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遺產》：冬至乃是二十四節氣之首
冬至：曾经“大如年”
（撰文/喻翔）
图为广东佛山某地黄氏家族的冬至日合影。这一天，在各地谋生的族人纷纷回到本家宗祠，在族长的主持下举行祭祖仪式。统一的服饰，庄重的神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显示出冬至在传统生活的重要地位。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冬至如何能与新年相比?
1914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的第三个冬至到了。天刚蒙蒙亮，北京城内已是“万人空巷”。一群穿着古装的大老爷们，簇拥着个五短身材、头发花的中年人，进入了位于城南的天坛。他们不是去拍戏，也不是玩游戏，而是进行一项十分古老和严肃的政治活动一祭天。
这位被簇拥者名叫袁世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冬至祭天图
进入天坛后，袁世凯换上了复古的皇帝冕冠衮服，领着文武百官登上圜丘。待牺牲贡品陆续献上后，古乐奏起，舞蹈队闻之响应。司祀官高声念颂着古僻拗口的祝文:“时维冬至，六气滋生，式遵彝（yi）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zi)盛庶品，备兹禋(yin)燎，袛(zhi)荐洁诚。尚飨( Xiang)”。
中国最后一次祭天大典：1914年冬至
随着最后一个“飨”字震彻长霄，袁世凯举酒敬天，恭恭敬敬地朝祭坛上书有“昊天上帝”的牌位磕四个头，底下黑压压的百官随之伏地。民国时期唯一的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在摇曳的火焰中落下了帷幕。
皇帝祭天，冬至的头等大事
祭天大典一年之后，袁世凯就坐上了龙椅。因此，这次冬至祭天被普遍视为其称帝前的预热。当时，国传教士卫礼贤就直言不讳地说“1915年是洪宪元年，为给称帝做准备，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中陈列的“南宋郊礼图”，根据史料所记载的南宋帝王祭天的情景绘制而成。
天子在冬至日祭天的节俗由来已久。《周礼・春官》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大意是，大司乐于冬至当天在地上的圜丘上奏乐六次，天神便会通通下凡，于是可以礼神。所谓圜丘，就是圆形的土丘，因为古人相信“天圆地方”，既然是祭天，那么在地点的选择上肯定要与天对应。同时，又由于“天为乾（阳)，地为坤(阴)”，南方向阳，因此祭天在都城南郊。
如此神圣的典礼，为何必须在寒冷的冬至日举行？
实际上，冬至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很特殊的一天。西方人也过冬至，根据考古学证据，早在新石器时代，西方人已经发现了冬至。位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就有两块巨石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在一些西方文明中，冬至象征着太阳重生、光明重现，罗马人就曾把太阳神庆典定在冬至，每年都要连续几天隆重地祭祀太阳神和其他众神。
南宋冬至祭天路线示意图，展示了南宋城临安（今杭州）内从太庙（今紫阳山与中山南路之间）到郊坛（今八卦田一带）的祭天路线。皇帝号称“天子”，每年冬至的祭天，“天子都要与上天“交流”，祈求天帝保佑。这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典礼之一，仪式极为隆重和繁复。
中国先民也通过简单的立竿见影方法，早在四五干年前就发现冬至日的秘密:那一天日影最长、太阳跑到最南边，而且白昼最短、夜晚最长。所以，冬至又名“长至”。同时，根据寒暖感官和日照长短的直观体会，与“阴”“阳”消长观念相结合，古人认为，冬至是一年之中阴气最盛而阳气极衰的一天。此即隋杜台卿《玉烛宝典》中所言:“冬至日南至，景(通“影”)极长，阴阳日月万物之始。”
所谓物极必反，冬至日虽然极阴极寒，却也是万物开始酝酿生机的一天。冬至之后，太阳北归，北半球白昼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短，此即民谚所谓“冬至日头升，一天长一针”。而根据阴阳理论，冬至之后，阴气盛极而衰阳气开始复苏，有一阳之意。所以，冬至被列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是反映时令物候变化的重要指向标。
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古人把冬至视为上天发布重要信号的大日子。而古代帝王号称“天子”，“天父”既然有迹象显露在先，那作为“天子”就更应当有所响应。于是，在“天人感应”这种朴素认识论的推导下，冬至日举行祭天大典，与天互动，就水到渠成了。
由此可见，袁世凯大张旗鼓地搞祭天大典，就是在释放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大总统要当“天子”了!当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就曾发文怒批:“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神圣的冬至节遂成了袁世凯实现野心的工具。
中国最后一次祭天大典中身着古装，整装待发的舞蹈队。
