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公笔下的王荆公

梁公笔下的王荆公 梁公笔下的王荆公

梁启超满含深情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王安石形象。在读这本书以前，我并不知道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王安石是被诋毁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

学术成就不说啦，无可争议，王的争议往往在于他制定的经济制度，事实上，他在军事上也是非常有远见的，而且无可争议的。比如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王是看到了宋自建国以来弱兵政策带来的可怕后果的，并提出改革的，让兵将相互熟悉，增强军事实力。

关于经济制度，只能说，王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很好的行政者。他的观点太过于超前。政策都是好政策，就是不符合当朝现实，在小地方可能会很适用，因为地方小作为父母官，王安石可以掌控的了中间环节，推广到全国，不可控因素太多，在没有一个与之适应的强大的行政机构的前提下强行推行新法，后果也就可以想象了。

书中有一个观点是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于用人，这一点不能苟同，虽然王确实不擅长于用人，但制度的不符合现状导致用人不对一定是一个引发的必然结果 人性是不该被考验的，如果一个制度必须要选拔圣人一般的贤德人去实行，除此之外就无法实施，说明制度本身有严重的缺陷。

比如市易法政府即垄断市场，又管理市场，又对于市场征税，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初行可能有效，时间长了必然导致官员腐败。

此外最大的错误应该是把新法的推行跟官员的业绩考核绑定在一起了，类似于青苗法这样的政府组织民间放贷，只能鼓励，不能强制，更不能因此而追责相应官员，否则就成了逼民举债，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王安石的很多关于田赋和税收的制度其实是很有利于生产的，虽然在当朝失败了，却在明朝被张居正引用成为了一条鞭法，并在清朝成为比较固定的制度，功虽不在当朝，也算造福后世子孙了。

关于八股文，实际上只是王在推行新政中的一个中间过渡状态，可惜没有推行到下一步，虽然客观上造成了后世遗毒，但是并不是王推行新政造成的，而且新政中途废止造成的，并不能归咎于王安石

针对反对党的态度，感觉可以有这么几种，一类人是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太超前而无法理解，这部分人从内心深处觉得王的做法是祸国殃民，所以拼命阻拦，以苏东坡，欧阳修为代表；一类是沽名钓誉，以激怒皇帝和当权者为目的，以求自己青史留名，博得个诤臣和忠臣之名，针对这一部分人，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表达类似观点，文臣误国，虽然朝代不同，却有类似情况，文人为了图“虚名”纷纷以触怒皇帝或当权者为目的，与时政相阻，而不管某个举措某个言论实际上是好是坏，这部分人以吕公著为代表；还有一类为了争权夺势，政治站队和倾轧，以司马光为主；剩下的一部分是后人整理史诗根据自己好恶在前人基础上做的歪曲和诽谤，很不幸的是，元朝由于政权特殊性，史学家水平有限，不能做清楚的区分一律记入正史。

但王在实行过程中确实有些一意孤行，可能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久了，人难免偏激，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比如保马法的推行。但说到底，王的这种状态，一味攻击他的守旧派难辞其咎。

王安石新法虽然有缺陷，但如果哲宗即位司马光和太后掌权后能够心平气和对待辩证接受新法的有效部分，废除不良部分，宋还是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可惜司马光似乎并没有这个胸襟，梁启超评价他“泄愤误国”，没有抓住宋朝改变国运的机会，可悲可叹。

就整体来说，梁启超的情感过于强烈，不是一个很好的作传的态度，因为感情强烈难免偏颇，影响全本书的客观性。而考虑到他的创作背景，戊戌变法失败十年左右，正是一个跟王安石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的状态，感情强烈也可以理解，且这本书的一部分创作意图也在于提倡改革，呼吁创建联合政府，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倾向性就很正常了。读书时候还是需要辩证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