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商业模式是上头条

我认为中国的科学策略需要升级。

中国一直都有技术策略，那就是要把国际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后为我所用。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但是，我们的科学策略可以说是极其失败的。这表现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没有一项本土的研究得到诺贝尔奖。我们唯一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还是屠呦呦在某个年代做的研究。

当然你可以说中国还正在发展之中，而且诺贝尔奖也不是科研唯一的追求。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有些比我们要弱、比我们穷、比我们人少、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我们低的国家，得的诺贝尔奖却比我们多？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理解科学研究的商业模式。

1.我有

中国的科研政策有个潜意识，叫做“我有”。严重点说，叫做“我也有”。

“我有”，对中国曾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核武器的全部成果就是“我有”。中国从来都没有使用过核武器，但是核武器在中国的历史上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有，你就形成核威慑；至于说用不用，那不重要 。

“我有”这个思维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一切大科学项目，成了中国科学政策的DNA。卫星、载人航天、正负电子对撞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美国有，我就也要有”。前段时间论证要不要建造大型对撞机，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的说法也是“对撞机值不值”的决定取决于“中国究竟要做一个二流国家还是一个一流国家”。

那当然是 “有” = “一流”。这个战略DNA在早期给你带来了巨大成功，你就会抱着它不放。

那好，现在中国进步了，可以说很多该有的都有。那请问中国在粒子物理学、宇宙学方面，取得了什么重大的发现呢？没有。

“我有”特指有设备 —— 那是技术上的进步，而不是有科学成果。比最近发生的快速射电暴信号事件，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加拿大的CHIME刚刚搭建起来，还没有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一下子就能发现13个信号，抢占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科学头条，而中国天眼几年前就搭建好了，却能保持沉默。

天眼的设计规格已经包括快速射电暴的波段。有人说天眼之所以没发现，是因为没有在特定的时间往特定的方向看，我认为这不是理由。天眼在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包括中科院计算所说要给天眼提供支持的时候，都提到了快速射电暴。设计者完全知道天眼应该探测快速射电暴。

国人在“没有”的年代，都能以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敢打日本正规军为荣，现在别人没有的我也有了，却让加拿大人抢了先。这可能是因为决策者想先做一些保险的研究 —— 比如天眼找到了几十颗脉冲星。可是脉冲星对现代天文学家来说是寻常的东西，找到脉冲星只能说明你这个设备的确是好设备而已！

这个情形就如同中国投入很大资源铸造出一把高级的宝剑。为了证明它的确是好剑，找了些小动物来试剑，以便于确信“我真有”。加拿大也铸造了一把宝剑，性能不如中国那把，但是加拿大人在宝剑刚出炉、连剑柄都没装好的情况下，拿起剑来就猎杀了一头怪兽，立即成名。

2.是我

最近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是一个绝对的壮举。我在微博 [1] 听说，设计者曾经设想“为了稳妥起见，让嫦娥四号不要节外生枝，和嫦娥三号一样平稳落在月球正面刷个存在感就好”！是探测器总指挥叶培建院士力排众议，坚持挑战月球背面。

叶培建说“先不要讲什么科学意义、技术带动，单从逻辑学上看，落到月球背面的科学意义就是一句话：背面没去过！”

我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这不是“我有”思维，这是“ 是我 ”思维。最先把探测器降落在月球背面的是谁？是我。

中国的整个科研策略都应该从“我有”思维转变为“是我”思维。

这个转变肯定不容易。载人航天项目备受赞美，技术策略非常成功，这当然是扬我国威，甚至还可以说是开疆拓土，但这不是科学发现。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美国在航天事业上的投入不足，重返月球遥遥无期，但是NASA每一个科学发现都是全球性的大新闻。是谁第一个发现火星上有水？是谁拍摄了冥王星的清晰照片？不是我们。这些探测需要的资金远远不及载人航天，但是它们刷新了人类对太阳系的认知。

现在嫦娥四号，很难说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片是苏联太空船1959年拍摄的，中国探测器登陆的确是首次，但是登陆之前连每一个陨石坑都已经被别人命名完毕了。有关月球的知识，没有哪一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

在“我有”和“是我”之间，我感觉中国科学决策者很矛盾。潜意识想要的仅仅是“我有”，但是也不希望单纯搞个行为艺术，所以也在尽可能地搭载一些科学探测项目。当然，嫦娥四号除了和玉兔二号互拍之外，还专门搭载了一个低频射电频谱仪，准备利用太空无大气的环境进行低频射电天文观测 [2]。

这样的观测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搞外太空无线电天文观测，直接发射一个探测卫星，是比登陆月球更简单、更省钱、特别是更耐用的办法！

我不是反对“我有”，我希望中国什么都有。但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不能都当“我有”的副产品。那样我们可能会误以为“我有”就算我搞过科学研究了。

3.基础科学的商业模式

除了用“我有”之外，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科学跟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科学研究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是纯花钱的事儿。表面上的说法当然是科学研究是为了给人类做出贡献，同时还能培养人才，还能拉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但是在科研工作者的实际操作中，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却变成了是发论文。

有论文就有了资历，有资历就可以评职称和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这个发论文的商业模式是中国科学缺乏明确目标的结果。因为没有明确目标，中国科学家的公共形象有点怪 —— 人们希望他继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去无私奉献，希望他纯粹出于兴趣而钻研，希望他没有功利心，同时又希望他能过上好生活成为青年的榜样。

美国的科学研究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声望。各个大学和研究所想要的不是发多少篇论文，而是实实在在的声望。

科学研究的声望，来自独一无二的、值得上新闻头条的重大发现。 名校之所以是名校不是因为名校学费贵，而是因为最厉害的发现是在那里做出来的。

美国科学家有非常强烈的竞赛意识。他们会为了抢先在一个热门课题中取得突破而拼命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声望属于第一个发现者。他们不是刷存在感，他们不是在制造论文，他们是在制造新闻。

这是不是太功利了？功利就对了。把功利理顺，才是好的商业模式。有了好的商业模式，中国的科学家就会不屑于发那些小论文，就会建功立业。

中国科学政策的现代化，应该致力于把科学家从论文制造者变成新闻制造者。看看当今哪些领域有可能取得大新闻级别的突破，想方设法做几件惊动海内的大事。评价项目成功的标准，就是看能不能让中国上头条。

事实上抢科技新闻头条比“我有”更能扬我国威。美国NASA非常了解什么样的科学发现能提升它的声望，能带来更多的经费，能争取老百姓的支持：那就是有新闻价值的科学发现。NASA能让全世界的科学爱好者熬夜等着看它的发布会，它非常善于形象公关。

这几天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先生，去世了。我曾经看过他的一个访谈，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是理论物理，也想过去发现新的物理定律青史留名。但为了国家需要，于敏选择了隐姓埋名的核物理研究。

那一代人牺牲了自己，为国家解决了“我有”的问题。我们对于敏这样的人充满敬意。但是我总会忍不住想，什么时候人们能像看球星、看霍金、看乔布斯一样看于敏这样的英雄呢？中国科学家怎么就非得充满悲情呢？新的于敏应该上头条。

上头条需要运气、需要冒险、需要智慧和勇气 —— 而这正是健康的科学家形象。

参考文献

[1] @东风快递员，新浪微博 1-7-2019.

[2] 新浪科技：玉兔二号着陆器互拍 看嫦娥四号在月背做的三件大事，2019年0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