民间贺冬，冬至才是真正的新年
今天，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毫无疑问是春节，但在古代中国的历法体系中，冬至才是真正的新年。这是因为，冬至是一年一度阴阳消长开启循环模式的关键时间点，也即现代天文学所说的“一回归年”。古代历算家称之为“岁时”，指的就是两次冬至之间这段间隔时间。古人由此引申出，冬至也是除旧布新的岁首。所以，很多朝代颁布历法都选在冬至这天，如元代《析津志辑佚》所记，“冬至日，太史院进历，回回太史进历，又进画历。后市中即有卖新历者”。
既然新历书都在冬至后上市，那“贺冬”也就等同于“贺岁”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冬至不是等于新年，就是仅次于新年。比如，魏晋称冬至为“亚岁”，唐代称冬至为“小岁”。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本有二女一子，可惜其中一女一子都三岁早殇，唯一的“小公主”嫁给了四门博士谈弘谟。当谈氏夫妇诞下一女后，白居易喜不自禁，欣然挥富写诗《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来庆視，其中便说“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小岁”“新年”年，指的都是冬至。因为外孙女在“小岁”冬至节满月，这位大诗人甚至在兴奋中放言，“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
宋代，民间过冬至节的热情甚至赛过新年，宋代笔记《豹隐纪谈》中就有“肥冬瘦年”的说法———宁愿穷着过春节，也要把冬至过得体体面面。《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记载:“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官放关扑”，是官方在固定时间内允许的以商品为彩头的赌博游戏，就连女性都允许加入，繁华的街市上，“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热闹非凡。
冬至的节俗，也和过年没有太大区别。冬至前夕要守冬，就像过年要守岁一样，宋代小说《醉翁谈录》中就有一句民谚:“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了近代。晚清名臣林则徐是福州人，进京做官后还保留着家乡的风俗，在冬至前一晚要与家人围在一起“搓丸”。“丸”又称“冬节圆”，外形类似于汤圆，区别是汤圆有馅，而“冬节圆”无馅。林则徐在日记中写到，一家人搓丸其乐融融。除了搓成圆球外，还挑战蝙蝠、梅花鹿、寿桃等复杂形状，一边搓一边哼着歌:“搓丸其搓搓，年年节节高。大人增福多，妮囝（jian）岁数多。”民国时期成书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也提到，杭州“冬至前一日，合境人家，都购包头鱼几尾，全家大小分食。唯鱼之头尾必留下勿食，用碗盛妥放米桶中”，取年年有余之意。
圣诞节下的“绞杀”
如今，很多人虽然都听过“冬大如年”这句老话，但到了冬当天，却无非是北方人吃一顿子，南方人吃一碗汤圆，再无其他的节俗。曾经神圣且热闹的冬至，是如何走下神坛的呢?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帝王通过冬至祭天不断向臣民宣示王权的正统性，冬至因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节日。而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被推翻，隆重的祭天大典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冬至节的存在，彻底失去了政治基础。又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似乎冬至也跟着背了部分“黑锅”，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封建文化残余。《大公报》就曾在袁世凯祭天前发表“闲评”，说冬至当天“全国官员端冕垂裳，鸣钟伐鼓”，老天看了都会以为“施耐庵闹天官之寓言，竟将实现于今日乎”，讽刺祭天大典是沐猴而冠，沉滓泛起。
“外国冬至”进中国：上图为1938年12月21日《申报》头版的广告，广告内容是冬至礼物，图片上却赫然出现了西方的圣诞老人。中国冬至和西方圣诞节在日期、节俗上有很多相近之处，所以在近代史上，圣诞节与中国传统的冬至节形成了竞争之势。在上海这样西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人们对圣证节的接受程度越高，冬至就退得越远，以至于广告上的冬至商品，也要请圣诞者人来做“形象大使”。
