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散文

乡愁

2020-03-06  本文已影响0人  素心空巷

晴天。阳光温暖,天气寒冷。冰冷中透着温暖。

因为是新年,从感念里就透着一种内在的“喜庆”。似乎做什么都要和“辞旧迎新”、“新年新面貌”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的35岁的新年。

在我的愈来愈清晰的记忆里,不,应该说是越来越感怀的记忆里。清晰是孩童的惊人的记忆的描述,现在,一种不怕说起生老病死的复杂的情绪,模糊了记忆,但令记忆和现实更有了一份厚重和醇香。

越来越觉得日子跑在了生命的前边。以冲刺的速度奔赴在以自然生命的死亡为终点线的跑道上。我很想让它慢下来,轻轻地抚摸着它说,不用着急,这不是比赛,你可以停下来,甚至倒着走。这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对匆匆人生的强烈的不由自主的焦虑的呐喊,可惜,终究是徒劳,生命已经驶过了所谓的世界末日。它越跑越快了。

在这匆匆里,我所有的愿景轻薄而又沉重。在这宏大的时空面前,我有什么可以展示呢?就像在成人面前出尽丑态却不自知的牙牙学语的婴孩,在时空面前,我的所有的理想轻到了没有一丝分量,它们如一粒尘埃,在浩瀚的宇宙间漂浮。但它却压倒了我,我的自然生命的内在宇宙始终对它惟命是从,它在这个宇宙的核心发号着无声的命令,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它而尽力。

这是我的宿命,虽然我在宇宙间,与尘埃毫无二致,永恒地结合分解转化。但我的内在的宇宙却是以我的自然生命为寄托,我不能疏忽它忘记它,我要为了它,同时也是为了我,为了这个独立存在的我而须臾不可懈怠。

从今天起,我要把说过无数遍的那句话再呼喊一次:在一个新的起点,我的人生再次全面地起航。

这次,我要虔诚地守护它。

阳光透过窗帘,将朦胧的橙色弥漫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想着外面的冷风,蜷在被窝里的每一块肌体都无一例外地更加蜷缩。

忽然就想起来家乡的烩菜。这是我的持久的一种欲望。

人的欲望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其巧妙地伪装成思想,然后借思想之名满足欲望。特别是在欲望与现实既有巨大差异又有契合之处的时候,欲望总会以各种方式各种形态冒出来。

我毫不掩盖,想起家乡的烩菜,是因为着寒冷的天和温暖的被窝的现实,唤起了我对家、对关怀、对恩爱、对美丽,还有对食物的欲望,而这欲望一定在某个时候曾经让我感到过极致的满足。比如,在近30年前那个昏黄的灯光下,在那个烧着煤火的炕上,奶奶一边在火上烤热我的棉袄,一边说起来起来,放炮啦,吃饭啦。我不由自主地裹紧被子,同时无限羡慕地望向狭小的木制的窗户外面的白光。

和小雷(领导的司机)一起出去买来了香菇、茄子、豆腐、豆角、猪肉、粉条。从来没正式做过饭的我自告奋勇要当主厨,但一到厨房就遇到了难题:这些食料到底应该按照什么顺序和时间放到锅里呢?无奈还是把主厨的位置让给了小雷,我只是打打下手。显然他也不怎么熟练。这给了我插嘴“指导”的机会。小雷嫌我多嘴,嘟哝着说听起来你好像很会做,谁不知道你是见过、吃过,只是想象着该做成什么样子罢了。这话倒是一语中的。两个人就这样忙忙呼呼一中午,好歹做成了一锅菜,并且味道还不错。

在我印象中,我所有的直系长辈,只有奶奶没有打过我,哪怕是轻轻拍我一下都没有。村里人说起奶奶,都会说真是个好人啊。奶奶的慈爱对于我来说已经完全成了溺爱。以后30多年并且还将继续向前的人生,我无疑备尝了这种溺爱带来的恶果。但是对于奶奶,我能有一丝一点的责备吗?奶奶一生多病多灾,她的向好向善的心,已经为她带来了一定的福报,她的对我的溺爱,让搅蛮无理的我遭受挫折的同时,也为她带来了因为我而额外付出精力的代价。特别是当我真正懂得深爱我的奶奶时,她已经离我而去,并且她的所有在民俗中要隆重纪念的忌日,我都没有赶回去参加,这难道是对她和我的惩罚?

