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天《牧民第一》第二节“四维”

弘毅乐学书院《管子》学习第2天

《牧民第一》第二节“四维”

原文阅读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右“四维”。

字词注释

[1]四维：此谓礼、义、廉、耻四者。维，本指系物或结网的绳索。引申为维系事物稳固的条件。刘绩说：“维，网罟之纲。所以张之者，此四者所以立国。故曰维。”

[2]倾：倾斜，失去平衡。

[3]复错：再得安置。错，通“措”。措置。后文凡遇“错”字，皆同。一说“错”为衍字。

[4]节：节度，法度，等级规范。

[5]自进：只顾自己妄自求进。即自行钻营。

[6]蔽恶：隐蔽自己的恶行，不能算是贞廉。

[7]从枉：即趋从坏人。枉，邪枉，邪曲。

[8]全：不能廉则行不全，不能称为完人。一说“全”疑当作“正”。

译文参考

        维系一个国家的存在，有四大准绳，断了一条，国家就会倾斜、失去平衡；断了两条，国家就面临危险；断了三条，国家就行将颠覆；断了四条，国家就必然会灭亡。倾斜了还可以扶正，危险了还可以挽救，颠覆了仍可以再起，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什么是这四大准绳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人有礼，就不会超越法度规范，破坏应守的规矩原则；人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不遵循荐举之路；人有廉，就不会刻意掩饰过错，贪慕虚名浮利；人有耻，就不会跟从坏人，与邪恶同流合污。所以，只要百姓能安分守己，不越出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能确保安定；人们不妄自求进，就不会滋生浮巧奸诈，也无欺谋之事；不掩饰过错，品行就自然端正，节操就完美保全；不同流合污、趋从坏人，也就不会产生邪恶、发生坏事。

        以上是“四维”的内容。

核心内容解读

      “四维”为《牧民第一》的第二节，主要阐述四维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如果“四维不张”，就会“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国家治理的内涵主要在于四维，一旦四维倾覆，国家也不能得到有效管治。

        《管子》主张，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管理老百姓方面，最重要的是要能使老百姓“修礼”、“行义”、“饰廉”和“谨耻”，从而把“国之四维”提高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什么是“礼”？管仲认为，“礼”的重要内容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子·五辅》）。只要做到了这些，就可以“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同上），也就可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了。

        什么是“义”？管仲认为，“义”就是“各处其宜”，就是孝、悌、忠、信、慈惠、恭敬和中正七个方面。

      什么是“廉”？“廉”就是廉洁，就是清廉，就是“不苟得”，就是要见利思义，就是要见得思义。一个人如果不能廉洁，只想贪得，社会秩序就不能维持。“廉”并不像柳宗元所说的只是“义之小节”，不能与礼义并提，其实，在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廉”是有重要意义的。

      什么是“耻”？“耻”就是羞耻，就是知耻，就是一种荣辱观。这是一种良心的作用，是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的一种功能。正是靠着这种知耻心和荣辱观，人们才能够遵行义礼，才能够廉洁公正。所以，管仲特别强调“耻”的作用。

      可以看出，“礼”是形式上的规范，只是要求上下有义（即原则）、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等，而“义”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可以说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礼者所谓有理也”，即每人各处自己的名位而不错乱，就是“礼”。所以，“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礼是从义产生的。礼和义是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面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所必需的。

      廉是一种个人的品德，这里，已经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向了强调个体道德的重要。当然，礼、义也有对个体道德的要求，但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义务，而廉则着重于对每个人的品德要求。论个人品德，最重要的是廉。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他主要讲的是“牧民”的原则及方法，他的伦理思想是和他的政治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耻是一种道德意识，比廉这种个体道德品质更深一层。为了使人们能守礼、守义，特别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守法，管仲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人们内心的荣辱感，能够在做了不道德、不合法的事情时知道羞耻。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上，也强调耻的重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老百姓如果没有羞耻之心，即便不敢犯法，但一旦有可能，他们仍然会做坏事。人们只有知道了羞耻，才会从心里改正，才不会再犯，这是有远见的法家的思想家们所承认的。

        只有做国君的自己从内心中知道应当有什么样的道德，老百姓才会跟着有什么样的道德，这是必然的。如果老百姓不知道有道德，就应当追本求源，反省自己。所以说，国君只有对自己严格要求，才能有道德；正因为国君对老百姓宽厚，所以老百姓才肯为国君作出贡献。

      时移境迁，“礼义廉耻”的许多标准不断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其内涵在历代的统治者和文官制度的解释体系中也有所不同。不过，即使在当今时代，“四维”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引导个人修为的价值观体系，依然对我们有启发借鉴的意义。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

      在先秦两汉的诸子著述中，《管子》是自成一家、别具特色的一部。它虽然“简篇错乱，文字夺误”， “号称难读” （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但又确是“天下之奇文” （张嵲《读管子》）；它虽然丛集诸说，涉及百家， “庞杂重复” （黄震《黄氏日抄》），但又确是包罗宏富的宝库。《管子》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管子》早在先秦就已成书，并且流传已相当广泛。《韩非子·五蠹》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现存《管子》附有刘向《叙录》，据刘向说，《管子》原有五百六十四篇，驳杂重复。刘向在重新编辑时除去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剩下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管子》即是刘向编辑的本子。目前的本子从目录上看仍是八十六篇，其中十篇有目无文，实存只有七十六篇。

      《管子》一书是一部论文汇编，这是大家公认的。学者们对每篇写作时代的看法分歧很大。最早的，有人认为，有些篇是春秋初期管仲之作或管仲言录；最晚的，有人认为是王莽时代的作品。关于各篇写作时代是一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不能具体讨论。许多学者认为，《管子》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有人说是齐稷下学宫学者之作，可备参考。

        八十六篇《管子》究竟是何人于何时所著呢？目前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是“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叶适《水心集》）。至具体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则分歧颇大。

      有的学者认为，“经言”中的《牧民》《形势》 《权修》 《乘马》等篇是管仲思想的记录，保存了管仲的遗说；《大匡》 《中匡》 《小匡》三篇是关于管仲事迹的记述，它们都应产生于春秋时期，其他各篇大约是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的作品（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有些学者主张，《管子》是“稷下丛书”性质（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 〈周官〉一书的出现》），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都产生于战国时代。有些学者提出，“《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 （见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其“著作年代，早者在战国，晚者在汉初文、景、武、昭之世；唯《幼官图》似在汉后，但只此一篇耳”。（见罗根泽《管子探源》）

        有的学者则认定“管子轻重”一组文章与《管子》其他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

      《管子》书中具体篇章的作者或年代的确定，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但从全书整体着眼，这部著作当是一批以齐国为中心的崇尚管仲的治国功业和理想的思想家，也可称之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集。

      其中少数篇章产生于战国初期，但其主体部分应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兴盛时稷下学者们的作品，也有一部分则晚于秦汉之际，但最迟不会超过西汉中期。也可以说，从战国初期至西汉中叶，数代“管仲学派”的著述，共同假托《管子》之名以求流传，最后经刘向“定著”，才成为流传至今的《管子》一书。

参考资料

1《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罗国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2《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