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他的低姿态和求不得

青岛福山路3号有一座以木质为主的民国故居，这是青岛大学1931年建造的教师宿舍，包括沈从文在内一共住了12个人。

沈从文搬来的时候，房屋的瓦砾还未清除干净，但这丝毫没有减损沈从文的兴奋之情，他欢欢喜喜地让叶公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还认真记录下第一次搬来的场景，他如此写道，“房屋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栽好，只在甬道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

沈从文是一个相当容易满足的人，“窄而霉”的北京胡同也是住的下去的，遂初次见到这处“前俯大海”的宿舍时，他的惊为天人可想而知。对于由北京搬到青岛的这段经历，他如此写道，“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明朗华丽的海边。海天那么宽阔，无际无涯，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因为“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多了些”，于是，他在此书写了大量的作品，还以丁玲、张兆和、沈岳萌为原型创造了一篇小说。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的他是闲适的，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过得还不错的时候。

细数沈从文一生，种种因缘际会如过眼云烟，繁华美梦终成一瞬，剩下的皆是求而不得的苦楚以及在“求不得”的人生面前拼命强求的“低姿态”。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想来，沈从文对此是最有感悟的。

1922年，沈从文怀揣一本司马迁的《史记》只身一人开始了北漂的生活，过程之苦可以在钱钟书那篇著名的《猫》里窥见一斑，“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向来乐于当“搅屎棍”的钱钟书当然不是来心疼他的，瞧瞧后面的，“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这语调，倒是一如既往地犀利着，颇有撺掇冰心发表《我劝你》时的不嫌事大。对于钱老的讽刺看得开的，想来多半会报以一笑，毕竟那个年代但凡手里有一只笔的，又有几个没有“激昂文字”过？看不开的，估摸着会拍案而已，撰文缴之。可沈从文的态度，我不用想也知道，他啊，一定是躲在哪个地方哭了。沈从文其实挺没出息的，虽然他后来也训斥过汪曾祺，“为了一时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要自杀，真是没出息！”可其实他自己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沈从文看起来不太讨人喜欢，除了分别发表《猫》以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来讽刺他的钱钟书、在“丁玲求助事件”中讥讽过“即不是休芸芸的鬼”的鲁迅、奚落他“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的刘文典、定性他为“桃色”作家的郭沫若、让他“十分痛苦，巨大震动”的学生范增、以及不依不饶，点名讥讽他是“绅士”、“准绅士”的丁玲……甚至有一次，日军轰炸昆明，大家都纷纷往郊外的山林里跑，沈从文逃跑的时候不巧遇到了同样落荒而逃的刘文典，刘文典不顾逃命，还损了两句，“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保存文化火种；可是你这个该死的，你干吗跑啊？”这话说来倒也好玩，蝼蚁尚且贪生，即便我是“吴下阿蒙”，也不应白白送死吧，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难道我死了，你要帮我赡养二老吗？或者，还一并接受我的娇妻爱子？其心着实可疑！这些讨厌他的人细细说来其实都与他关系匪浅，刘文典是他老师，范增是他学生，而丁玲是他半辈子的至交好友，来自于这些人的打击可想而知。

纵观沈从文一生，我仔细思考过为什么欲当“武陵闲散人”的沈从文会饱受如此多攻击。我想，一是因为出生问题，在那个一众绅士淑女，个个留美留日，参加沙龙结交名流的时代，小学毕业的“乡下人”沈从文显得多么格格不入。或许旁人也并没有看不起，可终归因不能“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而“夫人之相知”，说到底，不过“人以群分”罢了；还有一个原因，性情之内敛撑不起才华之绝世，非议自然会随之而来。他对于攻击他“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的丁玲有过如下反思，“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 他倒也明白自己太老实，不会争辩，进而成了旁人无需付出代价的“出气筒”，可即便如此，他也认了。只一次，在他善意地指出一些范增画的屈原像上的服饰错误后，范曾指着鼻子骂他“你那套过时了。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他气疯了，冒着大雪走到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家，红着眼讲了句也并不像坏话的坏话，“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来自于外界的打击其实也不算什么，对他打击最大恐怕来自家人。晚年的时候，张兆和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一家人欣欣向荣地迎接新生活，可沈从文却因为不能“书心仪之文字”而郁郁寡欢，两个儿子无法理解他，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真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为了亲人眼不见心不烦，他识趣地搬出了家门，只每天晚上到张兆和处讨些饭吃，有时候不好意思过多麻烦妻儿，便一个人在寒冬腊月里啃完馒头继续埋头学术研究。“路漫漫而崎岖远兮”，他也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何时，撑不下去怎么办呢？撑不下去就写信吧，他给他的三三写信，一封又一封，即便张兆和从来都不看，他依旧不停地写，他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他想必也是知道张兆和不会看的罢，所以才自我欺骗“你不用来信”，说了这句，就好像是他的三三听了他的话不来信似的，徒徒给旁人的无情找了个借口，也给自己留了个念想。沈从文到老都将自己的姿态放低到尘埃里，然后追求着从不属于他的“求不得”，他不曾倨傲过半分，更不曾看开过半分。

