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哪里？（上）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名作《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归纳出了阻碍人们获取幸福的九个最关键的障碍，提炼出了一些关于追寻幸福的启发和行动建议。
书名中大象、骑象人分别代表我们头脑里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两者之间的相互较劲、相互配合，是隐藏在好几个幸福障碍背后的共同逻辑。
这本书首先是带领我们认清一个更加基本的现实：想要得到幸福，没那么容易。所以“如何获取幸福”是一个涉及很多因素的复杂问题，幸福绝不是靠一两个绝招就手到擒来的。
幸福在哪里？（上）
幸福障碍1：除非满足苛刻条件，否则逆境容易伤人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尼采说：“那些打不倒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哲学家通常认为，逆境是促使人成长的。那么理所当然地，一个心智被逆境磨练得更加强大的人必然也会生活得更从容，所以也更有可能收获一个幸福人生。
可矛盾的是，心理学家过去这几十年里却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证明逆境——尤其是那种比较严重的逆境，或者叫作创伤性的经历，这种经历是很可能会让人患上严重的身心问题的。
一些小时候被家长虐待，在战争上经历炮火，或者经历过灾难的人，事后很长时间里，会长年累月地做噩梦，强迫性地回忆起创伤体验，频繁地陷入惊恐，这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现在很被心理学家重视的心理问题。
可是，孟子和尼采也不是全错。因为心理学家同样观察到，有很多人经历创伤后不但走了出来，而且身心的确变得更强韧，很多有成就的社会贤达都是从逆境中逆袭出来的，他们的确就是“那些打不倒我的，必使我更强大”，于是心理学家又发明出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创伤后成长。
那么逆境到底是会让一个人陷入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是让人获得创伤后成长呢？心理学家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之后发现，逆境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都存在，从正面影响来看，逆境的确会促人成长，但需要满足几个挺苛刻的条件。
第一，逆境其实是挑人的。
乐观的人、有社会支持的人、有应对方法的人更容易挺过逆境的考验。能够比较安稳地承受逆境的，首先是思维方式比较乐观的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最终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不但取决于客观事实本身，还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它，也就是我们主观上的“认知”。
比如说，同样是马上要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有些比较悲观的人会觉得很恐惧、很焦虑，考试前食不下咽，夜不能寐。
但有些比较乐观的人考试之前反而特别来劲，特别兴奋，考试越重要，反而越是有非拿下它不可的一股冲劲。
客观上，都是同样的一场考试，为什么对不同的人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呢？有一种可能就是，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对这场考试的主观“认知”不同。
悲观的人很可能是在主观上把这场考试“认知”成了对自己能力、表现的一种“威胁”。考砸了，就代表我被证明是能力不行、表现不好，于是面对威胁，人们感受到的就是恐惧和焦虑。
而那些乐观的人很可能是在主观上把这场考试“认知”成了一场“挑战”。就像打游戏一样，“这是一个拦在我眼前的boss（游戏里的怪物），我得单挑打败它才能继续玩下一关”，挑战激发出的是兴奋，是战胜挑战的渴望。
这样一来，客观上同样的一个逆境，就既可能会让比较悲观的人因为陷入负面情绪的包围而崩溃，但也可能会让那些比较乐观的人因为接受挑战而得到了成长。
其次，除了乐观的人，拥有更多社会支持的人也更容易扛过逆境。
如果有人跟你抱团，有人在你身后保护着你，那逆境造成的伤害就可能被大幅削弱。
比如我们经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我们日常的观察，但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之所以能获得更多的成长，往往都是因为他的家庭为他提供了足够多的支持和关爱。
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得不到关爱，那他们非常容易遭遇各种身心问题，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其实还不完整，应该是“有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社会支持，也包括家庭支持，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除了乐观和社会支持，对逆境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法的人也更容易从逆境中成长。
除了挑人，逆境还挑时机。
儿童对逆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弱的，孩童时期经历的创伤很容易变成一个人一生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听到有人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温暖、有爱、稳定的“原生家庭”有多重要。
