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和那个时代的香港

张国荣在辞世前的几分钟跟陈太通过电话，他说：“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看清楚香港。”

2003年的3月，也许是香港改变的转折点。非典肆虐，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一片薄薄的口罩而变得更加遥远。所有的防范建议，都是要设法把自己和其他人，甚至是和整个世界分隔出来。

昔年自由的香港成就了他。

无论是影坛还是歌坛，香港的舞台都没有辜负他的才华和天赋，当然，还有颜值。他最终如让各种所唱，成为不一样的花火，惊艳绽放。无论外界对他的评论是妖冶也好，是柔情也好，他都是最真实的他自己。在他的歌中，他曾经一再歌颂过这种找到最真实自己、开心做自己的快乐。

当然，香港的自由也伤害过他。

无论是歌坛还是影坛，种种恶意的中伤也刺痛过天性敏感的他，他曾经因此罢唱，曾经因此伤心、难过，面对伤害，很多时候，他都选择用沉默回应。

他曾经用他最大的善意包容过这个世界。

他参加各类慈善活动。80年代他将香港及海外演唱会所得的部份酬金捐赠当地的儿童协会。1996年末至1997年初，张国荣在举行个人演唱会前，以私人名义捐出一百万元予儿童癌病基金。还有很多的深沉爱意，他都只是低调地在表达。

他最终因为抑郁症发作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今依旧有很多人对于抑郁症不理解。事实上，跟任何其他疾病一样，每个人都有生病的可能，有治愈的可能，也有病发的可能。

张国荣的大姐张绿萍证实其死亡真相是抑郁症病发：“抑郁症是有两种，一种是Clinical Depression，因为脑部里面化学物质不平衡了，是生理上的（内源性的）；另一种就是大家明白的有不开心的事导致的（外源性的）。张国荣是第一种。”

陈太说，张国荣在坠楼前那一两年都很痛苦：“他得病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直到后来这个病开始有了一些病态反应……你无法想像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他一直在看医生，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有这个病的事实，因为他什么都有，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怎么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抑郁症呢？不能想象，别人都不会相信的，怎么可能？”然而抑郁症可以侵袭任何人，张国荣也没有幸免的特权，他也曾积极地面对疾病，但不幸仍未能根治。

大学上文学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分析文学人物，说一定要把典型人物放到典型环境中去设身处地的感受，这样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而最忌讳的是用所谓的马克思文艺理论、用固有的条条框框将这些人物一一圈住对号入座。我深以为然。

我们一直习惯根据媒体的报道、个人的主观判断去给某人贴上标签，出于某种传统的认知，将抑郁症和暗疾联系起来，将自杀与懦弱联系起来，却忘了将心比心地去感知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爱和悲悯、他的敏感和坚持。

但事实上，拨开这些贴在身上的标签，拨开那些光鲜亮丽的光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和善意的人，一个也会生病也会痛苦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一个不顾别人非议和有色眼镜，坚持不断追求和坚持自我的人。

在他花火一般的短暂一生中，张国荣始终追求自我。这种执着，返照出整个时代的喜与悲，爱与痛。哪怕只是延后十年，关于同性恋的认同，关于抑郁症的理解，虽然依旧有歧视和误解，但也比以前要好很多。但张国荣没有运气得到足够的祝福，却通过坚持做自己，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宽容和自由。

有人在他那听到的是动人的嗓音，有人听到的还有动人的灵魂。——他通过声音传达的是对自我的追求和坚守，是对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尊重。他启蒙和鼓舞了很多人，在这个自我意识越来越觉醒的时代，还有了布道的价值和意义。

我常常怀念张国荣那个时代的香港，那个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无数欢乐的童年的香港，它让我们的童年不只是新闻联播，让我们看到了《新白娘子传奇》、看到了《阿飞正传》、《英雄本色》，看到了金庸的《笑傲江湖》，听到了Beyond的《海阔天空》，听到了张国荣的《我》。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80后的我，所有对于自由的粗浅理解，都是基于香港。

那个时代的香港为什么值得怀念？是因为那个时代，很多普通人都能像花火一样绽放，都能不被扭曲和压抑，都能在各自的限度内做自己。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发光的个体，他们共同镶嵌成香港这样一颗东方之珠。

我们应该庆幸，它曾经闪闪发亮过，它曾经也照亮过我们，自由的种子撒下，在它生根发芽的时候，听一听张国荣们的歌，看一看张国荣们的电影，能让我们更坚定和茁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