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在上谷击匈奴有功，汉景帝却为何将他调走，原因不简单

“七王之乱”后，32岁的李广任上谷太守，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地方官。上谷大约在现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区，位于汉匈对峙的东北边境。

汉袭秦制，实行郡县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对郡守一职载：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两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六百石。景帝二年更名太守。”

李广年纪轻轻就担任边郡太守这样的重担，成为了上谷地区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可见汉景帝对他的重视。

史载，李广任上谷太守后，在工作中任上尽职尽责，不仅抚境安民，还与匈奴“日以合战”。这样的表现，本应受到朝廷的嘉奖才对。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李广不仅没有得到嘉奖，还因为一份奏疏调到上郡任太守，按今天的话说，相当于平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典属国公孙昆邪上了一份奏疏给汉景帝：

“典属国公孙昆邪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胡虏战，恐亡之。’于是‘上乃徙为上郡太守’。”

这一纸调令，相当于将他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调到了陕西省北面，横跨大约一千多公里。司马迁在描写这段内容时，先后用了“泣”字和“恐亡之”这个词，以致后人大多以为公孙昆邪爱才，恐李广战与匈奴“日合以战”而死沙场，因此上了这份奏疏给汉景帝，目的是为了把李广保护起来。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后世的著名文人。比如，明代的杨慎就认为：“公孙昆邪为国惜才过于文帝”；同时，清代的史珥也认为：“昆邪爱才乃尔，彼擅自易置，急责对薄之大将军如何耶？”大意为“你公孙昆邪虽然爱才，但越俎代庖的提出更换武官的职位，就不怕得罪大将军吗？”从字面上看，杨慎和史珥的说法不无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揣摩这段话，就会发觉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首先，作为边境太守的李广，打仗是他的本职，即便马革裹尸，也是职责所在。若因“恐亡之”就替换他，就相当于将他保护起来。可是，正因为李广的骁勇善战，才凸显天下无双，如果把他保护起来，他就发挥不了作用，发挥不了作用，那他“天下无双”的价值又在何处体现呢？这岂非本末倒置吗？

其次，在汉代“典属国”的职责是“掌蛮夷降者”，乃是管理民族事务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李广的行政上司（丞相）、军事上司（大将军）不去关心他的安危、不去上这么一道奏疏，却偏偏是一个和他既无任何私交、也无公务往来的“外交部长”上这份奏疏？这岂非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奇怪的是，这份看似不合情理的奏疏呈上后，汉景帝居然准奏了，真的把李广调走了，将其转任上郡太守。上郡在现在的陕西绥德附近，位于都城长安北面，同属于汉匈边境地区。

难道匈奴对上郡就不侵扰了吗？显然这里也有匈奴的活动，把李广调到这里，也有可能经常和匈奴发生正面冲突啊，这时为什么就没有此前那“恐亡之”的担心了呢？

对此，有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还提出过疑问，他们认为“上郡”两字应当是司马迁误写，原意应为内地的一个郡，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

但我认为，司马迁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失误，李广所调任的就是位于长安北部的上郡。那前后文的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下面，我就通过对史记中相关文章的阅读，通过合理的推断，慢慢来解开这个谜团。

我们先看以下两段记载：

其一，据《汉书·景帝纪》记载，景帝二年夏：

“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景帝三年秋，“与匈奴和亲”。

其二，另在《史记·匈奴列传》有这样一段话：

“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从以上两段文字可以推断，汉景帝在平定“七王之乱”后，受国力及国内政局的影响，采取的是与匈奴的和亲政策。除和亲外，还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以换取汉匈和平、稳定国内局势，达到巩固政权、聚蓄国力的目的。

显然，匈奴接受了这个政策，纵观景帝一朝16年，双方只有偶尔的小规模战争，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同时，因此作为弱势一方的汉朝，在匈奴已经接受和亲政策的前提下，对于匈奴在边境的一些小规模骚扰，更多的应对措施可能是忍气吞声。这就好比全面抗战爆发前，我们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挑衅，几乎也是忍气吞声。

毕竟，自古以来军事都是政治的延续，军事行动必须服务于政治方略。但是，从公孙昆邪奏疏中对李广“自负其能”的评价看，李广任上谷太守期间，针对匈奴的挑衅和骚扰，很可能对采取了以牙还牙的应对措施。

李广此举，极易让匈奴找到终止和亲的借口，或者向汉朝提出更多的经济补偿，这与汉景帝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的国策是相左的，李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说明李广政治上还不成熟。

既然李广的行为相左于汉景帝的外交政策，那么作为“外交部长”的公孙昆邪这时候跑出来，出面上奏景帝，以保护李广的名义，暗示汉景帝把他调走，那就完全说得通了。

显然，汉景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抑或公孙昆邪这道奏疏本来就是汉景帝授意为之的，所以这道奏疏呈上后，很快得到了汉景帝的“准奏”。

但还有一点说不通。因为以李广的性格，即便到了上郡，针对匈奴的骚扰，他岂非同样会与匈奴发生冲突？除非你给他下死命令，不许他和匈奴发生冲突。但根据史料记载，汉景帝时期，匈奴对汉匈边境小规模骚扰的地点却大多选在东北部的“燕地”。

对此，我大胆推测:燕地离长安约1200公里，距离比较远，汉朝或许对此地不太重视，所以“礼让”较多，对匈奴的侵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上郡就在长安北部，离长安只有400公里，在此地骚扰，汉朝可就没这么客气了，李广在这里任太守，正好发挥其与匈奴“日合以战”优势。

以上的推测有根据吗？有！据统计，在《汉书·景帝纪》中，共三次针对匈奴入侵的记载。

第一次是在中元二年，但记载仅有四个字：“匈奴入燕”

第二次是在中元七年，记载曰：“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两千人”

第三次是在后元二年，记载曰：“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

可见，景帝朝匈奴三次入侵，汉朝的反映确各有不同：第一次，“匈奴入燕”后，没有任何关于汉朝抵抗的记载。但之后匈奴两次入雁门，汉朝都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一次“吏卒战死者两千人”，一次“太守冯敬与战死”。雁门虽在山西境内，但却比“燕地”离长安近的多，对汉朝的威胁也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奴予以回击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因此，汉景帝把李广调任上郡有两大益处：一则他不会在汉庭远离长安、不太重视的“燕地”惹出事端，给匈奴人以断绝与汉和亲的借口。二则若匈奴敢在离长安较近的边境骚扰，比如李广镇守的上郡，正可发挥他善守、敢战的优点，恰是扬长避短之举。

看来，李广的这次换岗，实与汉景帝的外交政策遥相呼应，至于李广本人是否参透个中缘由，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