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亲政10年，如何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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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孩子往往会闯出大祸，而光绪帝恰恰就是这种老实孩子。
慈禧确实在全力培养这个外甥，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但不幸的是就在光绪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国变等大事，
让已经有些喘过气的大清国再次沉入地狱，慈禧和光绪死后三年，清朝即灭亡了。
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地杰出。她的表现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在某些历史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
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
选光绪为新君，太后的话刚出口,光绪父亲奕還，如同被雷击了一样,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穌日记》
这位亲王对儿子的命运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绝非大清皇帝的合适人选。
万幸的是，小皇帝学习用功，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
在十五年的漫长准备之后,光绪帝终于握住了帝国巨舰的舵柄。皇帝对大清帝国的国势，比谁都痛心疾首:列强环伺于外,大臣狃安于内。国家衰弱贫困,百姓民不聊生。
读过三遍《资治通鉴》、自信深谙历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唤醒死气沉沉到万马齐喑的中国。
亲政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皇帝发现在然能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
帝国一成不变地运行，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
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烦躁而又抑郁。这一年年初,朝鲜发生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战中国的宗主权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穌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
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约，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但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并不乐观。
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撒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面,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
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
亲政以来,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弹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尤其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
清军与日军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胜败乃兵家常事。
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清军仍然违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
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兵锋直指沈阳。守卫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
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日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
李鸿章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
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
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
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按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
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
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
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
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敌不进,即按军律惩办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即极为不满,认为他“畏敌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
经过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但是却屡瞎指挥，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犯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
遂下令命丁汝昌:“严行距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道,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歼灭的战略方针,光绪屡次电旨催通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
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唯望死于战阵”
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他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
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丁汝昌才被恢复名誉。
光绪皇帝表现出了血性,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遭。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战争既然打到这个份上,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却坚决不同意。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规模的战争。
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
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当再一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面前的时候,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
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割地的决定，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严苛，还是大出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达三亿元。
李鸿章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
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
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无能”,并非是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
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实用。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
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于将倾。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史书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诸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详细询问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翁同穌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康有为等人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穌、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
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
因此,当皇帝来到顾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
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即使康熙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自从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死马当作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
第三,“变法”是怎么国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
性格急躁的皇帝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
“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得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一百三十三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滚而下。
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
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面精神高度亢奋。
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灌入大清帝国体内,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
康有为乐观认为,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
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有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
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一下子让大清帝国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干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
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
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这样一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
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深感愤懑，对这些大臣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憾此层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
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
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彻底对皇帝失去了信心。
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
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
太后有一个最后的底线,即不能动摇她的权力，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是对她本人的挑战。
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虽然还在呼吸，但已经没有了内容。
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慈禧和光绪的故事总结了一点儿教训：
1、孩子，还是要因材施教，不能将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孩子，不能放养更不能圈养。培养健全的人格优于其他一切目标。
网上有过一种调侃：“为什么要生二胎，因为“大号练废了”，申请个“小号”继续练”。
慈禧也是这样想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妈的襁褓中喂养长大的，那时候她正忙于浓妆艳抹，争宠于后宫，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
同治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
所以慈禧对光绪就特别上心，关心皇帝的每一顿餐食，关心皇帝的每一次的课业，但同时她也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光绪极端严苛。
小皇帝竭尽所能，也很少能得到太后的褒奖。慈禧太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
刻板严厉的教养下，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执倔强,不善变通。
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光绪的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2、做事情还是有点“保守主义”心态比较好
老子主张“抱残守缺”，即使要改变，也是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去改善，“不敢为天下先”，即再大、再好的事情，你也不要太兴奋，全扑上去，
看到光绪和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所以，对老子的观点还是要多思考一下。
改革之初，所面对的阻力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正如鲁迅所说,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
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使支持他的力量大于反对他的力量。
通过“温水煮青蛙”，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
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
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
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急风骤雨,连出重手。
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人开始公开的反对。
3、发动变革，要尽量的争取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支持，让他们觉得这个改革方案也是出自他们的手笔，只有这样才能成事。
让革新者的意见成功的实施下去才重要。不是吗？
4、开放和连接的重要性——开放的心态，去了解这个世界，去与这个世界发生连接，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
光绪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
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
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和天真。
5、做事、做人不能缺乏弹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
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
结语：
1908年12月2日，溥仪即位。摄政王载沣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提出9年预备立宪方案，大清国开始立宪改革。
不过随后在汹涌的民意下，这个时间不断更改，最终匆匆忙忙拿出一份内阁名单，大部分都是皇族成员，于是群情激奋，精英们开始考虑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改革，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大清国灭亡。
光绪，是历史给清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可惜的是满清朝廷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代价就是中华民族已经没有耐心再给他们时间了。
可悲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