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校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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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那个时候虽然偶尔有少饭的事情发生,但却很少出现其他的偷鸡摸狗的行为。
甚至在文革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风气要比当今好很多。教师为人师表,同学亲密无间,师生水乳交融,虽然生活简单清苦,日子倒也其乐融融。
家东、罗昌、家有、我等几个同学,一开始不同在一个班,且性格迥异,但很快便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不但饭菜不分家,有的时候连衣服也调换着穿。
好玩、乐观是挂在我们头上的招牌特征。例如每餐去橱房端饭,我们是轮流着去的。当值者拿着脸盒或洗澡桶,将几个人的钵仔饭一起装入拿回寝室。
遇到哪天当值的那位兴致一来,走到寝室楼下就将脸盆或铁桶放下,大声吆喝楼上的出来拿饭,接着便把饭一个一个往楼上抛,楼上的那位则双手伸出栏杆外,一个一个接住,一旦双方配合失误,钵仔连饭坠落地面,倾刻之间便粉身碎骨。
一旁看热闹的同学便哄堂大笑,我们却若无其事地回到寝室,从其他几钵饭中每钵撬出一团凑成一钵,照旧开开心心地吃开了,从不互相埋怨,更未因此发生过口角。
我们几个的饭钵子虽然没有缺过米,但下饭菜却和的大家一模一样:不是腌菜干就是腌菜,不是腌菜就是芋荷。
逢年过节后的第二个星期,说不定哪个带来的菜钵里面会有几块肥猪肉或者油煎豆腐丝,这个时候大家的情绪会陡然亢奋起来,几双筷子雨点一样几下就把露出表面的“好东西”消灭得一干二净,接着就往钵仔中间深挖细找,直到把菜翻出钵仔外,掉落在箱子上面。
过了数天,仍有人笑称手中的筷子是工兵的探雷器,又在菜钵中反复地翻扒,说不定真的可以翻出一小块猪肉或者一条油煎豆腐丝来。
孔田圩上南杂店里的豆䜴骨、咸鱼干、榄角、还有盐萝卜等四种东西,曾经是我眼中的高级菜。如果父亲在某个星期买了其中的一种给我带去学校,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在我的印象当中,几年下来只屈指可数地买过榄角和盐萝卜,其他两种好像从来没买过。
其实自己心里也明白,那些好东西能够经常花钱买来拿去学校去作菜,对自己这种家庭条件的孩子来说,多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浪想”。
秋冬时节,天天忙碌于田间地头的母亲大概是想给常年几乎是就着酸菜、芋荷下饭的儿子攺善一下伙食,便会在某个星期六的晚上,忙完手头的工夫之后,将已经挖回家的芋头刨毛去皮,然后切成粗细均匀的丝,放盐、生姜丝,再伴上少许小粉搅匀之后,在温热的锅里筛上几圈油,下芋头丝慢慢烤焙,待芋头丝干爽颜色金黄时出锅,装入菜钵,让我第二天下午把它带去学校作一个星期的菜肴。
晚饭时,一大钵香喷喷的芋头丝便出现在当作饭桌的木箱子面上,几双筷子一起在这钵菜上匆匆起起落落,要不了几餐便钵底朝天了。
实际上,这样的“饕餮”大餐少之又少,能够得到父母滿足供给的,还是腌菜干、腌菜、芋荷这老三样“长命菜”。
这种长年累月一日三餐,一钵饭就着一钵菜的日子,拿现在的孩子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我们当年的确是这样一天一天走过来的,虽然苦却从不言苦,虽然难也不觉得难。
我们农村孩子从父辈身上传承下来的不畏苦、不怕难的优良品质和坚强意志,正是当代年轻人所欠缺的。
好友罗昌是“满尾子”,家境也很一般。学习和生活费用主要靠种田和父亲打草鞋的手艺赚取些许零钱来解决。
罗昌很体恤父母,小学还未毕业就跟父亲学会了打草鞋的手艺,一俟节假日,便与父亲一起打草鞋。
一个星期六,下午一放假我就跟着去了他离学校约十四、五华里的家里玩。到家之后还未休息几分钟,他就坐到草鞋櫈上忙碌起来,我也坐在他旁边帮忙递送稻草。
匆匆吃完晚饭后接着又干,一直过了十二点钟才停手。第二天正好是镇岗圩逢圩日,我俩拿上打好的十多双草鞋在圩上摆卖,卖完之后,罗昌拿出卖草鞋的钱,在食堂里买了两碗汤粉,吃完之后时间已近中午,俩个人才一路喜孜孜地往学校赶去。
这种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的纯真情谊,可谓是千金难买。
由于我跟罗昌相处的时间最多,俩人又都是左撇子,所以彼此更加投缘。
进入初三时,俩人的表现有些叛逆,特别是到了临近初中毕业的那段时间,因为文化课上得少,几乎天天开批斗会、游行到圩上等活动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心也随之变野了,甚至有时会顶撞老师。
就在毕业前夕的一个下午,全年级学生集中开大会。我和罗昌中午没睡觉,去了菜地旁边那个吊坎水潭里弄魚。
由于赴水耗掉的时间太长,水刚刚见底,魚还没捉到几条,开会的铃声就响了。眼看着好不容易到手的劳动成果又要白费,心理十分不情愿,于是我俩商量着干脆捉完鱼再走。
没过几分钟,教导处黄主任就派同学找来了。我们无奈地拿着衣服,把脸盆和装着魚的木桶放在教室门口,急急忙忙地走进教室。
没想到屁股还未落櫈,黄主任的呵斥便劈头盖脸而来:
“全年级就等你们俩个人,朗里朗当的,担误那么多人的时间”!
