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克星八路军,日本人没想到:侵略灾难更加淬炼了华夏民族的刚毅
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的22次会战,还是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的规模不大但数以万计的游击战,都是华夏民族成长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
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转眼间已过去82个春秋。
血的教训,悲痛苦难,历史不会忘记,华夏儿女更不应该懈怠。必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1 8年,99847次战斗
“4月26日清晨,终于开始向沙河桥行军。我是指挥班的人,所以走在中队的前头。我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有的人头部中弹。目睹这凄惨的场面,难过地走了十几公里路。在我前面一连二十多辆马车都装着战死者的躯体。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出现如此之多的伤亡,这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即使是南苑战斗,或武汉作战也不曾有过。若给农民们看到,也许会说我们的坏话:瞧这支残兵败将的队伍!一想到这些,真感到恼恨万分。”
侵华日军一名上等兵在《中国驻屯步兵第3联队战志》中,如实记载了当时八路军的勇猛、日军绝望之下的自杀以及最终运尸回城的溃退。
“环视一下宿舍,感到房子空空荡荡的,3小队的伙伴一人未见,他们全部阵亡……”
八路军军史称此战为“齐会战斗”,共斗毙伤日军700余人,俘日军17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掷弹筒3个、大车56辆、战马4匹。
值得一提的是,吉田大队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在齐会战斗中,他们对八路军使用了毒气,在一线指挥作战的120师师长贺龙也中了毒气。但贺龙稍事休息,戴着一只蘸了水的口罩继续指挥战斗,将恶贯满盈的吉田大队几乎全歼。《贺龙传》一书写道: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还为这次胜利发表了社论《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蒋介石也致电贺龙,并发医疗费3000元。
image类似齐会之战这样的战斗,在当时的华北大地上不时发生,而比之规模小的战斗,更是几乎每天都有。日军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第33步兵联队史》写道,日军驻在距离保定约20公里的高阳,“几乎每夜遭受敌之袭击”,尤其是在1938年2月11日、日本的“纪元节”(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当天,“从保定大队部去高阳运送粮秣的辎重队在途中遭到共军伏击,车队几乎全被消灭。”《鲭江步兵第36联队史》则详细记载了1938年2月起其入驻山西清徐县之后的频繁战斗:
2月1日,“敌凭借险峻山地顽强抵抗,激战后虽将其击退,但我方也伤亡10余人”;
2月11日,“双方展开手榴弹肉搏战,激战中我方伤亡8人”;
3月1日,“我大队陷入苦战”;
3月14日,“松浦小队在苦战之后终于全军覆灭”;
3月16日,“混战中,我死伤10余人”;
3月20日,“前来支援的第1大队有10余名伤亡”;
4月14日,“一部敌人用云梯登上城墙,向城内猛烈射,我方人马、马匹等多数死伤”;
5月中旬,“机枪中队川琦大尉以下10余人伤亡”……
日本战史统计,仅仅在1940年不到一年之内,日军在华北五个治安大队就参加了4214次战斗。
聂荣臻元帅在抗战期间曾经进行过非常给力的动员。
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宣布:八年抗战,八路军总共进行了99847次战斗!
02 杀敌的愉悦
起初,日军认为,八路军武器低劣,但战术灵活,而且异常凶猛。他们哪里参透,他们犯下的罪行,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点天灯。
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就这样写道: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榆林站悲惨事件》一文(载于满铁社员会1941年4月出版《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一书),表现了八路军的精气神:
“事件发生在昭和13年8月4日凌晨2时50分。同蒲路榆林车站突然遭到八路军正规军约1000人的包围。哨兵三部上等兵、野口一等兵发现敌情时,敌已聚集在车站房舍四周约50米处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敌人袭击,立即开枪报警。车站房舍四周垒有沙袋,全体人员准备凭此依托应战时,敌军迫击炮、机枪及步枪早已对准车站房舍一齐猛烈射击,发出可怕的呼啸声。”
当时八路军以轻武器为主,迫击炮是奢侈品,但八路军的炮手很厉害,日本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就在太行山被八路军迫击炮连发4炮击中身亡,这门迫击炮至今还陈列在军博内。日军知道:一旦八路军动用了迫击炮,肯定是主力部队上来了。
图为阿部规秀 图源:****解放军报
“交战约1小时半,很遗憾,敌虽可能有很多伤亡,但我方不断出现死伤,已经难以支持……全体人员逐渐聚集在车站房舍内。可恨敌兵轻视我方人少,愈加狂暴,竟利用东北侧小厨房登上车站房舍的屋顶,从被迫击炮、手榴弹炸开的屋顶大洞投进手榴弹。车站房舍变成人间地狱,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可怕的喊声一直不断,满屋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炮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口、眼难开。某军曹倒下,某上等兵负伤。充血的眼睛,只见前后左右尽是血人。”
