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深圳故事纪实4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就在农村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秘书送上汇报称，直到1956年4月，全国的农村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几亿中国农民拿着申请书，敲着锣打着鼓，高高兴兴进了“合作社”，走到集体化道路上。但是，好景不长……
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后，农村很快又出现了“分化”：那些劳动力弱的、孩子多的、生活穷的，宁愿把手里的地卖了。而劳动力强的、富裕的农民想发家，又把穷人的土地买到自己手里……土地往往富人一边流，平均分下去的土地又不平均了。
在中国，既要让农民富裕，又要避免再回到贫富两极分化的路上去，是个难题。有什么办法避免呢？只有三个字：集体化。只有这样，地是集体的地、田是集体的田，打的谷子是集体的谷子，农具、耕牛……全是集体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分配，才不会有哪家贫，哪家富，哪家剥削哪家。
从个体到互助组，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一步步把农民朝高处引。将来还要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共产主义，最后让农民进入丢掉小“我”，溶入大“我”的至高境界中。
这就是毛泽东的集体化理想。
但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从农村调查回来的毛泽东风尘仆仆，便急着召见邓子恢、廖鲁言、谭震林、陈伯达等人。
“你们说农村形势不好，农民要求退社的多。有那么严重吗？”
邓子恢：“的确是这样的，主席。”
“我刚从外地回来，怎么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很好嘛，农民生产消极了？”
邓子恢插言：“农民缺粮是真的。”
毛泽东：“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嘛。我调查了。是地主、富农们闹的。他们对搞集体化本来就一肚子火。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几个人都没作声。
“你们原来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太慢了，要改。下半年我们的合作社要发展到130万个。”
“我看还是维持原来的计划100万个吧。慢一点好。”邓子恢壮着胆子反对。
毛泽东没作声，继续抽烟，听。
邓子恢越说越起劲，越讲越大声。
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了：“你好像比我还有理！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不仅防止“贫富分化”必须搞“集体化”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逼着你不能不搞“集体化”。就在此前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制定了。这中间有个问题：发展重工业就得要粮食、要棉花、要原料。这些原料只有从中国农村这个大仓库来。那么只能靠农村快点实现合作化，靠“集体化”来促进生产发展。
用经济学上的话说就是：用改变生产关系的方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个道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的：18世纪手工工厂的生产力，正是通过“分工”创造出来的！祖师爷马克思也在著作中引用过。
通过发展集体化提高生产力，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取得了醒目的成就。（说是小麦产量比十年前增长了48%，后被证实是虚报）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批评了邓子恢并指出全国在1958年之前，要全部实现合作化。
这比原来刘少奇设想的花二十年时间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速度翻了几番。
按照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线路的要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于1967年完成，结果1956年就完成了。提前了12年有多。
但是毛没想到一个实际问题：亚当•斯密的手工工场例证，能不能用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实践？18世纪的英国赤贫者，与20世纪有田有地的农中国农民，对于搞“集体化”会有怎样的不同心情？
离开中国的实际，强行快步走集体化道路，必然导致隐形反抗——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低下、种种恶果的种子已经埋下。
然而，在遥远的南方，在一片敲锣打鼓后，深圳河边的那个小县——宝安县是怎样的？
当那些无奈地牵着老牛的农民、拿着“申请入社”的红纸，强作“欢笑”走进合作社的大门时，毛可能并不知道，在这些后面，在发生着什么……
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宝安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80%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正是因为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没有土地的宝安县大部分农民，生活必然贫困。
正是这种贫困导致了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
以一例为证：
宝安县桥头村村民林嘉富耕了地主林良旺三石种田，一年只能收谷三十五担。除交租二十担，每年还要交“文田谷”二十斤、“巡丁谷”九十斤、“保长谷”一百五十斤、“族房谷”十斤、“征兵谷”二百零六斤……
辛苦付出血汗一年，林嘉富最后拿到的，只有不到三担谷子——一年一家人三个月的口粮。有此遭遇的宝安县农民，在民国时期，非此一例，不在少数。
