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特朗普，反乌托邦小说又流行起来了！

编译自《娱乐周刊》

和理想社会相反，反乌托邦是一种不得人心、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常常表征为反人性、极权政府、生态灾难或其他社会性的灾难性衰败。

这种社会出现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特别是设定在未来的故事。

在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系列取得现象级的成功之后，青少年反乌托邦小说开始大行其道。之后，我们又看到了维罗妮卡·罗斯的《分歧者》系列、陆希未的《传奇》三部曲、劳伦·奥利弗《错乱》，等等等等。

不过，在书店和影院热了多年之后，这股潮流似乎开始消退了。

2016年，《分歧者》系列电影甚至因票房表现不佳被砍掉了最后的终结篇，制片公司把它甩到了电视银屏，只能以派生剧的面目出现。

然而，反乌托邦的浪潮并未完全止息。最近甚至有卷土重来之势，而这一切都要感谢——

特朗普。

特朗普抵抗者的共鸣？

在总统大选结束后，特朗普的批评者自称“抵抗军”，仿佛他们是从反乌托邦小说里走出来的地下自由战士。

特朗普放言攻击媒体是“假新闻”制造者，他的顾问凯莉安·康威则在为白宫新闻秘书肖恩发表的虚假言论辩护时，提出了所谓的“另一种事实”（“alternativ facts”）。

美国人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讲“新语”（newspeak)的奥威尔式反乌托邦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的销量，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开始扶摇直上。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HMH）甚至推出了这些小说的精装本，趁机大赚一笔。

“在我们现任总统就职之后，人们的阅读品味无疑有所改变。”洛杉矶书汤书店的报摊经营者莫莉·阿什在接受《娱乐周刊》（EW）采访时表示，“《1984》仍然在我们的平装本畅销书名单上。”

HMH推出的精装本《1984》和《使女的故事》（左、右）；以及哈珀·科林斯出版社推出的《贞德之书》（中）。

《使女的故事》重新流行显然得益于Hulu制作的剧集在最近热播，但这部小说同样让那些对当前政治形势感到不满的人产生了共鸣，女权人士甚至穿起“使女”标志性的白帽红袍举行抗议活动。

这部作品讲述了在不远的未来，核战带来的污染导致妇女生育率大幅下降，末世情绪开始蔓延。美国部分地区经历革命后建立了男性极权社会吉列共和国（Gilead），实行一夫多妻制，女性被当做国有财产。不能生育的女性成为仆人，被称为马撒。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则被训练成使女，派到当权者大主教家里，轮流为他们生儿育女。

在电视剧开播前，阿特伍德本人也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在“特朗普时代”的语境下对自己的这本书进行了讨论。

女权人士身穿“使女”装束在国会山前抗议。

反乌托邦书籍的流行：从经典到现代

考虑到阿特伍德还创作过其他后世界末日设定的小说，对希望从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获得关于当前形势教益的读者来说，《使女的故事》就成了非常不错的跳板。

“很难说人们选择这些书是不是一时新鲜，但我们的很多优质顾客选择了《1984》，或《使女的故事》，或 Sinclair Lewis 的《不会发生在这里》（注：这本书号称预言了特朗普的上台）。

其中一些人就说，‘嘿，我很喜欢这本反乌托邦小说，再给我推荐一些跟它类似的，更加现代的。’”于是这些书就成了其他类似设定作品的引介者。”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BookPeople书店的经理布莱恩·桑索（Bryan Samsone）看到了类似的现象：“由于阿特伍德的再版作品中有《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这样同类型的小说，她可能是从中获益最多的作家。这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人们的兴趣从由男性主导的经典作品转向了以女性主人公和附阿特伍德骥尾作家为主的作品。”

不过，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旧有的作品，今年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反乌托邦小说。

阿什特别提到了Lidia Yuknavitch的《贞德之书》（The Book of Joan），小说重构了“圣女贞德”的故事，把她塑造成遥远未来的自由战士，而她反抗的是在大企业统治下的警察国家。

还有Karin Tidbeck的《阿马特卡》（Amatka），其中描绘了一个为防止颠覆活动而监视公民的世界，人们使用的语言也开始失去意义。

Omar El Akkad 创作的《美国战争》（American War），讲述了未来的美国因化石燃料以及人们对环境破坏的不同反应爆发了第二次内战。

（不过很遗憾这些书暂时还没有中文译本。）

乌托邦缺失，反乌托邦引导人们行动

在最近发表于《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提出，反乌托邦文学的持续流行跟乌托邦书籍的缺失有关。

毕竟，反乌托邦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这种类型的小说最初出现是为了指出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和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的缺陷。

绝大多数出名的反乌托邦小说都是在批评一种特定的乌托邦理想：在《1984》中，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在《使女的故事》中，就是里根时期流行的“道德多数派”。

注：道德多数派的主要争议性主张有：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抨击学校教育的世俗化/无神路等。

然而，没有新的乌托邦理想出现，我们就还陷在反乌托邦当中。

莱波雷写道：“反乌托邦小说曾经讲的是抵抗；现在主题变成了投降、猜忌、孤独和前途晦暗的21世纪，变成了假新闻和信息战，变成了无助和无望。它不能想象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没有费心让某个人去想出一个来。”

不过，情况或许正在发生改变。

这些新近畅销的反乌托邦小说正在让读者回头寻找更多书籍，而且他们想要的并不总是跟原来一样的类型。

“我们从那时起看到的是，这些经典的反乌托邦作品正在引领人们购买行动主义类的书籍。”桑索说，“现在，我们突出展示了很多“对抗权威”和“抵抗”方面的书。

人们从‘好吧，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这个反乌托邦的可怕世界里’，

转变为‘好的，我们该怎么做呢？’。

作者：Christian Holub

译者：何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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