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国学与传统文化

先秦诸子与大一统

2018-04-15  本文已影响0人  闲余之论

这个题目下的内容,其实是源自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先秦诸子有大一统思想吗?”,本来计划是简简单单地写一点东西,没想到,坐在这里开始写,写到最后强行收尾,就已经有快五个小时,写完觉得,这里面其实很多想法,思路,在简书上之前写的文章里面也有提到过,所以想着将其主要内容,整理成一篇文章,在简书上发布。

对于春秋战国来说,在思想上,最为熟悉的便是“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的结局是什么?走向的结果必然不是“百花齐放”,在思想上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学说之间开始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杂家的所谓“兼儒墨,合名法”,“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相较于初期各个学派相互之间的针锋相对,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各个学派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而开始取长补短。

比如儒家学派,如果按照孔—孟—荀了解下来,就能够发现其中很多内容的增补,虽然说还是以仁义为主,但是这种仁义只不过是一言以蔽之的说法,围绕仁义展开的各种论证已经完全不同,并且在他们之间还是有各自相互区别的思想,而这些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说,则是各家思想碰撞的产生。

如果简单的概括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思想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百花齐放—求同存异—大融合(大一统)”,当然了,这里的“大一统”不是属于那种有明确融合目的大一统,对于先秦各个学派来说,他们是处于由2走向3的过程,但,这只是我们这些后辈们,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所看到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并未意识到学派发展的走向。

当然,如果提供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整个思想的发展走向,必然会走向统一,也就是所谓的思想上的“大一统”,当然这种思想上的“大一统”下面可能会有不同学派的解读,但是这些不过是主家分支的区别,后面的影响其实也就是争夺对“大一统”的解释罢了。

想一想荀子的儒,他的里面就已经掺杂了其他的其他学派的思想,想想韩非和李斯是属于哪一家的,想想他们是在哪里求学的。

荀儒和杂家都是出现于战国末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走向。

所以,这里需要佩服的是始皇帝的伟略,在思想上依旧还未到达第三阶段的时候,直接在国家行政层面上得到了大一统的实现。

在国家层面上,灭六国分郡县,称赞他“车同轨,书同文”,咒骂他“焚书坑儒”,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性质的,都是要求在“大一统”的标准下,“焚书坑儒”的另一面也就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在秦国的统一下,不仅在国家主体上、器具上、文化上、思想上全部实现统一。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始皇帝确实是比同时代的所有人都伟大,站在历史长河上游,直接看到了历史向下发展的方向。

但是,思想上的统一,不是通过强制手段便能实现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重新学习、重新认知、重新打破重组才能真正完成,当然如果真正像其设想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那么,在思想上最终必然是同其相合的“大一统”。

只不过。“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朝的灭亡可能会有多种原因,但是仓促地、强制性地将所有的方面都整合到一起,绝对是造成各种矛盾的核心原因。

但是秦朝的各项举措是对是错,这是看秦朝所看不到的,需要将目光放置于历史下游,如果秦朝灭亡后,这片区域再次自然的重新返回类似于春秋战国的时代,文化上再次文字各异,钱币、器具各异,思想上再次重回百家时代,那么,我们对秦朝统一行为的评价,必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但秦之后是什么?

短暂的乱世之后,“汉承秦制”。

汉朝以大一统的姿势,重新竖立起来,那么这其实就说明了,“大一统”其实是历史的选择,汉朝没有了“焚书坑儒”,但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核心上,还是属于在思想上的统一。

当然,这个儒术,是孔孟荀三家的儒么?还是最初的单纯的儒么?它是董仲舒的儒,里面的很多思想,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都能春秋战国其他学派的思想中找到。

但是,这种行为是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了么?

我们接着看向历史的下游,汉末“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说明了儒家在思想上的统一难以维持,所以玄学和佛教思想借助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开始兴起,并且将原有的思想冲击的七零八落,自然也就说明了汉朝的思想统一举措出现了问题,“独尊儒术”的结果让“儒术”在最后并不能维持下去,面对外来的思想冲击,根本是难以招架。

那么,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玄学(道学,其实这两者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但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或者笼统来看,暂时归为一类,也可以)和佛教思想能否实现思想上的统一?

范缜的《神灭论》一刀砍了出来,前面两者想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必然要想办法解决他所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他所秉持的是道家思想(注意是道家,道家、道学、道教三者思想其实是有差别的),但他所针对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思想上的统一便也不能实现。

那么,南北朝之后是什么,隋唐。

隋唐再次实现了统一,那么隋唐在思想上有没有什么统一举措?

