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个忠厚善良的人

20180617  星期日  晴  父亲节

农历壬子年的三月二十六日，是我终生不堪回首的日子。那天大概早晨四点多钟，听到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你怎么啦！你醒一醒啊！”我们赶紧跑到父母的屋子里，只见父亲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嘴里满是白色泡沫状的东西，已经不能说话了。

大哥赶紧叫来村里的医生，紧张的诊断之后，村医说：“病情十分严重，恐怕已经不行了，得想办法赶紧去医院。”听到消息的乡亲们都陆续来到我们家，大伙在村医的指挥下很快用一张旧木床做好一付简易的担架，十几个小伙子轮换着抬上父亲赶往县城的医院。那时候交通很不便利，我们村离县城有五十多里，人们到县城里去都是靠两条腿走路。

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一路颠簸，等到了县城的医院，已经无力回天了。医生初步诊断是脑出血，那时县里的医院没还做不了开卢手术。我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那年我只有十六岁。

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高血压的慨念，人们从来也没有量过血压。如果像现在这样，平时注意控制血压，可能就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悲剧了。

父亲是乡亲们眼里的大好人，一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就是太过忠厚善良，总是吃亏让人。从来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执。

父亲完小毕业，在当时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打得十分熟练，从解放初期就是村里的会计，一直到去世的头天晚上还在队部算账。

通常会计是可以不用下地干活的，但父亲总是白天照常下地劳动，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去队部算账。母亲有时看父亲太累，就说：“你为什么不像别的会计一样，白天去算账，非要晚上去加班呢。”父亲说：“我喜欢下地干活，那点帐用不着成天算，晚上加一会儿班就算好了。”

父亲虽然是会计，但十分清正廉洁，从来不贪污一分钱。有一年的冬天，父亲想给我当兵二哥写封信，可是没有钱买信封和邮票。当时一个信封才2分钱，一张邮票8分钱，硬是凑不够这点钱。

父亲对我说：咱们剥点棉花秸秆皮卖了，再给你二哥寄信。于是，我们就在院子里干起来，先把棉花秸秆喷上水，等棉花秸秆浸透水分后，用手把秸秆上的外皮撕下来。那层薄薄的皮特别轻，连续干了一天一夜，手指头都磨出了血，好不容易才剥了二、三斤，一斤也就能卖几分钱。

第二天送到五里外的公社收购站，一共卖了一角多钱，就这样才给我二哥寄了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我还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景。父亲做为一个会计，如果要想弄一点钱，并不是太难办到的事，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那时候，人们的经济条件都很困难，为了增加点收入，父亲养过羊，还养过兔子。一只兔子养好上几个月，才能买几块钱。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五里外的集市上卖小兔子，一直等到过了晌午也没有卖掉，我们只好饿着肚子，顶着烈日把兔子背回去。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样板戏红遍全国。我们公社所在地的镇子上，有一座不知道什么年代建的剧院，人们都叫它“大礼堂”，那时候在方圆几十里内独一无二。里面有舞台，舞台上有布景，有简单的灯光设备，台下有一排排的木制长条椅子对号入座，能容纳上千人观看演出。里面经常唱戏、演电影什么的。我们没有钱买票，难得有机会去一次。

有一次，省里的剧团到公社大礼堂演出革命样板戏，公社给每个生产大队发了一些票，主要是发给生产队长以上的村干部。晚上父亲拿回家一张票，说明天公社大礼堂要唱戏。

对于乡下的孩子们来说，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我听说后缠着父亲也要去看戏，可以父亲只拿回去一张票。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多要一张票？“我怎么能多吃多占”父亲严肃的说。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让我跟着他一块去，说到时候再想办法。到了那里把门的看得很紧，没有票是进不去的。父亲说：“你拿着票先进去看吧，我在外边等着你。”我进去看了演出，唱的戏好像叫《龙江颂》。就这样父亲硬是在外边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能看上演出。

父亲当了多年的大队会计，和公社的人也都熟，找人想想办法应该是能进去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愿意去求人。母亲也经常对我们说，到别人借个什么东西，他从来不去都是我去。

我似乎遗传了父亲的这一点，一遇到要求人的事就特别发憷，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这么多年混得很狼狈。

有一件事让父亲时常感到内疚。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村干部都被打倒了，由革命委员会掌了权。父亲虽然是大队会计，但为人忠厚老实，从来不贪污谋私，在村里的人缘很好，革委会暂时还没有撤他的职。

一天父亲正在办公室算账，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某某部队寄给村革委会的公函。父亲看到部队的名字，正是我大哥所在的部队。

父亲猜到肯定是关于我大哥提干的家庭情况调查，他不好意思拆开看，原封不动的把信放在革委会主任的桌子上。大概两个多月后，我大哥没有被提干，从部队上复回到村里，原因是政审不合格。

问题出在哪里是显而易见的，一定是革委会主任出于嫉妒，在给部队的回信中说了父亲的坏话。因为革委会主任从来没有跟我父亲提起过有调查信这回事，显然是不想让我父亲知道。

如果父亲不是那么老实，不是那么照章办事，父亲自己完全可以直接给部队写回信，因为父亲就有存放公章抽屉上的钥匙，当时完全不必非要让革委会主任去回信，即使不这样做，最起码也要给革委会主任打个招呼，让他知道你见过那封信，他就不好意思做那缺德事了。

后来家里人时常提起这事，父亲说，我想我和那个革委会主任就在一起办公，我又没有得罪过他，觉得他不会那么坏吧。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过于忠厚老实的人，最后却被别人坑害了。

大哥复员回到村里后，就恨上了那个革委会主任，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这样一来便激怒了那个主任，他本来就是造反派头头，于是就说我父亲是走资派，不再让我父亲当会计，并且让村里的造反派把父亲拉去批斗。

那天我看着被造反派逼着跪在台上的父亲，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他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人。我们一家人真担心他挺不过去。

大哥几次想冲到台上去和那些造反派理论，但还是忍住了。因为我父亲已经提前警告过大哥说：“你一定要忍住，千万不能再给我找事了。”其实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算是冲上去也无济于事，反而会使父亲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台上受罪，默默地在心里记着是那几个人在迫害我的父亲。

到了晚上造反派不让父亲回家，被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有几个造反派还在轮流逼迫父亲坦白交代贪污罪行。半夜里母亲说：不行，我得去看一看，如果那些人打你父亲，我就跟他们拼命。

等到了关押父亲的那里，母亲硬是闯进去和那帮人理论。父亲更害怕了，“你来干什么，快回去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母亲说，“我不怕他们，你那么老实的人被他们折磨，我就是要护着你！他们不让你回去，我就要天天守在这里。”

母亲的脾气比父亲泼辣多了，从此她每天都到那里去看着那帮人。再说我父亲的确是出了名的大好人，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乡亲的事。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那帮人后来还是放松了对父亲的折磨。父亲才躲过了一劫。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啦，父亲又重新当上了村里的会计。父亲还是很欣慰的，那么一个忠厚老实胆小怕事的人，在那么艰难的日子挺了过来了。当时，有很多村干部被迫自杀了，我们邻村的支部书记就是受不了折磨自杀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想不明白，像父亲那样一个忠厚善良的人，一个乡亲们公认的大好人，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没能过上几天好日子。为什么上天不怜悯好人，还是让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还算数吗!

今天是父亲节，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祝父亲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