此时全场一片肃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我俩。
此刻我又后悔又懊恼,觉得在那么多人面前遭训斥挨批评,是一件非常倒架子的事,脸红了一阵又一阵,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马上钻了进去。
可能是这件事情给黃主任造成的印象太不好了,完全颠覆了他心目中我们是好学生的形象。
在此后不久的毕业生录取方案中,我们平常玩得好的几个人当中,家东、家有等人都录取至高中,只有我和罗昌两个被录取在共大。我事后猜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这应该与那次抓魚造成开会迟到的事不无关系。
只是还未等到正式发放录取通知,县里便决定当年的孔田高中不招录新生,学校六九届所有初中毕业生,最后全部进入孔田共大就读,这才延续了我们几个继续同在一起学习、生活的美好时光。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的前半句说得好,这后半句就不尽其然。我以为,人与人是否可以成为长久好合的朋友,除却缘份,更重要的还在于各自对友情的忠诚指数。
毕竟人的性格不尽相同,但对于友情的情感投入却不可“偷工减料”,“众手浇开幸福花”是对此意涵最贴切的诠释。
我等几个自共大分手之后,一度分散在全国各个地方,各自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摸爬滚打,奋斗前行。
在那通讯十分不便的年代,依然书信往来频繁,借以纸墨抒发想念之情,分享喜悦之事,诉说失恋之苦……就这样寒来署往,年复一年。
从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从工作恋爱到结婚生子,从曾经的翩翩少年变成眼前的佝偻老者,几十年初心未改,矢志不渝——这就是关于我们弥足珍贵,亘古不变的友情!
当然,说起当年的同学之情,也有遗憾之处,那就是受“男女授受不亲”旧观念的影响,男女同学之间很少来往,虽然不至于像小时候那样,拿小刀在桌子中间刻上楚河汉界,却有的人几年同学下来,竞然彼此未曾说过一句话。
我与魏锡风同学是篱笆亲,读小学时还跟着我伯婆去过她家作客,即使是有这层关系,也不敢过从甚密,因为怕人家笑话,愚昧保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我的脑子里也有封建思想残余,但对本届女同学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魏九清、魏锡风、叶月风、凌桂秀等九个女同学,是六九届仅有的九枝花。
魏九清同学的年龄可能要比我等大上一两岁,个头也比一般人高,她性格泼辣,面部表情有点严肃,从一开始我就有点怵她。有一回我在背后说了她几句闲话,不知怎么就传到她耳朵里去了,她竞当着很多人的面质问我,呛得我狼狈不堪,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招惹她了。
凌桂秀同学有着高挑的个子,白晳的皮肤,眼睛大而有神,是当年的“年级花”。但她外表冷峻,目光咄咄逼人,又经常说话带刺,因而一直对她敬而远之。
直到我俩一同到赣南教育学校就读,互相接触才慢慢多起来。其实她是一个外冷内热,感情丰富,聪明能干的人。
她跟我一样,从教之路崎岖曲折,历尽艰辛,最后靠自己坚韧的毅力,才再又成为编内正式教师。
我跟她自赣南教育学校毕业之后,彼此交集不多,但凡有同学相聚之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打探她的情况,毕竟俩人一起从共大出来,到赣州又再度成为同学,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缘份。
一次一干老同学在谢夫秀家里小聚,她也如约参加了。知悉她多年前已从孔田镇迁至县城居住,老俩口均已退休,小孩有稳定的工作,并且早早的便“升了级”,既作了奶奶又作了外婆,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初中毕业升入共大阶段时,同年级内有了更多的女同学,有活跃的梅友风、害羞的龚德月、爱笑的魏良英等等。
这个时候虽然大家年龄更大了,不像初中阶段那样,思想那么封建了,但接触仍然不多,更不要说互相了解。
若从初中开始算起,前后同窗时间应有五年之多,不知是大家情窦未开,还是彼此没有缘份,竞无一对同届同学结成夫妻,把这么多资源白白的𠄘让了出去,令人痛心不已。
好在家有、祥福俩位高手捷足先登,先下手为强,追了下一届的学妹与之喜结连理,几十年风雨相伴,幸福一生,为我们这一届的男同胞们争回了些许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