但境界不一样。有成德之学，有干禄之学，或为己，或为人；有谋道的君子儒，有谋食的小人儒。本章，夫子为来孔门求学者从低到高设定了“共学”“适道”“与立”“与权”四个等级。

一、“与”字吃紧！

首先看这个“与”字，古今义差别很大。朱子曰：“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其实，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省略的主语就是孔子自己，不是泛泛而谈，“与”字，可意会，难以言表，不能简单理解为“参与”或“共为此事”。

在《微子》篇，隐者桀溺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来讽刺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与桀溺隔空过招。孔子改“易之”为“与易”，“与”字有微言大义，需要特别注意。高蹈远遁的隐者，其境界没到，体会不到“视民如伤”的悲悯与“万物一体”的博大。

与共学，与适道，“与”字，指向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感”与“应”。今人不知何为德性，“与”字的这个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看不到了。施教者首先应挺立自己的主体责任，所谓“君子之德，风”。但能否引人入于道，还决定于受教者自身的发愿与努力。

磁铁能够磁化周围的铁块，但对于木块，却不起任何作用。孔子跟自己的儿子伯鱼，也只是训导其“学诗”“学礼”，没有什么可以私相授受的法门。宰我大白天睡觉，孔子痛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宰我要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且巧言善辩，滔滔不绝。孔子懒得搭理他，只是问：“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

就像《大学》“诚意”与“慎独”，“独”是心上功夫，不是身之独居独处。修道必须“诚于中，形于外”，从自家心性上立志发愿，把“根”立起来，学问功夫要晓得“头脑”。道德，只能是自觉、自律，别人代替不了。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孔孟均是在开示这个“头脑”功夫。

有言传，有身教，上行下效为“教”。通常说教化，“教”与“化”，从境界上看是有差别的。“教”要向“化”靠拢，以德养人，以德化人，才可引人入于道。为师者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德性下贯流行，打通人我内外之间的界限。《中庸》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应结合“临”字来解读“与”，进而通过“与”字，来体会孔子之因材施教。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弟子们疑心孔子日常讲学有所保留，似乎对于“性”与“天道”秘而不宣，在《季氏》篇，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也是这个想法在作怪。孔子觉察到弟子们心中的疑虑，说：“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行”是德行，“无行而不与”，此是德行之感化流行，诚于中、形于外，故孔子说自己无所隐藏。德行如何能隐藏？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如果把“行”解释为具体的“行为”“行事”或“行路”，这句话解释不通。

钱德洪、王龙溪等王门弟子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人信有人不信。阳明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313条）

《中庸》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阳明先生说：“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可以看出两句话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后者是指“教者”，前者是说“受教者”。“教”要向“化”靠拢，人我内外的界限要打通，阳明说做得个愚夫愚妇，体会言辞背后的意思，正是要做到感而遂通，一“通”，就要泯灭人相我相，此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再如孟子云：“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此外，讲学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是弘道，也是修道。钱德洪等人在返乡途中却要为阳明先生讲学，发心有问题。心中以阳明先生为圣人，又在为先生讲学，不知不觉，自己就端起一个圣人的架子来，如此讲学，不是“与知”，而是凌空说教，故阳明说：“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

由此入手，可进一步体会“与”字所蕴含的义理。参与，民胞物与，落在讲学上来体会“与”，就是教者要把自己给降下来，儒家经典中用“临”或“莅”来表达这层意思。相反，浮在上面就是“亢龙有悔”，所谓高而无位，贵而无民。

二、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朱子注解此句，引程子之言：“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朱子引杨氏之言：“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

“学”字在《论语》中意思可深可浅，首句“可与共学”，只是虚说，“学”字意思很笼统，主要是开启下文“适道”“与立”“与权”。把首句“可与共学”，在义理上拔得过高，不一定符合孔子的意思。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以成德为目的，“学”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本章孔子既然区分“共学”与“适道”，说明这个“学”字涵义宽泛，既可以是为己之学，也可能是学习射御书数等技艺以谋生。在孔子看来，除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一类人，其他都可归于“可与共学”。

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君子志于道而学，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此谓“可与适道”。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学习技艺以求谋生，学习礼乐与政事可以谋取一官半职，均属于“小人儒”。阙党童子求速而不求益，此属于“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三、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程子曰：“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笃志，取自子夏所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固执，语出《中庸》20章：“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杨氏曰：“信道笃，然后可与立”。信道笃，取自子张所言：“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看古人的注释，非常吃功夫，经典须熟稔于心，才能会通。

