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恶风之一斑

我习惯买旧书。但到旧书店买书，实际更像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消费行为。因为这里的书可遇不可求，在闲逛中或许会有意外之喜，抱定要买什么书，则多半都会落空。

新出版的书只有到一般书店，或者网上买。但常常在买书的过程中，也会失望。

一般的书都还能找到，但找书的过程却并不那么愉快，找到之后，也可能会打消购买新版书的想法，而转到孔夫子旧书网上去。

出版业为读者找书制造的困难之一，是乱改书名引起的。

例如市面所见吕思勉的通史著作有各种名目，如《大中国史》，《吕思勉讲中国史》，《中国通史》，《中国的历史》《中国大历史》，《给大家看的中国通史》，《中国简史》。

其实吕思勉的通史著作行销于世的不过两种，1923年出版并在以后几经修改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简称《白话本国史》），以及40年代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或径称《中国通史》）。毫无疑问，以上各种名目的“中国通史”实际只是这两种，且大多都是《白话本国史》，因为后者用文言写成，难于畅销。

这样乱改书名，造成的问题是使读者难以辨认所购买的是否自己想要的书，如题为《中国通史》者，按理应是后者《吕著中国通史》，但实际却多是前者，即《白话本国史》。

摘自孔夫子旧书网

又如《中国大历史》一名，本来是黄仁宇著作名字，现在又扣到吕思勉头上。须知“大历史”的概念有较为明确的归属，黄仁宇提出的这一说法，本身源于布罗代尔等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而吕思勉本人虽然继承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史学观念，但这无论对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还是黄仁宇的“大历史”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无论古今的作者，但凡珍视他自己的作品，一定会同样珍视他作品的名字。这种珍视，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所以力求简洁，而这种简洁代表一种节制朴素的审美。所以他们绝不会如简书作者们那样，从文中摘出一大段傻话来当做题目。情感思想碎片化的现代人类，都在忙着发他们无穷的感慨与忧伤，是看不懂这种古典式作风的。

当《明朝那些事》火了之后，就有了各种《＊＊那些事》的出现。相似的如《＊＊如此疯狂》，《＊＊就是这么生猛》，《一本读懂＊＊》也都流行起来。

这种取名的恶风，使一群苦心焦思的编辑们终于嗅到时代的风尚。所以在一本书重新出版时，他们总热衷于为前几十年的旧作品取一个新名字，以使它改头换面，符合当下的审美。

例如胡适的著作，被改成《看破不说破》，我从不知道胡适竟然写过这样一本书。这改名的人，大概对自己的幽默还颇为欣赏吧？

什么鬼东西！

前人的文章，我们根据需要重新加以编选，改名则无可厚非，但应该尊重前人学问与审美，尽量符合原著者的习惯，与作品的内容和性质，一味追逐时髦用语，是媚俗的。

改名之后，应该对编选内容加以说明，并且编选者的名字或者编选的出版社应该贯在原著者之后，因为他们对自己编选的作品也应该负担相应的责任。

在找书的过程中，通常已使我们遭受了不愉快的经验，而在终于确认了所找到的书就是心中所想的时候，我们又要为它的图书装帧，封面设计感到头痛。

图书封面设计最好的应该是翻译作品，而品位最为败坏的重灾区，大概是网络文学作品，国学和历史普及读物。这两者的鲜明对比，提醒我早已远去的殖民历史。

这种恶俗审美大概是为了迎合部分读者，但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他们的错误臆想，广大读者大概也并不买账，是吗？

用人物头像做图书封面，是最偷懒又最俗套的做法，而常常因为出版者的不学无术，又经常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

你自己画的图，怎么也把孙诒让当成了章太炎了呢？！

具体情况，大家逛书店时一望而知。不必我来详说，写这一篇东西不过表示自己的一点不满与希望。

图书出版是一个肩负了崇高理想的行业，但如今行业整体呈现的低能与玩忽，在实际上把更多如我一样的人推向了旧书市场。他们不应该抱怨人们不读书，这问题不是他们有权利抱怨的，他们应该做的是多想想自己的本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