年轻时，他追张兆和追的异常猛，以至于在民国的情史上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笑话。猛到什么地步呢？除却“以死相逼”这些挺窝囊的行为，还留下很多既肉麻又可怜的文字为佐证。他说，“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他还说， “多数人愿意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我只愿做你的奴隶。”可张兆和的反应是什么呢？她烦透了沈从文一封又一封的情书攻势之后，无奈地跑到胡适那里去告状。对于胡适“他顽固地爱你！”的劝解，张兆和不客气地回答了一句，“我顽固地不爱他！”

我到现在都得承认，胡适看人之精准，他看似圆融实则一针见血，他给沈从文写信时苦口婆心地劝解道，“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拒人自喜——这是我见过的胡适给予一个女子最为刻薄的评价，这也是胡红娘这一生为数不多的“劝分不劝合”的姻缘，我想，胡适怕是没有针对一个“小女子”的理由，若是针对了，亦只能说是“关心则乱”吧。可沈从文明显不会理会胡适的劝阻，毕竟啊，恋爱中的人脑子都是进了水的，更别说一心做着“霸道白富美爱上我”美梦的沈从文。他继续不依不饶，姐姐弟弟齐下手，并对于自己蹲点时，张兆和的五弟寰和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了瓶汽水的事暗暗感激着，后来写《月下小景》时还特意郑重其事地标明为“张家小五”辑自某书。

终于，在沈家人的帮助下，张兆和缴械投降了，两人于1931年订婚，为此，他曾在《从文家书》里写过这般情意绵绵的一段话，“我这一辈走过很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多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这，怕是民国最美的情诗了吧。

可他终归只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以为的甜蜜于向来理智的张兆和来说只是负担，张兆和有段话令人玩味，同时也令人唏嘘。她说他，“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一言以蔽之，这，便是他们一生的相处模式。因为这段婚姻是沈从文“强求”的结果，所以张兆和从来都是高姿态的，她不懂珍惜他，她只是觉得他可怜，可她又实在瞧不上他。可怜着又不屑着，好着又坏着，分着又合着，生生便将一生都蹉跎掉了。

北京沦陷后，沈从文一路南逃，而张兆和带着孩子留在了北京，沈从文对于张兆和的行为颇不理解，而张兆和坚持不与沈从文见面，以至最后沈从文写信质问，“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他难得有一刻清醒，从一开始他就对张兆和那句“他的信写的太好看了”视而不见，可事实上，她就是觉得他的信写的好看才跟他在一起的。我看过张兆和和沈从文在一起的照片，沈从文书生意气，张兆和全身都是翠翠一样的活力，可这样山间精灵般的女子却只得了个翠翠的形，她对于爱情并没有那么执着，她想的更多的是生活。这两个人“一个是谪仙草，一个是富贵花”，在一起的结果注定是“心事终虚化”。

有一阵子，沈从文特别郁闷，甚至特意跑去向“感情专家”林徽因倾诉，林徽因开导他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学着自己慢慢去化解。”他听了若有所思，却也没能化解地掉。化解不掉，便愈发抑郁。所以，他的一辈子都在求不得，他得不到她的爱跟温情，她只有在他想象的“三三”中才有片刻真心。张允和曾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他一辈子都在爱张兆和，可他一辈子爱的那个人其实也不是张兆和，他爱的怕是《边城》里天真烂漫、勇敢追求爱情的翠翠吧。

当年读《边城》觉得有一处甚为突兀，“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好好的，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待后来书本这头的我也走了很多的路，看了很多的诗，面临过很多的别离，我才知晓，这一闲来之笔，怕是作者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吧。他一辈子所得甚少，所以就特别害怕失去，有着好东西，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享受，而是“如若失去了该怎么办”的悲观，他不知道“分不开的才是真爱，抢不走的才是人生”。他的一生都在不可得的追逐中度过，可即便那么悲伤，他却依旧告诉自己“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我想，这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

沈从文赤诚，他的赤诚里也都是满满的“低姿态”。1982年的时候，他携张兆和去张家界游玩，有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他题字，他答应了，小心翼翼地写了一天诸如“张家界”、“金鞭岩”、“展卷”这样的字让管理处的同志挑选……对于一些要出书邀请他题写书名的，他也常常要思索良久，写上好几幅给人家，让人家自己去选。他好像一辈子都不曾学得半分人世规律，从不曾运用过半分“套路”，我不相信他不懂得“物以稀为贵”、“欲拒还迎”的道理，我也不相信他不知道，一个人一旦低到尘埃里，旁人便会自发忽视，并将他当空气，再不会给予半分重视。应该是知道的吧，到底是个读书人，可他太过自卑，太过善良，总是怕自己做的不够好，总是怕给旁人的不够多，总是不想让旁人为难，所以最后，他生生为难了自己。

可是啊，这世上有个性的人多了去了，比如奏下广陵一曲的嵇康，比如妻子死时鼓盆而歌的孟子，又比如与蒋介石互殴的刘文典……看惯了“月涌大江流”的雄伟，我却更愿意居安于平凡安逸的“小桥流水人家”。平凡之处见伟大，不动神色真英雄。正因为举目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风发”，所以“只有在那星子的夜里，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名字”的沈从文，才显得那么温情，那么可爱又触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