但孩子成长到青春期之后，抗逆境的能力就渐渐变强了。如果一个人注定是要经历逆境的，最佳时机是一个人刚成年的这段时间，大致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时这段时间。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各种心理能力基本成熟，为抗击逆境做好了准备。同时，这时的世界观、价值观上又没有完全成熟，有在价值观上发生改变的巨大潜力，所以二十岁前后经历的逆境很可能就会起到让一个人脱胎换骨的效果。
那么，逆境对于一个人的幸福人生到底是福是祸呢？答案是，很复杂，不一定。是福是祸，要看人，要看时机。
这就体现了是我们开头说的，一定别把获取幸福这件事想简单了，你看，光“逆境”这一个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有那么多需要纳入考虑的细节。
认识到这种复杂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针对各种细节，对症下药地跨越各种幸福障碍。
我们来看看怎么针对逆境对症下药？
逆境挑时机这一点，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说，那的确是比较无奈，命运什么时候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但比如说对于家长，这就很有启发意义啊。
孩子长到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家长是不是就应该大胆放心地放手，让孩子经历一些历练呢？这个年纪的孩子，即便没有完全自立，比如正在上大学，家长是不是也应该尽可能地让孩子独自承担生活里的各种挫折？
再来看“逆境挑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的努力就更多了。
刚才说，那些乐观的人因为能在主观上做出更积极的“认知”，所以也就更善于应对逆境，那一个天生有点悲观的人可以变得乐观一点吗？换句话说，我们能改变我们主观上的“认知”习惯吗？
其实是可以的。心理咨询里专门有一种技术用来引导人们去改变自己的主观认知，那就是认知疗法里的“认知重评”技术。乔纳森·海特在书里只是大略提了一下有这种技术。
我们还是用考试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刚才说，有些人遇到考试特别容易恐惧和焦虑，可能是因为主观上容易把考试当成了“威胁”，那我们怎么样把它转变成一种“挑战”呢？
把一个困境视为“威胁”还是“挑战”，背后往往藏着一种更隐蔽的信念，那就是你是否相信一个人的能力是有成长空间的。
有一些人相信，人的能力是基本上固定的，比如智力，没啥改变的空间，生来如此，这叫 “固定思维”。
还有一些人相信，人的能力是可以改变的，有成长空间。这叫 “成长思维”。这是两种不同的信念。
固定思维的人遇上困难就很容易恐惧焦虑，他们潜意识里的内心活动大致是这样的：
我现在遇到了一场有难度的考试，考试成绩是能反映出来我有多聪明的，而我有多聪明是固定的，没有成长空间的，那如果我没有考好，不就是对“我很聪明”这个自我印象的重大打击吗？那这当然就是种威胁啦。
一个有 “成长思维”的人就正好相反，他们觉得自己会随着学习、锻炼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觉得有难度的考试正好是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失败了也不太要紧，反正我还会成长，那这场考试自然就是一场挑战啊。
那么哪种思维更接近于事实呢？是成长思维。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人身上的各种品质、智力、性格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其实也会随着学习和经验产生显著的变化。
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成长思维代替固定思维。树立起一个观念：人的能力、品质都是有成长的空间的，而挑战困难的目标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带着这种成长思维的心态去重新理解那场考试，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遭遇到一个威胁，而是得到了一次成长的机会。一开始，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经常要刻意要求自己停下来去做这种认知上的调整。慢慢地，新的认知方式就会成为习惯。
这就是“认知重评”技术一个小小的展示。用这种方法重新评估逆境的价值，就可能大大增加抗逆境的能力。
要平稳度过逆境，强大的社会支持也非常关键。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做的。就拿我们在一个群体里获得的社会支持来说，我们怎么才能把自己变成群体里的“团宠”，让自己在群体中受欢迎、得到更多的支持呢？
一个方法既简单又强大，那就是“模仿”。人们会本能地喜欢上跟自己在相貌、言行举止、喜好习惯上有共同点的人。所以，通过模仿，我们就很容易增加对方对自己的好感。
比方说我们跟一个人对话时，对方拿脚打拍子，我们也可以也拿脚打拍子，对方摸自己的脸，我们也可以摸自己的脸。有研究发现，懂得在语言、动作上模仿顾客的餐厅服务员，拿到的小费更多，模仿对增加好感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模仿，是很多人一起同步地做同样的动作，比如跳集体舞、一起合唱歌曲、一起走正步，这种所有人之间的相互模仿，也会大大增加群体的凝聚力。
模仿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黏合剂，而通过它黏合起来的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可能会在逆境中成为你强大的后盾。