“适道”即修道，“立”是立德，在德性上有所成就。修道的目的是成就自家德性，此正体现为己之学的精神。如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农民伯伯春天播种，却不一定能换来秋季的收获；小猫把小鱼埋在地里，它想，到了秋天，一定会收获很多小鱼呢？中国的散户被“鳄鱼”所围猎，投资股票想获得预期的收益，如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所言：“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同理，君子以道修身，不一定能够成就德性，故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阳明先生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有为己之心，便可与适道；唯有真切笃实做克己功夫，去私欲，存天理，方可与立。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而本章在“学”与“立”之间加一个“适道”，须注意《论语》这两章在文字叙述上的区别。

孔子自述其为学历程，对于至圣孔子来说，还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二元选择吗。孔子从十五岁立志为学，此“学”是为己之学，“学”即修道，所以就不必再加入一个“适道”。

对于来孔子门下求学者，孔子是持开放态度的。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有德性之知，有见闻之知，孔子很通达，对于见闻之知并不排斥，只是将其界定为“知之次也”。如孔子认为读《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博学多识”。孔子无不知而作，即是阳明先生所谓“知行合一”，属于德性之知。

四、可与立，未可与权 

程子曰：“权，称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程子此言，取自孟子所言：“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杨氏曰：“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时措之宜，出自《中庸》25章：“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可与立，未可与权”。君子修道而成德，成德以后就要由“忠”而“恕”，推己及人，承担弘道的使命了。弘道化人，需要“守中达权”。孔子因材施教，随机应答，就是行“权”。不能权变，如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孔子三十而立，“立”是立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是“权”。《中庸》20章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而固执”为“立”，“从容中道”为“权”。

为官者，应该做到“权为民所谋”，如果以权谋私，这个“权”就腐化变质了。权力之“权”，其意思是从经权之“权”派生出来的。

“权”字不能离开这“立”而流于虚说，如不能“守中”，就不能“行权”。德性有厚薄深浅不同，“可与立，未可与权”，只是说明其德性未能隆厚，能“守中”，而做不到“时中”，做不到民胞物与、俯仰皆化，乃至大化流行。

《中庸》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和而不流”与“中立而不倚”，前者为“权”，后者为“立”，只是分一个“体”与“用”而已，境界没有高下之分。

“权”字有“时中”之义，“中”为天下之大本达道，化民易俗、开物成务均包涵在其中，儒家说“权”，是弘道的事业。故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与庄子所鼓吹个体意义上的“逍遥自适”，有云泥之别。“从心所欲不踰矩”，从中须体会出孟子所谓“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五、冉求、子路与颜子

本章，孔子从低到高列举出几种为学境界，最高的境界应是“可与立，亦可与权”。从孔门众弟子中选取出冉求、子路与颜子，看他们分别对应何种境界。

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从《论语》这两章孔子对子路、冉求二人的评价，似乎看不出他们境界的高下。子路、冉求同列孔门十哲之政事科，在为政上都能独当一面。但在修道以及面临事情须做抉择时，就能看出人品、学问之高下。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冉求为自己不精进修行而狡辩，孔子的回答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冉求所学局限于才艺政事，没有在克己成德上笃实践履、狠下功夫。因而在“义”与“利”、“道”与“势”之间做选择时，冉求不能坚守道义而屈于“势”与“利”。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冉求回答得很干脆，孔子尚且能够容忍。冉求做季氏宰，为季氏敛财，此是长君之恶，孔子忍无可忍，要把冉求驱逐出师门。“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可以判定，冉求应归为孔子所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季氏将伐颛臾，冉求、子路一起来见孔子。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知徒莫若师，子路、冉求同为季氏家臣，孔子主要批评冉求一人。孔子总是训斥冉求，觉得过意不去，最后才顺带批评一下子路：“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可见，子路善于改过自新，在克己修德上勇猛精进。“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得到孔子开示后，马上就要去践履，如果还不能躬行，心里觉得愧疚，感觉像欠账似的。再得到孔子新的教诲时，觉得欠账更多，更加觉得心中不安。

子路最终死于卫国内乱，做到了舍生取义，临大节而不可夺，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由此可以判定，子路“可与适道”，且“可与立”。

但子路可与立，而未可与权。“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明白孔子的用心，孔子遇到子路这个直人，犹如秀才遇到兵，说理说不清楚，只好通过对天发誓，来让子路放下心中的疑惑。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孔子告诫弟子“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这句话对于孔子自身并不适用。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不仅可与立，也可与权。如孔子告诉子张：“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孔子称赞颜子用功，精进不息。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子在孔门弟子中德性与学问最好，其他弟子无人能及。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不仅把颜子从门下弟子中独立出来，另眼看待，还与自己并列。“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即是“权”。故可以判定，颜子“可与立”，且“可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