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教材的变迁，看中医教育如何走上一条模式化之路？
现今，中医的学院式教育并非今日所独有，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师带徒的传统中医教育模式外，在唐代官办医学教育就十分昌盛，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已经形成了格局。
建国以来，医学院相继创办，办学模式与其它学科并无二致，教学所用教材也随之革新，并不断有新版教材出现，中医教育走上了一条模式化之路。
旧式中医学院教育
据《唐六典》卷十四记载，“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可见，官办医学教育机构在公元443年的刘宋王朝即已创立，及至到了隋朝，官方创办的医学教育模式已经十分成熟，设置了太医、博士、助教等职位来管理医学教育。
到了唐朝，已经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医学教育制度，中央称“太医署”，有师生三四百人，颇具规模，而地方则由都督府开办医学，各州设医学博士和医学助教。到了宋代，医学教育方针十分重视实践，医学生轮流为士兵及其它学生治病，并要记录治疗过程和结果。
古代中医学院教育所用教材基本都是古籍，如南宋专为朝廷培养太医的翰林官医局，已经分为大方脉和小方脉科，前者教材为《素问》、《难经》、《伤寒论》和《巢氏病源》等，后者为《难经》、《巢氏病源》和《太平圣惠方》等。由于是专为朝廷培养太医，所以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承担，但考试制度非常严格。
然而，古代官办医学院培养的出来的医生主要服务于皇室和官员，由于接触的患者少，临床经验较为缺乏，且病种单调，医生开方下药也都十分谨慎，因此鲜见有突出成就者，而古代名医则大多来自于自学或师承。
近代民办中医学院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医界有志之士亦开始筹办现代教育模式的中医学校，当时的大儒章太炎就曾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倡导国医改革、兴办中医教育。
当时创办的较为著名的中医学校有松龄医学堂，是由出身中医世家的徐润之创办，当时徐润之就意识到中西医应该互为补充，因此其办学方针是“创办中西医学专门学校”，所聘请的老师也“兼通中西医籍”，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中西医结合学校，因年代久远，其所用教材已难查考。
一些医药公司也开始创办中医学堂，如1915年由浙江药业公司创办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校长是当时的名医傅园，并亲自授课、编撰讲义，由于讲义是由个人编写，因此带有很强个人色彩，如《众难学讲义》、《园医案》、《园医话录》。该校后来因日寇侵华而停办，共招生20个班，毕业425人。
而其它诸如温州国医学校、宁波中医专门学校等，所用教材皆为通俗的中医典籍著作，如《伤寒来苏集》、《温病条辨》、《世补斋医书》、《医宗必读》、《辨证奇闻》等。吴兴中医补习班还讲授《古文观止》等国学经典。
当时的中医教育事业以浙江最为旺盛，虽然后来大多学校都因战乱而停办，但已经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建国后国家创办中医药大学，各校教授均有来自浙江的名医。
建国后的中医教材
建国以后，中医药高等教育逐步迈入正轨，于1956年建立了四所中医类高等院校：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分布在祖国的东南西北，后来人们习惯的将这四所学校称为“中医老四校”。
既已建立起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学校所用教材就不能再如以前一样各行其是，目前中医药大学里所用教材已经到了第七、八版。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一名老编辑王主任对建国后的中医高等院校教材使用情况较为熟悉，她说：“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组织编写的教材，才能纳入中医教材的正轨版次里面，现在教材放开了，很多出版社都在做，但是不能都列入中医教育发展规划的教材里面。”
第一版中医教材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做的，由于当时经验缺乏，重视不够，而且处于困难时期，王主任说：“第一版教材印刷出来后，纸张很脆，印刷质量也很不好，当时卫生部领导看到这版教材后意见很大，就开始筹备第二版教材的编写，改为上海科技出版社来做。”
二版中医教材投入了很多精力，组织了许多著名专家参与，当时那批老专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史底蕴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教材内容字斟句酌，文字古雅精炼，并且确立了中医教材的基本体系，在目前所有版本的中医教材里面，二版教材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材。
随着中医医院的建立，中医面临着新的社会适应问题，不论是在管理还是在临床上，中医医生都需要补充新的知识，从三版教材开始，西医课程开始引进中医高等教育里面。
到了四版教材时，西医内容已经基本确立，而且中医的主干课程也已经固定，中医的教材内容也更加系统化。然而由于当时赶上了十年浩劫，大学教育几近停滞，中医教育也受到了冲击。
文革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如何发展中医教育成为摆在中医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医的发展影响深远，《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中医五版教材的编写就是在衡阳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编写的。
王主任介绍：“五版教材用了近20年，内容非常好，后来六版教材出来后，有些学校还是觉得五版教材好，部分课程依然采用五版教材，六版教材有些内容很好，但有些就有点离谱了，《中医基础理论》后来又进行了重新修订才使用。”
中医高等教育第七版教材由王主任调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后由中医药出版社负责出版，之前王主任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工作，对于教材的编写已经十分熟悉。
她主持出版第七版教材时对全国各个中医院校进行了调查，摸清了中医院校中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并且在教材主编的选拔上不再直接指定，而是在全国进行公开招标，编委人员也尽可能的让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避免学术的近亲繁殖，并且确立了教材由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的编写方针。
教材的定位是基础教育
为了使中医教材内容精练、与教学课时进度相适应，王主任在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时一直强调教材起的是中医基础教育作用，要使学生能够打好中医“三基”基础，编入教材的内容是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公认观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为了保证教材的质量，王主任制定了很多细节原则，如编委人员的选择标准：教学经历、教学水平、专业能力、合作精神、民主作风等，编委人员一定要能身体力行，不能让学生代做，每一本教材都要有一个责编负责，最终经过三审才能过关等等，所有这些细节规定为中医教材的水准提供了有力保障。
然而，中医教材是一块肥肉，而且现在国家为了使教材市场更加繁荣，放开了教材编写的管理，各出版社都能进行教材编写工作，并且学校的教研室主任有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利，虽然形成了市场的竞争机制，但同时也使一些质量不高的教材进入了教育领域。
睿汐
作者：睿汐，资深媒体人，国医时代创始人，医生品牌策划专家，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健康与公共传播分会秘书长、国医文化艺术创作中心总编。从事医药类行业媒体十余年，创办了国内首本打造中国医学人文卓越传媒的《国医》杂志，采访国内诸多知名三甲医院院长、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名家等，发表文章200多万字，推出诸多有影响的作品，被业界赋予“中国当代医药界张爱玲”的美誉。已出版书籍《守望——基层医生的生存世界》，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一部关于基层医生的人文纪实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