奶奶叫我起床的影像,曾多次闪现在我感到冰冷、痛苦和孤独的时候。奶奶做的饭很难吃。这是我的客观的判断。那时候我的家境还是不错的,但奶奶做饭从来就舍不得放油,加上佐料不会搭配,做出来的饭只能说是做熟而已。这也让我更多了一份不想起床的念头。任凭奶奶怎么说,我一般都会不管不问,任凭奶奶絮絮叨叨地说着棉袄热了,快起来,饭冷了,放鞭炮了,吃饺子了。

这一次,奶奶拿着烤热的棉袄走近我,说快起来,你妈把饭做好了,不早点吃就没有肉吃了。我虽然极不情愿忍受温暖与冰冷交叉瞬间的煎熬,但饥饿感还是战胜了触觉的痛苦,我乖乖地起了床。因为我知道妈妈轻易难得做一次饭,但妈妈做得饭却是我认为普天之下最香的饭菜。上小学前,妈妈都在厂子里上班,我基本都是奶奶带大的。妈妈偶尔做的每餐饭,我都觉得味美无比,特别是有奶奶做的饭菜比照。因此,我不放过任何一次妈妈狂吃妈妈做饭的机会。

其实,奶奶只是撒了个谎。按照家乡的规矩,初一早上是要吃饺子的,中午则是吃烩菜。我在半上午起来,自然只能吃点早上的残饭,却与午饭还有一段距离。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我又吃到了美味无比的烩菜。

时代发展着,慢慢似乎都开始在节日开始吃炒菜了。并且成了谁家富谁家穷的一种评价标准。那是八十年代末的事,生活水平刚刚有了大幅度提升的人们,开始用一种无关好不好就看有没有的心态开始审视一切。我当然也不例外,和大家一起陷入了近似盲目的对比炫耀中。但我对潜意识里肯定没有忘记那一锅美味无比的烩菜。

这几年回老家,妈妈只要问我吃什么,我总是不假思索的说吃烩菜。但是我发现,随着岁月变迁,妈妈做的烩菜越来越变得不太合我的口味。我知道,我在往多彩缤纷的尘世融入,而妈妈却在韶华渐逝中老去。我们的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珍贵。

我和小雷狼吞虎咽地吃完一大锅烩菜。我来不及细细回味这些曾成为人生某个阶段快乐源泉的味道,迅速回到了现世的生活中。我想着今天有什么还没完成,明天有什么人事物需要应对。

在理发店修理头发,和理发师闲聊了起来。小伙子说起了自己的祖辈父辈。说曾祖父曾是个货郎,历尽艰辛走南闯北由小到大一点点攒成了不小的家业,结果却被当成了“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活活给人打死了,家产被分了个净光。“我家的财产时辛勤劳动致富的,又不是靠剥削穷人起家的,凭什么要批斗,还把家产抢光啊!”,小伙子义愤填膺地说,似乎几辈子都在想着出这口恶气,末了还问我,现在入党还查成分不?

