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地板上的活死尸
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童年住在一个大型的工厂，厂里有自己的发电厂、自来水厂、学校、医院。在我小的时候，福利很是让周边的原住民眼红，冬季全厂区供暖，在整个南方，也是不多见的。湿哒哒的天气，将暖气一拧，双腿向奶白泛黄的暖气片上一放，温暖由脚底直达心头。除此以外，学校每天会给我们提供营养餐，面包汽水儿都是凭票供应。一年四季，厂区里一溜儿的大卡车，应季水果，牛肉直至餐具面盆，一律按人头分配，在我的印象中，家里似乎就没有使用过现金，一切都是花花绿绿的票票，橙色的是换汽水的，红色是面包，蓝色的是换冰棒的。那个年代，在厂里工作，是我们这里小伙儿的杀手锏。穿着工作服就透着一股子自豪劲儿，连去相亲都不寒碜，头昂的高高的。
然而，奇怪的是，我从小身体就很差，住院更是家常便饭，我常常趴在病房的小窗户前，托腮开着浓烟滚滚的烟囱和灰蓝的天际，一天一天地过去。每年夏天，妈妈会送我回外婆家，把我塞在高高的货车副驾驶，拜托师傅顺便把我一起捎过去，外公外婆会在另一个城市的厂驻点儿等着接我。车子巅儿巅着出了城，我的身体就开始畅快起来。
又是一年的冬季，我再次病了，这场病来的尤其重，在医院住了不知道多久，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树叶，一片又一片飘落，约莫个把月后才开始好转，医生提议每天吊完水让妈妈扶着我去医院的小公园走一圈。那段时间，整个天际像是一个锅盖，厚厚地笼罩头顶，喘不过气，空气是一种浓稠的牛奶质感，时不时会有刺鼻的气味传来，我知道，大检修来了。
每年冬季工厂会进行检修，检修期间会排废气，清理检查锅炉管道。那个年代没有如今发达的技术，全靠人摸进管道、大型机械的内部检查。当然这也是危险性非常高的一件事，常有意外发生，这是厂里头疼的地方，一旦出事，且不说培养一个熟练技术工人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正式职工在检修中出现工伤需要厂里拿出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还要不遗余力地救治受伤员工，工伤期间工资照发，如果丧失本职工作的劳动能力工厂还要安排其他工作，要不怎么叫“铁饭碗”呢。
但是检修，机器是不成的，必须得用活人。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厂里会招一批临时的检修工，大多是附近郊区的农民，来承担一些不需要很多技术含量却很危险的任务，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岗，任务结束后立即可以得到一笔现金，如果发生意外，厂里也会一次性买断赔偿，当然，这笔赔偿款相对于正式职工的来说，可以说是少的可怜，但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却是一笔巨款。也许是太迫切需要那笔工钱，也许是真的没有什么更好的赚钱途径，也许是侥幸心理，总之就算危险重重，每年也会有很多人来报名，在这张“生死合同”按上血红手印。
一天傍晚，在小花园转圈的我们突然听见厂巨大的爆炸声音，所有人立在原地望向厂区，火光冲天，半个天幕都变成了橙红色，眼见得黄色的雾气，鼻子中是不可名状的怪异气味，仿佛小勺一下一下挖你的鼻腔，酸涩又尖锐，让人忍不住流下眼泪。妈妈赶紧拽着我往病房走，奇怪的是，平时这个点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医院里冷冷清清，而那天当我们穿过医院大厅的时候，感觉人突然乌拉拉涌了进来，我和妈妈一下被冲到了墙角，妈妈好奇地张望，她拉住一个人张口想问，看了一眼我，又把手放下。
在大人们林立的腿缝隙中，我见得几个人拽着的一块布放在了地板上，褐色的粗糙编织袋质地，厂区里随处可见这种材料，不沾灰不沾水，重点是非常廉价。一个值班的医生跑着出来，这群人中领头的一个跟他交代了几句，便带着人匆匆又离去了。空荡荡的大厅只留下几个灰灰的人，没有一个着厂服。妈妈往前一步探头，仔细辨认了一下，紧接着便转身来捂我的眼，一时间没有找准确我眼睛的位置，双手胡乱在我面上拂过。
可是，我已经看到了。
地上躺着的，是一个人，或者说，不知道该不该称作是一个人。
在大块灰褐色编织物的中心，是一具咖啡色的人形，全身已经变色，没有头发，五官如同融化般粘溺在一起，皮肤几乎已经脆了，在医院大厅明晃晃的白灯下，反射出令人作呕的油腻色泽，无法发出完整的字节，几乎是从胸腔发出一些微弱的怪异声音，由于皮肤的焦化无法动弹，只有手努力的挣扎着颤动着向上。
那些人围在布的周围，自觉地保留了一点的距离，没有一个上前，他们激烈地商讨着什么，恍惚中是钱的字眼。还未来得及分辨出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妈妈半抱半拖着带走了。我一直忍不住回头去看，虽然妈妈很生气地说，不要看，不要回头！
如今我还能想起那个噩梦一般的情景。白色的冰冷光照下，赤裸着，身上腻着油脂的咖啡色人形，身下隔了一层粗劣的编织物就是冰凉的地板，用尽全力的挣扎却无济于事，周边全是冷漠的表情，没有一个人想救他，没有一个人会救他，死神近在咫尺地等待……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夹杂着无法逃脱的痛苦刺鼻气息，爆炸后的惊悸滴血天空，在无比灰暗寒凉的夜晚，让人恍惚置身北冰洋的海底，缺氧一般恐惧到喘不过气。
在病房，我昏昏睡去，做了一个恐怖的梦，半夜冒着冷汗惊醒，迷迷糊糊听见妈妈在和爸爸说着什么，虽然年纪小，但是从他们刻意压低的声音中读到了模糊的禁忌感——这不是我可以听的。于是我赶紧闭上眼睛。
原来，检修期间出现了爆炸，这个人是最近招录的临时检修工人，全身这么大面积的烧伤在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下几乎是没有救活的可能。况且，如果他死亡，厂里可以一次性用赔偿金买断，如果落下残疾可能就会有无穷的后续麻烦，所以厂里就和家属商量，家属看到这个情况就算奇迹出现救回性命也是废人，家里还要再出一个“整劳力”去天天照顾，所以家属也同意不做治疗便于领取大笔的死亡赔偿金。所以厂里就派人把他拖到医院，就等着断气后出具死亡证明。厂办的医院明白了这层意思之后，可能是因为怕弄脏新的病床，可能是因为觉得没有抢救的必要，又或者其他原因，竟然连一个床位都不愿意给他，所有人都在等这个可怕的过程尽快结束。
第二日再下楼，大厅空荡一片，深青色地砖被拖过，氲着微微的水渍，空气中依稀有消毒水的味道，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不能想象，在这样一个人的最后时间，所有人在等待着他的死亡，没有尊严地赤裸，莫可名状的剧痛，亲人在身旁肆无忌惮地谈论赔偿款的分割，似乎他早已是烂肉一摊，渗出着恶心的体液，散发出腐烂的味道，想哭，表情已经融化，想说，声带已撕裂，除了那最后的一根手指还在做无谓的表达。
冷酷和残忍，这就是人生吗，可这就是一个人最真实的归宿。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厂区检修再也不依靠人了，各种自动化设备和机器可以选择，而郊区的人们有的出去打工了，有的开起了小加工厂，宽敞的大路变建起了漂亮的小楼，很多人家都在大城市置办了物业，一家比一家的汽车要高档，再也不会有那样无奈的选择了吧，再也不会有那样的遭遇了吧，也许吧。
医院地板上的活死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