心理学家彭尼贝克通过研究发现，用文字把创伤倾诉出来，是缓解创伤体验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彭尼贝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一些人连续4天，每天写15分钟，像记日记一样把“一生中最不愉快或伤痛的体验”写出来，写得越详细越好。结果发现，总体上，写过这种创伤日记的人比没有写过的人在未来的一年里，身心健康状况要更好。
但是，更详尽的检查发现，仅仅是用写作来宣泄怒气的人其实并没有从中获益。通过日记受益的，是那种在4天的写作过程里循序渐进，逐步从创伤事件里找出意义的人。
所以这个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我们遭遇一些逆境的时候，可以每天持续写15分钟，连续写几天。如果不想写，那么对着录音机讲也没问题。
写作时，一方面要把事件的经过、自己的感受、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日记里试着归纳、总结事件的意义。
这种创伤写作，是目前得到验证的一种对冲逆境风险、自愈疗伤的好办法。
我们要在看清“获取幸福”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地跨越幸福障碍。
幸福障碍2：身外之物也会影响幸福感
刚才我们提到了心理咨询里的认知疗法，我们改变了对一件事的认知，也就改变了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是好是坏。
这个思路里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幸福到底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内心？还是来自于身外之物呢？
感觉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向内探寻，改变内在的、心理的因素，去“追求内心的平安喜乐”？还是应该向外探寻，去努力改善外部的生活环境、物质条件呢？
认知疗法主张的显然是“向内探寻”，它是让我们改变内在的认知，让自己变得更幸福。
但是，如果一个人遇到任何事都只知道改变自己，那是不是太虚无了一点呢？难道向外探寻，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就完全不重要吗？
有很多古代哲学家都站在了认知疗法这一边，他们会说：对啊，身外之物的确一点也不重要。幸不幸福，真的就全看你内心怎么想。比如佛陀说：“心是诸法的前导，心是主，诸法唯心造。”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被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来的。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波爱修斯在他的名作《哲学的慰藉》里写道：“除非你觉得悲惨，否则没有什么是悲惨的；同理，除非你知足常乐，否则没有什么事能让你快乐。”写出这句话的时候，波爱修斯正被罗马元老院囚禁，等待被处死，一生积累的声望与财富付之东流。但波爱修斯把刚才那番话牢记在心，最后从容赴死，非常平静地面对他自己的死亡。你看，只要心里想明白了，死都不是个事。
尽管古代哲学大多彻底否定身外之物，但是，今天的心理学研究却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过于唯心了，其实有一些外部因素的改善对幸福感的提升有非常实质的贡献。
《象与骑象人》书里列举了下面这六种对幸福影响很大的“身外之物”，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着力改善这些外部因素。
1.噪音
人有很强的调整适应能力，有一些恶劣的外部条件是会被我们逐渐适应的，刚走到厨房里的时候可能会被昨晚忘记倒掉的剩菜熏得很难受，但切了一会儿菜就闻不到臭味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对臭味适应了。
但研究表明，人没有办法完全适应噪音的干扰。各种噪音都会干扰我们的注意力，增加压力。所以，尽可能消除环境里的噪音，尽可能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噪音小一点的地方。
2.通勤时间
上下班花费大量时间造成的心理压力，同样也是无法被完全适应的。即便是通勤很多年的上班族，每次挤上地铁时，体内应对压力而分泌的应激激素水平还是很高的。
3.自我掌控感
噪音和交通两项因素之所以让人恼火，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们。人对掌控感十分敏感，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对事物有掌控能力，哪怕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我们的焦虑也会大大下降。
而掌控感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感受，而是外部环境赋予我们的。比如一个公司员工在上班的时候能体会到多少自我掌控感，很大程度上是公司管理者决定的，如果管理者把所有工作细节都安排得死死的，员工一点自主权都没有，那他就不会有多少掌控感。
但话说话来，哪怕外部环境很恶劣，我们也还是有办法自己提高掌控感的。比如在一个心理学实验里，老师让学生在一个数学游戏软件里学习数学知识，其中有一组学生可以在游戏里选择自己的头像，可以自己命名游戏里的一些物品。
另外一组学生不可以，任何自主权都没有。结果，可以自由选择头像和给物品命名的这组学生对游戏的热爱远远超过另外那组，而且在之后的测验里也拿到了更高的分数。
这里有一点很微妙，这个实验里，选择头像、命名游戏物品，这跟在游戏里学数学这个任务核心其实根本不相干，但只要整个任务里包含了一点 “自主控制”的成分，哪怕这点成分跟任务核心不相干，人们的表现就是会变好。
所以，哪怕领导把我们的任务布置得死死的，我们还是可以像这个实验这样，自己给任务添加上一些可以自主控制的小细节，来增强“自我掌控感”。
4.外表
要说哪种身外之物最被哲学家不齿，除了金钱，那大概就是一个人的外表了。但实际上，外表的魅力对幸福感的影响还挺大的。这主要是表现在一个对自己外表本来不自信的人外表改观之后，确实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幸福。