小伙子是80年代末出生的,他的话里既有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愤慨,也有当代年轻人容易出现的无知。这种对历史对时代若即若离地态度,恰好反映了这个时代从自我角度出发、漠视全局、不问大势的无担当意识和自我意识。但小伙子诉说的却是一个异常沉痛的现实,并且正是被一种畸形的意识形态左右的所谓“担当意识”和“大局意识”,让那些最最热爱这片土地、最最勤劳的那些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历史的那些细节曾经深深地刺痛过我。因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祖上在光绪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至现在的住地。南山上的大部分田地都是我的高祖用双手一点点的开垦出来的。都全国解放时,家里的田地只剩下了30亩。那时候我家是一个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当家的高祖母是一个信奉靠俭省才能持家的主妇,在她的统一调度下,男人种地,女人拉磨放牛做饭。但饭是让男人吃的,女人只能吃用剩下的饭和着水煮出来的汤。我奶奶一说到那时的生活就两眼泛泪,说家里攒了成垛成垛的粮食,可就是不让吃。用我高祖母的话说就是“饥荒来了怎么办”。

农村人的低头干活始终比不上抬头看天的人。5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开始了。除了穿和住这两个无法“合作化”的物质资料外,所用的生产生活用具,包括那些成垛的粮食都充了公。这一下,那些寅吃卯粮、好吃懒做的有了饭吃,而高祖母则气极成病,没多久就去世了。

我的高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家中藏书甚多,精通儒道阴阳。他一辈子教书育人、占卜农事,唯一爱的就是那一柜子的线状古书。不幸的是,那个年代破四旧,高祖父把书全部藏在了某个地方,却被他的一个学生告了密,把所有的书抄了去。但据爷爷奶奶讲,那些书并没有烧掉,而是被那个学生和一同来抄家的大队干部瓜分了。高祖父也因此卧床不起,没几年逝去了。

还有许多细枝末节,我不想再去触及自己敏感的心灵。我只是想,如果当今流行的诸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穿越到了那个年代来流行,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多的悲剧重演了?因为利己和拜金的背后,总还是在推崇个人的奋斗,而不是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不讲人权法治的国有化、公有化吧?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小寒,上午坐在办公室里都感到了阵阵寒意,便穿上了一直未穿的毛衣。午饭后碰到了门诊部的医生,闲聊起最近的身体状况,他建议我去做个核磁,说不能老是拖着,觉得不舒服就去看。我说等天气暖和了再说吧,你看穿得这么厚,做膝盖还要脱裤子躺在那里十分钟,多冷啊。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怕冷,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几年我就没在真正的冰冷中呆过。每天听着天气预报说零下多少度,而身体却一直在温暖的房间里呆着,使我的触觉和思维把零上二十摄氏度和零下十摄氏度等同了起来。想到中央领导身体力行提倡改进作风,是何等英明敏锐!有多少官员还拿着N多年前吃过的一点苦说事,用着陈旧的、惯性的思维来治政,还以为自己对现在的基层和底层了如指掌呢。

这么一想,就想起了自己那些艰苦刻苦却异常快乐的岁月里的一些事。在我的印象中,家乡有个不成文的风俗:不管谁的婚嫁仪式,一般都在秋后到春节前这段时间举办,婚礼前一天晚上,男方一般都要在自家附近露天放映一场电影。很多村落也都是在秋后或初春请来戏班子,锣鼓喧天唱上几天大戏。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忙的时候。经常是跟着人流跑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的地方看电影看大戏。其实现在想来,也就是凑凑热闹,尤其是唱大戏,基本就没怎么听过,大都是为了那些摆着糖糕油条包子、卖着各色零食和小玩具的地摊去的。

北方的秋后和初春,尽是萧杀景象。尤其到了晚上,寒凝大地、冷风刺骨,在外面站上一会,从头到脚都能冻僵。就是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缺少娱乐的村民们却兴致高昂乐此不疲,只要听说那里唱戏或放电影,都会搬个凳子蜂拥而至。特别是唱大戏,下午散戏后,都会很默契地把凳子都留下来,吃了晚饭接着看。很多家庭还专门用石头垒了一排排的桩子,宣示在唱大戏期间这是自己的“地盘”。