手榴弹是八路军的最爱。只因,八年抗战,手榴弹是八路军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武器。据统计,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工厂共造了约450万个手榴弹。那时许多战士没有枪,腰里掖着几枚长柄“边区造”手榴弹,近战往往会付出惨烈牺牲,但冰雹般的手榴弹砸过来,日军也心惊胆战。
1942年日本搞“五一大扫荡”,在河北无极县赵户村,八路军战士赵三子守卫南街口,一个人一口气扔出180颗手榴弹,把日伪军炸得鬼哭狼嚎,保持阵地不失。
此外,八路军的“围点打援”战术更是威慑日军。
手榴弹太猛,日军撑不住了,呼叫援军,但电话线被切断,只好放火焚烧自己住的兵营,用冲天火光来召唤援军。
这一套路早被八路摸熟,如同逮兔子般,坐等其来。
这是一个围歼日军援列的场景。
“与此同时,埋伏的敌兵从右、前、左三个方面,一齐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击列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玻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司机井田头部负伤,迫击炮弹打穿煤水车铁板,火星迸发飞溅,发出可怕的响声。此时阿部少尉立即命令全部人员下车,靠近10来米后边铁路两侧的土堤,组成圆形阵地应战。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冲到了5--6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恶煞的战场。”
八路武器装备有限,但使命与正义的愤怒早已决定战场的主动,越杀越带劲,打得鬼子真正的落花流水,不知所措。
03 日本人也走“亲民”路线
日本人是爱学习的。从大唐开始,不远万里来长安城学习盖房子,书法、吃、喝等,无所不学,学完回到日本再发扬光大,只不过,不知道感谢老祖宗教会了他们,现在日本很多建筑直接就是长安风格,只可惜,若干年后,反过来咬我们。
抗日战争其间,华夏儿女血浓于水的团结亲密让日本人很是羡慕。也尝试着走“亲民”路线,扶持汉奸,只不过永远只是瞎想。
在残酷的武力无法压服华北老百姓之后,他们也在想办法如何向八路军学习,“赢得民心”,《华北治安战》一书,有日本华北方面军加强培植汉奸组织“新民会”的意见:
“考虑到对华北当前敌人共产党的对策,大家知道,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犹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与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二,共军的情报搜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
这是《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的节选,日本人也是苦恼,得不到八路勇猛的真谛。
日本人的情报人员还是有两下子的,他们研究发现,八路军跟他们此前碰到过的对手不一样,正规军一退走,八路军迅速填补进来,深深扎下根。
《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写道:
“山东的游击队开始,系继韩复榘之后的沈鸿烈及于学忠等正规军的逃跑所致。首先在左翼青年之间诞生了游击队,进而发展成为第八路军山东纵队,其势力不可小看。****”
《游击队与游击战》(东京和泉书院1940年6月出版)这本书值得一提,作者长野朗,系侵华日军陆军步兵大尉,重点研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书中写道:
“初期,(八路军)既打正规战,又打游击战。自山西归属日军以后,即专门进行游击战。第八路军的游击队从山西向河北平原、察哈尔、山东及华北一带涌来,对我后方兵站、医院、铁路以及在日本援助下成立的地方治安维持会,进行袭击和破坏,并且建立共产党的县政府。从此时起即已深入民众,在民众中开始组建游击队。由于他们能够与民众联系密切,因而得以了解我军行动,我军刚要将其包围,他们很快即逃遁一空。据说一年内战斗已达638次。他们的手也伸向临时政府的保安队,使若干保安队叛变,从而获得了武器弹药。为此,第八路军向各游击区派出支队,以使游击队与自卫团进行联系,同时与共产党助长联络,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共军之所以顽固,在于他们依靠历来的战术,在我占领区山岳地带及省境等地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其根据地在地形上为日军无法靠近的山西五台山脉、东南山岳地带、山东泰山山区、河北的铁路中间地带等地区。每一根据地相当于数县之广,在此集中粮食,设立小型武器维修厂,成立宣传机构,建立学校,发行纸币。根据地的县均有共产党的县政府及县长。共军以其特长训练、组织民兵,建立人民自卫团,使之投入抗日战争。这类根据地是分布在日军占领地区以内的。”
长野朗敏锐地发现,八路军的真正“秘诀”,在于赢得“民心”,他写道:
“他们在掌握民心方面煞费苦心,因此在地方深得民心。例如山西地区贫苦,共军对军队自身军纪特别重视,禁止任意征用民工、车马及粮食。必要时召来人民代表,使其自愿提供。共军进一步武装民众,使之站到抗日战线上来。另一方面,将原有的地方团体改编成共产党方面的团体,并掌握其领导权,反对者作为汉奸,动员群众予以驱逐,将此地纳入共产党的地盘。”
他们深深感到,老百姓的心,都向着八路军,日军自然讨不了好。长野朗感叹道:“山西省民众抗日情绪的确非常高涨,从老年妇女到儿童也都进行反抗,在井里投毒,很难对付。”
04 随着深入了解,鬼子也爱上了八路