汉朝的“独尊儒术”的失败经验在那里摆着呢,所以在发现了思想上搞强制统一之后是玩不转的,当然也就不会选择“独尊”哪一家了。

然后呢,就不搞思想上的统一了么?那么多方面在告诉着统一的好处,然后就思想方面特殊?

仔细想一想,唐朝的特点是什么?包容!

既然出现了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苗头,并且那么多精通儒释道三家的,都搞不出一个统一的,那就干脆搞一个另类的“统一”,你信道?ok。你信佛?可以。你学儒?也行。景教(耶稣)?行行行,只要你认我这个唐朝皇帝就行。

这种包容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算是“大一统”的形式,不过,并不是之前那种“集腋成裘”的统一,而是一种我在我的桶里装球的统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唐朝的繁荣和衰亡。

好了,唐末军阀割据,五代十国整个乱成一锅粥,当再次统一的时候,你要怎么搞,你要不要搞思想上的统一?汉尊一家,最后完蛋,被外来的思想冲击的七零八落,唐包容所有,最后还是完蛋,想想太真居士,想想《谏迎佛骨表》,哪家像它这么搞?

那,按照这样的说法,岂不是思想上无法统一?你看,两次尝试都失败了,那岂不是说明思想上统一未必是好事?

但这样的想法,恰恰忽略了整个思想发展的走向,想想战国末期的荀儒和杂家,还有就是实现思想“大一统”对这些学派或者思想家的诱惑,你觉得这种情况是可以阻止的么?

所以,理学出现了。

虽然现在对于理学的东西都是各种批判,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理学确实是一条可以实现“大一统”的路子,当然,理学一般都会叫做程朱理学,但是真正为理学定下基调的反而是那个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和“四为”的张横渠,然后一般来说是二程发展,朱熹大成。

里面的所谓理为本源、无极、太极、阴阳之类的,你能够发现里面这东西包罗万象,似乎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概括了,并且一旦你绕进他的逻辑内,就很难再绕了出来。

在这个程度上来讲,终于在思想上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个统一在形式上便是抓主流允旁支,完成了“思想大一统”。

而且也正是这种思想意义上的大一统,在这片土地上很难再出现了南北朝、五代十国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

宋之后近一千年,没有出现长时间混战局面,没有出现了“哎呀,这段时间太乱,我给一个南北朝、五代十国之类的概括”,即便是宋辽、宋金对峙的局面,辽金所受的思想影响,依旧是以理学为主,并且变成双方皮不一样,下面都差不多,想想两朝刚建立的时候和中后期,完全不一样,基本上都是再往那边偏。

如果,从秦统六国的时间算起,到理学的出现,整个思想过程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

大一统,实际上是春秋战国发展之后的结果,要么是维持现状,等待思想上真正的实现“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然后在这种思想下指导某一个国家强势崛起,然后完成其他方面的统一,要么就像始皇帝一样,直接将历史掰到大一统的路线上,你尝到了某一方向的大一统的好处,自然想将其他方向全部大一统。

这两种结局有什么不同么?

法家造成了秦朝的强势崛起,但并未维持住,当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之后,便很难再造成长时间的混乱了。

对于先秦诸子而言,他们只是顺应着思想发展而前进,至于真正的终点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而对于秦后诸子而言,他们却是在朝着确定的目标在前进,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应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闲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点都在朝代的更迭上,恰恰忽略了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变迁历史,将过往概括为封建王朝,但每个王朝背后所代表的含义完全不同,而这种不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变迁,对于思想上的东西来说,虽然是比较虚的东西,但未必是无迹可寻的。

当然,这之后还有继续的发展,历史还在前进,但是思想的轨迹已经出现在那里,按照这个轨迹来看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只能通过观察过往,来预测未来,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地球村”、“全球化”,形式上还是在走向一个大一统的过程,只不过真正实现的形式是怎样,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上游的人,很难在看清下游的情况了。

至于这之后比较具体的,清末、民国、新中国、新世纪,如果站在思想轨迹的角度来看的,都能看出很多东西,但是毕竟这些内容与问题无关,也不再赘述。

最后,补充一篇文章,就是那个被诛十族、被称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写的:

深虑论

明代:方孝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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