放电影看大戏期间,有时候遇到异常寒冷的天气,就会有年轻人把村人用来喂牛的玉米杆、秸秆抱来点着,围成圈子边烤火边看。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上了年纪的老人的骂声叹息声,但顷刻就被年轻人的快乐的笑声和戏台上的唱腔电影里的喧嚣淹没,甚至有几个嘴里嘟哝着“现在的年轻人啊”的大爷大伯也会挤过来在火苗上搓搓手。

这些场景发生在大约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远不如现在,农村里最好的御寒设备可能就是羊皮袄和军大衣了。可是,就是在那么严酷的自然面前,许多人果断地走到冰雪严寒里,用肉体的痛苦换取精神的愉悦。现在偶尔想起那些场景,我的裤管里似乎都在飕飕地灌着冷风。可是在那个年代,那种痛苦挡不住迈向冰冻的脚步,那种愉悦让人甘愿忍受饥寒。

今天的这个时刻,搁在那个年代,说不定又在放电影了。不过现在,当年在各个村落叫奔跑过的人,有的可能刚从高档酒店酒足饭饱走出来,有的可能在私人会所里自在的消遣着,有的可能斜靠在有暖气的房子里的舒适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上着网。他们已经不懂得怎样去享受那种冰寒。他们的四周暖流滚滚,但也再找不到那份持久的愉悦了。

在领导家里翻看记录故乡影像的一套书,从解放前一直到现在,有与政治结合紧密的社会活动,有为故乡建设作出各种贡献的风云儿女,有沧桑变迁的风土人情。看着这些影像,有一种特别的情愫。春秋一甲子,弹指一挥间。那些曾有过的、正失去的、日新月异的、徒留伤感的记忆,似乎影影绰绰地涌过来,却又在一瞬间化为灰烬。

我相信,每一位故乡人都能从中读出不一样的信息。而我,就被一副普通的甚至略显土朴的照片吸引住。透过它,我又看到了沿着沙土地满面烟灰色扛着锄头拿着镰刀走过来的那一群群质朴无华的乡人。

22年前我13岁。那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年代。第一次去那个山村,是因为那里正在拍摄一部电影。整个学校为此专门放了一天假。我们浩浩荡荡徒步走过了尘土飞扬的公路,穿过了千丈峭壁半山腰凿出的隧道。我第一次站在了高山之巅,第一次有了一种眩晕的感觉。山顶上就是被称之为太行明珠的山村。村头摆着电影里需要的大门和石狮道具,穿过去就是就着山坡地势参差起伏修建的石头民房。

坡下的宽阔平地正拍摄着吹吹打打出殡的场景。看了一会儿就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就分别到几个同学家吃饭。——我曾经几次试图想起当时怎么到的同学家吃饭,却始终没有头绪。也许当时就自然而然地到了各家吃饭,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拿出最好的东西和诚意来招待。当时我去的那个同学家是招待人数最多的一家,他的家里本来就住了六七个演员,有一个还是有点名气的童星,但我们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吃了同一锅饭。到现在,我还记得同学一家的淳朴真诚的笑脸。

就是那次返回去的时候,我路过了照片里拍摄的地方。那是村口的一块平整的石头,半边掩埋在马路下边,半边一直伸到了峡谷边沿,下边就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我很惊叹这些乡亲的胆量,万丈峡谷的两岸上,有土的地方都种着庄稼,平整的石块上晒满了粮食、山楂。凭良心说,当时除了惊叹,并没有一丝尊敬。在那个物质还不丰富的年代,哪一个农村不是如此的爱惜土地,哪一位农人不是如此的惜粮如命?