之所以改善外表可以提升幸福感，主要可能是因为羞愧感在其中起作用。很多人在整形之前总是意识到自己外表的缺陷，对此感到羞愧，而一旦卸下这个心理负担，他们就会变得更自信、更快乐。所以，并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改善外表就是肤浅的。
5.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刚才就已经提过，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支持的人对逆境适应得更好。也有很多研究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对生理、心理健康乃至于寿命都有正面的帮助。所以人际关系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着力改善的外部因素。
6.收入
最后一个外在因素说出来既俗气也可能让很多人失望，那就是财富和收入。
以往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其实是低估了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的。我们以前经常在一些书里读到什么收入超过多少钱之后，收入提升与幸福感之间就没有关系了。
其实更综合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身心健康状况总体上是正相关的。
幸福不但取决于内心的感受，也取决于很多客观的外在条件，很多外在条件的改善是很有难度的，是不完全由我们控制的。
所以我们能做的其实是，尽人事、调心态、听天命。
尽人事，这是改善外部条件；调心态，这是改善内部因素；听天命，是对于确实无法改变的，不要过多耗费心力。这三方面都要有，不能偏颇于一点。
幸福障碍3：美德的标准变得模糊
我们向内探寻的这个过程有时候会被一些外在因素干扰，这种干扰也构成了一种幸福障碍。比如说，我们对内心中的美德的追求就受到了一些社会风潮的干扰。
古代先哲们都是非常强调美德对幸福人生的价值的。《圣经》中耶稣说：“施比受有福”，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人只要活得明智、高贵、公正，就一定有快乐的人生。”
实验数据证实了一些古老美德的价值，比如说《圣经》里这句“施比受有福”——人们到底会不会因为经常帮助别人而让自己的幸福感得到提升呢？的确是会的。
比如心理学家发现捐血真的会让捐血人感到幸福，对自己感到满意。还发现给别人更多的支持的老人会活得更久，反过来更多接受帮助的老人却并不会因此变得更长寿。
所以有些传统美德的确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努力培养这类美德，这就是一种从内心中寻找幸福的有效途径。
但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里。很多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以前是相互隔离的，今天却激烈地碰撞在一起。
美国经历着一场价值多元化的浪潮，今天有很多人强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相互平等。这个理想本身当然非常好，但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就不敢强调自己这个文化认可的价值观和美德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兴起开始，在美国的教育界就形成了一个教育宗旨，那就是老师不能把任何具体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而只能教孩子如何找寻自己的价值观。
这种做法虽然提升了孩子对不同价值观的包容性，但断绝了孩子与他们自己文化里积淀的传统美德之间的联系，搞得很多人彻底虚无混乱了，不知道什么价值观是对的了。
于是，我们培养内心的美德这个对内探寻幸福之道的过程，就被“多元化”这个外部世界的因素干扰、被打断了。
那我们该怎么应对呢？乔纳森·海特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洞见，那就是多元化其实有两种：人口学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
我们应该区分这两种多元化。人口学多元化，是指种族、性别、性倾向、年龄这些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多元化，我们应该支持的是这种人口学多元化，因为这其实就是呼吁社会公平。
同时，我们应该警惕道德多元化。道德，也许是没有那么多元的。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通过大量的调研之后发现，我们可以从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归纳出六种普世的传统美德，几乎是在所有文化里都被普遍认可的，培养这几种传统美德，对心理健康是大有帮助的。
哪六种美德呢？一、智慧和知识，也就是在内心培养起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慧；二、勇气，也就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勇往直前；三、仁爱，刚才说的“施比受有福”就包含在内，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四、正义，也就是维护公正；五、节制，也就是能恰当并适度地控制自己的需求和想法的表达；六、精神上的超越。
哪怕是在现在这种多元化的浪潮下，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相信这六大美德是跨越信仰、宗教和文化的，是普世的，是值得每个人都努力培养的优秀美德。
小结一下，美德的标准会因为多元化浪潮而变得模糊，这让很多人的价值观变得虚无，这构成了第3种幸福障碍，而我们的应对方法是区分人口学多元化与道德多元化，坚定认识到普世的传统美德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