蒋介石政权在农村的失败，农村的贫富悬殊，农民的穷苦境遇，正是中共获得农民拥护的立政基础。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在今天的深圳剧院原址，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庄严宣布：深圳解放了！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1950年6月，宝安县人民政府向人民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没收地主的生产资料和多余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和其他公地。”
宝安县的“均贫富”是分成这样几步走的：
第一步，镇压反革命。打击农村反动势力。1951年3月9日，宝安县政府分别在深圳、南头、西乡召开群主大会，判决了163名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次就枪毙了大匪特首首领林强等16人。1951年3月至6月，宝安县共扣押“反革命”1324人，枪毙180人。反动阶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
第二步，派出工作队进农村“访贫问苦”、“串连扎根”。一队队背包上挂着毛巾与漱口杯的工作队进入农村。他们大都是来自底层的劳动人民，与贫困的“阶级兄弟”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贫困的农民把他们当作“贴心人”。
第三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跟地主阶级势力作斗争。一次次的“访贫问苦”，一次的“诉苦大会”，共同的遭遇，使分散的农民把所有仇恨集中到“黑暗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国民党”身上，农村的组织坚强起来了。穷人的心紧紧地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第四步，农村工作队顺势发动组织“农会”，并开始了中国农村革命的“重要”一步：划分“阶级”。怎样划分阶级呢？
最朴素的“方法”是：穿烂衣服的是贫雇农，家壁上挂腊肉腊鸭的就是地主。
同一个祠堂姓氏的子孙，按照经济情况被分为：贫（雇）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多个成分。前三者为人民政权的“依靠对象”，富裕中农为“团结对象”，富农和地主为“专政对象”。有了阶级划分，阵营就分明了，斗争对象清楚了，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人，进入“革命”的下一步。
第五步：斗争地主分田地。那些盖满官印的田契，从此随着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灭亡而焚烧殆尽。
就这样，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了极大“成功”。
可惜的是，中国农民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卷地而来，交给农民的土地又要重新收回去！人民对共产党那种感激的心情，从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根据“中央的精神”，宝安县的“5年实实现合作化”一改而变为：“一年内全县实现合作化”。速度从天而降，“揠苗助长”就出现了：入不入社，被说成了“是跟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不肯入社的农民被五花大绑上台批斗，杀鸡儆猴。成效当然也很快出现，资料显示：到1956年初，宝安全县就从仅新桥1个实验合作社，猛地增加到86个合作社。到1956年5月，更是建立了265个农业合作社。
仅仅五个月功夫，宝安县那些刚有土地的农民，又把土地交了出去，变成了“社员”，转眼就两手空空。当年把土地交到农民手上，农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现在又把到手的土地交回到“集体”去。他们一边敲锣打鼓，给老牛披戴红花，朝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去，一边却在眷恋刚刚睡暖的炕头、刚刚垫足了青草的牛栏……
1957年，当城里发动“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右派分子纷纷“向党进攻”的时候。宝安县农村“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也抬起了头，其表现就是：农民普遍要求“退社”。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显示，在这场“退社风”中：
以龙华乡为例，全乡九个合作社，散了五个；南头乡的是一个合作社，散了三个，有五个正在动摇，真正还顶着坚持要办的，仅有三个社；布吉区山厦乡的社员黄锦平说：“我怨恨入了社，你叫毛主席来也高不通我的思想。”
“退社风”越刮越凶，变成了找共产党的“算账风”。农村嚷着“退社”，城里右派嚷“共产党下台”，对于这一切，能够任其下去吗？必须打退城乡阶级敌人的反扑！
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一场全国规模性的群众反击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一般人熟悉共产党在城市发动的“反右运动”，而对于农村进行的“退社风”却知之不多。
宝安县的农村反击“退社风”运动，是在1957年8月后进入高潮的。“整社”方法同“反右”类似，先让农民提意见，搞“大辩论”。让各种意见发表出来。再根据“辩论”划分阶级队伍。组织群众，对暴露的反社会主义进行反击。据称，最初在宝安县农村搞的“反退社”比在城市搞“整风反右”要难。农民开会不积极，喊半天开会，稀稀拉拉就来十几个人。拿张凳子坐在大屋中，只抽烟，听干部讲，就是不吭声。
开了一晚上会，煤油都烧过半盏灯了，还没有一个人肯说共产党一个不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此时的城市“反右”斗争已开展起来，凡是向共产党提了意见的右派分子，正被揪出来批判斗争。城市的右派分子“多嘴”已经尝尽苦头，宝安县的农民有了“前车之鉴”，不肯讲话了，是情理中事。工作组十分着急，群众不说共产党不好，就找不到“靶子”，找不到“靶子”，那怎么好开展斗争呢？不“斗争”一些人，合作化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
于是做细致的工作：农民不开口不能“吊捆打”，得要有一套叫他们开口的办法——在这点上，城市的“整风反右”为“反退社”积累了经验。一位工作队队员回忆说：“经验就是启发式运动，就是由贫下中农、干部带头揭问题，把反动的话引出来。”