民间的冬至节俗，也受到了辛亥革命的猛烈冲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为表示与旧王朝、旧秩序、旧习俗分道扬镳，与世界接轨，决定在全国推行阳历。但延用了几千年的历法，说改就改，谈何容易?后来的北洋政府做了一些妥协，1914年，内务部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将冬至保留为法定节日。不过，这也形成了政府机关等上层社会用阳历，而民间仍用阴历的“二元”现象。当时湖南长沙就流传过一副对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新旧历之争愈演愈烈。1927年底，信仰基督教的北伐军司令冯玉祥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推行阳历，明令将冬至等四节当做社会恶习律废止，规定只准过阳历新年。1928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仿效日本，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将所有阴历节日强行移到阳历来过。新政遭到了民众的激烈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34年放弃，对民间过传统节日不再干涉。但由于长时间阴阳历并行造成的错乱，冬至等部分传统节日逐渐被归并或是谈化。如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旧历节日替代办法》，就已经将冬至开除出“节籍”。
与此同时，一个顶着“外国冬至”名头的洋节，悄然走进千家万户，与“中国冬至”渐成分庭抗礼之势。
这个所谓的“外国冬至”，就是圣诞节。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的特权。圣诞节，作为西方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便从此登陆中国。但刚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人对洋人节俗的深层内涵还不甚了解，只能以自己的传统节日和目所能及的表象观察为基础，来比附圣诞节，这就形成了“外国冬至”的俗称。
如果仔细一对比，“中国冬至”和“外国冬至”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这两个节日的日期就离得特别近，中国冬至一般在阳历12月21-23日，圣诞节则在12月25日，两者相差不过二、三天。其次，两个节日的习俗和“仪式感”也有神似之处。中国冬至日民间祭祖、官方祭天，在冬至前タ还要全家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团圆饭:西人则在圣证节去教堂做弥撒，敬神祈愿，在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也会全家共进大餐，尤以美国吃火鸡最为人熟知。
还有一个有趣的节俗，是送礼。中国冬至有拜贺送礼的风俗，据元代方志《析津志辑佚》记载，不仅百官要进官向皇帝朝贺，民间也是“士庶人家并行贺礼，馈遗填道，遇节物时令，自然欢怿(yi)”。宋朝还出现过家家互相送礼太勤，结果礼物跑了一圈又回到自家门下的尴尬情况。朱熹的好友颜度便写过一首打油诗:“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脚钱尽处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
而西方的圣诞节，也有亲友之间互赠礼品的传统，据传是源于《圣经》中东方三圣贤在耶稣降生后带着礼物来朝拜的故事。最绝的是，西方的家长会将圣延节礼物塞在长筒袜里面，挂在儿童床头或壁炉上。中国冬至恰好也有送袜子的传统，不过是晚辈送给长辈。因为在冬至那天，站在太阳底下能踩到的影子最长，古人由此引申出用赠鞋袜的方式，祝愿长辈如日影一样长寿。也有人认为冬至之后进入数九寒冬，而“寒从脚底起”，所以要给长辈送袜履以保暖过冬。魏晋时期的大才子曹植，就当过一回贴心的小棉袄。他在冬至日向老父亲曹操送过七双鞋子和若干双袜子，并特意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冬至献袜履颂表》，表示自己是遵从“旧仪”，祝愿父王“迎福践长”。
盛大的祭冬仪式：冬至大如年，古人就曾把冬至当成新年来过。上下两图为浙江三门县亭旁镇杨家村家庙举行的祭冬仪式，隆重程度不亚于春节。这一天的活动，包括祭天、拜祖、祝寿、老人宴等，体现了古代冬至节的丰富内涵。]祭冬仪程严格，较完整地保留了古制，主祭一人、陪祭四人、读祝一人、喝礼一人，以及执事、童男童女等人员，缺一不可。
然而，也正是因为日期、节俗如此相似，中国冬至逐渐被“外国冬至”吞并。尤其是在上海这样西化程度高的大城市，不少20世纪的“00后”对中国冬至已非常陌生，反而对圣诞节青睐有加。民国时人黄𣿰在掌故笔记《花随人圣庵摭(zhi)忆》中便谈到:“黄口少年，已鲜能辨何谓长至者。假使告以冬至后三日，例值圣诞节，必矍(jue)然以喜。”对此，他不无忧虑地说:“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以存，喜者何?”结果，真如黄濬所料，后来上海《申报》的一些广告，就直接把“冬至礼品”“冬至送礼”这样的文字，和圣诞老人的形象进行了捆绑，借助时髦的圣诞老人，来推销本国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冬至礼物。冬至，怎能不“名存实亡”。
传统节日，就像所有的文化遗产一样，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受着冲刷和侵蚀。当你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老人说起“冬至大如年”这句话时，你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古老节日曾经拥有过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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