后来,我又在几年里去过几次。渐渐地,这里有了零星的游客,个别农家偶尔也能赚几块钱。记得其中去的一次,大概是两年后,同学家里正好有两个借住的客人,眼看到了中午,我们其中几个意气风发,非要立时去山上的溶洞里探险,剩下的几个伙伴便留在了他家吃饭。下午四五点回来时,同学家当然已吃过饭,并且根本就没准备给我们留饭,也没有要做的样子。我们饥肠辘辘地告辞,一直回到家里才吃饭。

一九九八年,山村的旅游业开始露出了繁荣的景象,暑假和几个高中同学到村里去,午饭时我们本来准备和游客一样付钱吃饭,但在同学已经改成农家饭馆的家里坐了半天,他的家人进进出出的端菜招呼客人,竟顾不上看我们一眼。确切的说,他的母亲端菜给客人时看了我们一眼,但直到我们离去也没有打声招呼。最后我们一直到十多里外的一个小饭馆才吃了饭。

近十年极少去了,没有时间,也没有冲动。人与动物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冲动,理智与情感交缠、思想与生理混杂,这种冲动为人的定义做了某种程度的注解。

就在去年,我又去了一次。山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变,到处都是现代化的标示:水泥瓷砖的楼房,塞满汽车的停车场,熙熙攘攘的万紫千红的人群。当然还有完全荒废的耕地——我当年的那些惊叹,有的充当了景点,有的完全恢复了荒芜野蛮的自然风貌,也许,这才是城市化的视野下的风景这边独好?令我更为惊叹的是,当时正值金秋季节,昔日乡亲视为“宝贝”的山楂、柿子,那么孤独寂寥地在枝头摇摆。村人说,这多好看啊,为什么要摘掉啊,又值不了几个钱。——“钱”,正是这个文明社会里左右着人们一切行动的字眼左右了山村的走向。我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中间夹杂着的精明干练的村人的脸,忽然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单。

今年的十一长假,我又来到了山村。我捡拾着满地的山楂,我折下了新鲜的柿子。我无所惧怕,因为它们已经低贱到无人过问。我在亲戚家吃了饭,我如数付了餐费。我没有再向那些曾经摊满玉米、晒满山楂、摆满柿子的山崖凝望一眼。

我很想做一个梦,那里有乡亲们同甘共苦的脚步,有乡亲们和谐欢乐的笑声,有鸡鸣狗吠中推开门照看邻家的灯光,有自然而然端出来的热气腾腾的鸡蛋水,满眼望去的都是熟透的玉米、山楂柿子,还有沿着沙土地满面烟灰色扛着锄头拿着镰刀走过来的那一群群质朴无华的乡人。

我很想俯下身来,对着正专注地拔草的乡亲说,我很感谢您,您的对土地的深情,您的对果实的挚爱,您的对任何人的真诚,您的无畏迎风爬满皱纹的脸和行走在山间地头的庄严的身影,让我汲取了再也汲取不到的丰厚甘醇的生命汁液……对不起,我的感谢带着感伤,我渐行渐远,您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您最后被高楼大厦所取代,我从此被灯红酒绿所裹挟。

我始终认为,那满院的鲜花是一种内在的蓬勃的力,它们有着可以浇灌人的生命的神奇的能量,似乎执着无形的指挥棒,让他们的主人随着他们的荣枯而演绎出喜怒哀乐的人生。这是我的天赋的信念,你大可以说是唯心,但信念本身就是发乎于心的带有感性色彩的精神活动,缜密的理论论证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信念蕴含的更多的是热烈的持久的灵魂冲动。

我自幼就爱种花草。这似乎也是冥冥中的“天赋”。

第一次与花草结缘,记不得是多大的年纪。那时候还住在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一天,邻居拿了一颗类似黑豆的种子给我,说是一种叫做美人蕉的植物的种子。我满怀期待地把它埋到了院子外边的花盆里。也许是急躁性格的关系,每天我都要挖出来看看发芽没有,然后再埋起来。但我的希望落了空,这颗种子终究没能发芽,却成了我与花草亲密接触的启蒙。