八年抗战,日军对八路军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首战大捷,日军还以为是苏联人在指挥八路军作战,《字都宫辎重史》一书收录了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关于参加平型关作战的战斗详报,是这么分析的:
“当面之敌几乎均为20岁以下少年兵,作战勇敢,远非以前所遇之敌可比,或为以学生等组成的军队。再者,其战术类似苏军之战术,显系在其指导之下。”
!图为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这里是战斗最激烈的地点——乔沟 ](https://img.haomeiwen.com/i4660504/e7b70c6f60480afc?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1240)
这个基本上就是胡说八道了。
随着与八路军交手越来越多,日军对八路军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写道:
“共军原来是连步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但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机枪和步枪。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视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及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粒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则:一,见到敌人时才开枪;二,瞄准后才开枪;三,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到了抗战后期,尤其是1941、1942年日军残酷的“大扫荡”之后,八路军愈挫愈强,而日军已经陷入了恐惧,《华北治安战》记录了日军不愿意与八路军作战的沮丧与绝望:“华北地区1940年以前从未发生投敌罪。到1941年发生了2件,1942年也发生了2件,1943年以来,此类事件迅速增多,其中大部分是性质恶劣的故意投敌……另外,自杀现象严重,1942年7月,曲阳有4名士兵自缢,河底村有10名士兵集体服毒,阳泉也有2名士兵因不愿执行任务而自杀。”日本人在这本书里甚至这样形容:日军在华北占领的点和线,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
战场上的另一个变化,是被俘的日军越来越多了。抗战初期,八路军很难俘虏到日本兵,后者无比凶悍,死战到底。“百团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兵当了俘虏。他们不少人被送到延安,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得到改造,彻底转变了军国主义思想,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他们后来把亲身经历写成了书,今天再读起来,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得知八路军胜利的秘密。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作者之一香川孝志记录了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往事:
“1943年6月的一天早上,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这是日军来轰炸了。我们从窑洞里出来,嘴里数着:‘1架、2架、3架……’飞机在没有人住的旧市区轰炸了一阵子便返航了。我们当时是在‘袖手旁观’。可是,当天晚上的日本电台和往常一样,广播什么‘延安的军事设施一个接一个地燃烧了起来’。刚来延安不久的一个新学员听到这个之后很有感触地说:‘在日军里,我们也是被这样的蛊惑宣言欺骗了的。’实际上,在那一天只炸死了一头驴。炸弹的碎片被送到延安北面约50公里的安塞兵工厂,成了八路军制造兵器的原料了(我也曾去过安塞)。《解放日报》社利用一发没有爆炸的炸弹,做成了印刷用的滚筒。”
另一名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梅田照文的记载,更有深意。梅田照文在百团大战中被俘,一度自暴自弃,到延安后,耳闻目睹,内心受到极大冲击,成了一位坚定的八路军“铁粉”。他在《反战士兵物语》一书中,详细记录了1944年4月出席朱德总司令母亲钟太夫人追悼会的两个细节:
“看到出席葬礼的总司令的形象,我大吃一惊。总司令本来是位胡须很重的人,又加一个多月他未刮胡子,显得所谓‘胡子拉碴’的憔悴样子。中国有个习惯,在父母去世的100天内,为表示哀悼之意,不刮胡子,总司令大概也是按照那种风俗行事的……有一点使我深受感动的是,总司令对于各界人士的悼词以严肃的态度致了谢词。他那谦虚的态度宛如站在恩师面前的学生一样诚心诚意,他眼角上噙着泪水,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这样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我和我母亲给予了破格照顾。”
“‘这是我和我母亲的最大光荣,十分感激。为了报答这些,我庄严地宣誓:作为一名战士,我将一辈子忠诚于党和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朱德同志讲的话。这是多么谦虚的语言哪!这是提高党和人民的威望,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无私的誓言!”
即使日本人如此冷酷的动物,在华夏儿女不屈的精神感召下,也渐渐找回了人性,从军国主义变成共产主义,甚至坚定的抗日者,一方面是华夏精神的天道盛行,更是正义、大道永存有的证明。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坚持我们正确的道路,做好每个人份内的事,其它的一切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