有关这类的资料不是很多，我有幸找到了记录宝安县农村“大鸣大放”历史的——宝安县和平社大鸣大放大争搞了15天，有273人鸣放了729条意见。那么，和平社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是召开党支部会议，接触顾虑。其次是队、组长、贫农要带头鸣放。不管群众提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对的意见要沉住气听，不要立即反驳。
估计到反动力量主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向党“进攻”：一是攻击合作化后生活不如往昔、粮食不够吃。二是工农悬殊大。三是物价太高。四是集体不如单干。所以，要在这几个方面作好“应战”准备：
“以队组织为核心，每队准备一个人，驳斥一个谬论。事先收集材料，如由四队收集合作化后生活大大改善的材料：黄耀忠全家5人，每人每月吃了34斤米；黄渤如说，全队现在有54支水笔（钢笔），20把手电筒，解放前只有伪军官才有一支水笔。”
当“反击”材料准备充分后，“大鸣大放”会就可以召开了。
开会前要反复讲清不打击报复，解除顾虑。号召群众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引导”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晚“一般是由干部、贫农带头发言。都集中在领导方法、生产安排（这些很不要害的问题上）。社委队长当场要表示接受批评……”
通过第一晚的“放松”后，第二晚，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会蠢蠢欲动了。
“第二晚主要是引导要不要给共产党领导？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统购统销好不好等方面。”
真正的交锋这才开始。
政府征购是否太重？档案记载，富裕中农黄观生、黄和兴说：“全社全年人口增加了43人，增加口粮两万斤。”但上交的任务不减，粮食当然不够吃。除非“减少公余粮才能满足口粮需要”。早准备好的人们如何“驳斥”呢？贫农童某说，不能因为我们困难就要求国家减少征粮：“一个社减少2万斤，全省全国那么多社，不知要减多少多少。这样军队、工人吃什么？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增加生产。”
第二个问题，农民生活是不是“苦”了？
黄观生说：农民“年年口粮220斤，生活没改善。同志（工人）白雪雪，农民乌黑黑。”
贫农黄成声拿出一包黄金龙香烟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农民都能抽香烟了？）谁说生活没改善？”
农民黄亚居说：“过去100斤谷子换100斤盐，现在200多斤才能换100斤盐，是政府剥削了农民。”
贫农黄秤生说：“政府只向农民收点公粮，不从盐、酒、烟多收点税，哪里有钱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个问题，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
反驳者的最后一句言论极具杀伤力，否定合作社的一方马上不再说话了——“你们说合作社这不好那不好，难道国民党还好些了吗？”
没发言的富裕中农一看不行了，便纷纷附和着说一些社会主义的好话。
南头社的富裕中农求饶说：“大家不要计较那些过去的意见啦，我们都系撮埋同一条船啦，我们以后积极生产就是。”
“我歹再唔讲啦得唔得？”那些发了言的社员感到后悔了。
贫下中农说，哼，你们放了那么多天的毒，就这样罢休吗？不行，没这么便宜。
那些提了意见的富裕中农，尤其是地主、富农，后来被一个个揪了出来，在武装民兵的押解下，戴上了“攻击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再一次“斗地主”，游村、游田垌……
最热闹的算是南头的一次反击“退社风”大游行了。被牵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像一长串蚂蚱，绕着南头乡的田垌转，排了一里多路。“队伍到天黑还没绕南头城一个圈。”
与此同时，宝安城镇的“整风反右”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
大棚小学教师何志超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买不到猪肉，他对一个叫胡瑜的同事发牢骚说：‘每天有四两酒，四两肉，谁做皇帝都一样。’胡瑜发火柴点烟，划了几根都点不着，何志超又说牢骚话：‘屌！亡国火柴！’何志超因此被划分为“极右”，送劳动教养。1979年3月，宝安县委为他平反时，他已在多年前病死劳改场中。
南头中学教师黄锦瑞被划分为右派的罪行是“辱骂毛主席”。在“大鸣大放”期间，黄锦瑞说：“共产党干部像橡皮包钢丝做的鞭子，抽人伤骨不伤皮。北京这么远，你能向毛主席诉苦吗？”黄参加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青团”，他的话很快被积极分子汇报。专案组定性他为“污蔑伟大领袖哪鞭子抽人”。黄被划分为右派后送罗田水库改造。他不能忍受这种“欲加之罪”，于1959年上吊自杀，用死亡表示了最后的反抗。
1957年宝安县的反击“退社”和“整风”运动，是在枪声中画上句号的。
中国农民明白了，顺着共产党说话比说真话好，他们开始学会了用两种面孔做人。
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出现裂痕，这从偷渡逃港群众的成分可以看出。1956年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地，富，反，坏，蒋介石遗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余部。而1956年后，逃港者中首次出现了新政权的“受益者”：贫农、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这显然同城市的反右，农村的强拉入社以及反“退社风”有关。
但是，这些“光明下的阴影”是很难呈送到高层的办公台被看到的。
“退社风”被打退了，上报的材料写着：“宝安县上下出现了一片人人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个爱社如爱家的喜人景象。”“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坚定、意气风发，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全县人民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信心百倍地奔向1958——”
“1958”就在前面、“大跃进”正在前面、“大炼钢铁”熊熊的炉火正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