从上小学开始,我渐渐地对侍弄花草着了迷。那个从小留下的每天挖出来看看有没有发芽的恶习也“沿承”了下来。只要看到自家没有的花卉,我总是下意识地会用近似小偷的心理,去琢磨怎么才能拥有相同的花。那时候最爱的语句便是小学语文第二册第一课的“海南岛百花盛开”。当时每每念到这一句,我都会幻想着自己已经来到海南岛,赏着嗅着摸着那色彩缤纷的花。每次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冲到我养的一盆盆一丛丛花草前,静静地凝视它们,认真地浇灌它们。我仿佛能听到它们的窃窃私语,感受到它们与我的互动。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是我的家庭最平安顺达的岁月。在我和家人精心照料下的院子里的万紫千红的花,让这个家也变得热烈而喜庆。

后来,我离开家乡赴外求学。每次回家,我都告诉家人要替我好好照料那些花。但在我的不多的返乡中,我总能感觉到那些花儿的萎缩与凋零。也就在那几年,家里接连发生了些变故。花草更加没人料理了。最后连陪伴了我十多年的一株玫瑰花也黯然干枯了。

工作后,往家里打电话时,总是让家人多养一些花。但没有人会像当年的那个充满激情的我一般的投入。所以所见的总是那么零星的慵懒的几株。

前年秋天,在密云游玩时,看到院子里美丽的花和举在枝头的种子,我脱离人群,悉心摘了不少。去年清明回家,我拿起锄头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块地来把这些种子埋了进去,浇透了水,并叮嘱母亲好好养护。回京后每次打电话,我都会问问这些花草的长势,不免又叮嘱一番。

去年十月回家,一进院子,满眼的都是金黄的大朵的花。我对母亲说,花兴家就兴,咱家要年年让院子开满花。

当听到一对研究水质的专家夫妇住在北京却20年没有喝过北京的自来水的时候,我正端着用北京的自来水抛出的正山小种费尽心思地想品出茶韵来。我迟疑了一下,又继续喝起来。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你不喝,喝什么去?粮食有毒,你喝西北风去?

嘴里说着不在意,脑子禁不住还会想。只怪自己跳不出没色没钱没地位的出身,要不然我会天天拿农夫山泉洗碗,用特仑苏牛奶泡澡,吃纯天然无污染专门特供的肉类蔬菜。

想到水,就想到老家门口的小河。我家就住在岸边。我在家乡度过的十几年的岁月,见证了门前小河的变迁。虽然这只是它的一万年沧桑变幻的一刹那,却是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清脆的点缀。

那时候还不知道郭兰英,甚至歌坛上还没有宋祖英。每天放学一回到家,收音机里总是飘出甜美的歌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就就在岸边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那时候总是纳闷,同样是河,为什么我家门前的河只有汛期很短的时间里才有水?连水都没有,哪来的艄公和船帆?后来,爷爷告诉我,这条河曾经一年四季流着清澈的水。上世纪60年代,出于对洪水的畏惧,两岸的村民就沿河而上找到河水的泉眼,用一口大铁锅把泉眼堵死了,结果就变成了常年干涸的汛期河。

我刚记事的时候,小河还只有十几米宽,南岸边是我的家,下河北边则是一道水泥石头砌成的长堤,堤外是几十米宽的一溜水田,再往北边则是就着山坡走势建起来的另外一个村庄。我的印象里,每年汛期,对岸的村庄都如临大敌。我家所在的村庄则轻松很多,每当像黄汤一样的山洪呼啸而下时,村里爱看稀罕的人就三五成群地打着伞对着洪水指指点点。听爷爷说,1967年发过一次大洪水,对岸村子地势低的房子几乎都冲垮了,而我们村子却有惊无险。村人们都说,别看我们这边没有防洪堤,但水里有颗夜里会放光的避水珠保佑着我们。为此,我还真和伙伴们在晚上到河边寻觅,当然是一无所获了。

我的勉强的记忆里,曾恍惚地见过几位年纪较轻的长辈踩着对岸的田埂,越过长长的大堤,在响器吹吹打打中把媳妇娶回了家。后来,村里有了录音机和高音喇叭,娶媳妇时就高度一致地播放起豫剧《朝阳沟》的选段。

那些被无数人踩过的田埂,在我十来岁的时候,一夜之间消失殆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已没有印象,第二天顺着村人们的大呼小叫跑出去才发现,那道长堤中间被撕开了大大的扣子,山洪正从决口处涌向大片的水田,水田早已成了一片汪洋。从此,小河就慢慢地向北边改道,不断冲垮不断修复的防洪堤也渐渐向北边移了几十米宽,与北边村庄的距离只有马路那么宽了。

河心移走了,门前的老河道更干涸了,甚至连汛期都没有水——洪水通通从北边新扩大的河心流走了。只剩下像戈壁滩一般无边无际的没有一丝污染的鹅卵石。后来,又发了几次我未经历到的大洪水,母亲说,洪水都淹到了门口的老河滩。

    这几年回去,河水好像开始四季长流了。原来是沿河两岸的土地都无人耕种了,很多农户都建起了小型的养猪场养鸡场。原来修的水利设施也渐渐报废,浇灌水渠里的水全部放到了小河里。但是这水却再不像当年洪水回落时我们小孩子一脱而光学狗刨的清澈的水。里面夹杂着家畜家禽的粪便和毛发。往年人人惧怕的汛期,却开始被大家期待,因为只有无情的山洪能冲刷这些丑恶。

    以前的安静地温暖的家,现在也被裹挟进了污浊的空气和污浊的权力,包括那条河,顺流而下的,除了污染,还有名和利。

新年转眼开始走向了旧的味道,我却似乎还没接触到那年的感觉。

年三十为祖先送了灯­——这是家乡的习俗。年三十晚上要到祖坟上挂灯笼、烧香、烧冥币,恭请祖先回家过年。从读大学开始,我每年都会去送灯。作为常年在外奔波的游子,只有年三十、清明、十月一这些缅怀祭祀先人的节日,才能有机会表达那积郁内心深处的难以名状的感伤。

除夕晚上仍旧是看春晚。不管多少人在骂这种似要过时的方式,我还是觉得春晚已经成了固定的习俗。要不然一家人干坐着干嘛呢。

初一开始走亲戚。我基本上把亲戚走了个遍。我的考虑是,每一年也只有趁这个机会才能见见面聊聊天。这些年,亲戚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越来越远,连这个机会都不把握,那真就没一点感情了。

初三晚上,一个多年没见面的同学来访。几个同学坐在一起商量着搞个同学聚会。说是转眼都二十个年头了,再不聚一聚就老了。几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安排在初五聚会。于是开始一个个罗列名单,一个个分头通知,无奈年头久远,有一些遗忘了,有一些则联系不上。最终确定了二十来个。

初五中午,在预定的酒店,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来了。对着那些一二十年没见过的熟悉又陌生的脸,我竟一时不知该怎么交流。特别是想起那些百感交集的人和事,我不由自主地刻意回避着。

席间,同学们推荐我作主持发言。我说,二十多年前,咱们从各个村落聚集到了一起,开始了一段一辈子都难以忘记、也不能忘记的同窗经历。那时候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意气风发、相处和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后来,各位同学陆续走进了社会,进入了各行各业,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衷心希望,通过这次聚会,让咱们的同学之情更深更好更纯更真。也希望在外地的同学多回老家看看,旅旅游叙叙旧;在老家发展的同学到外地去时,与当地发展的同学多联系。最后建议为这份不掺假不退色不变质的同学情谊,为各位的健康美满幸福顺心干一杯!

同学们开始还喝得拘于礼节,随着几杯酒下肚,有过故事的、曾经想有故事的、对他人好奇的、相互祝愿的,大家纷纷找着喝酒对象,觥筹交错间一个个面红耳赤,三三两两诉起了衷肠。

接着又到KTV唱起了歌。我有深意地唱了《那些花儿》和《十年》,算是对曾经的青春的祭奠吧。

曲终人散。

素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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