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有感-南渡篇

      民国，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阶段。论国力，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外侮不断，国见国欺。论文化，却群星闪耀，光芒夺目，璀璨异常。学者多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繁荣，然矣。

      南渡北归的故事，就开始于这个特殊时期的最紧急时刻。

      1937年7月7日，北京。

      日本鬼子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妄图三个月内侵占全中国。驻京的二十九军在不那么坚决地抵抗几天之后，放弃北京，向西向南撤退，北京陷落。至此，纵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民国的政治中心在南京，但文化中心却在平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等一众高校，占据了中国文化版图的大半江山。随着平津的陷落，除了全国动员坚决抗日之外，如何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为中国复兴留存火种，就成了当局和各高校的首要大事。

      民国政府于仓促中，制定了两条线路，一条向西，一条向南。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奔赴西安，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则奔赴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其余学校，因政府精力财力无暇顾及，大部就地解散。由此，中国文化史上最悲壮最宏大的大学迁徙，开始了。

      一时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各位教授、大师、国宝等，均携妻将子，举家南迁。三高校师生员工数千人，历经千辛万苦，转到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并于11月1日开始上课（一部在衡山）。好景未长，日本鬼子8月份进攻上海，12月份攻占南京。长沙瞬间由大后方变成了前线。无奈之下，学校继续南迁。多次讨论后，决定迁往昆明。1938年2月中旬开始，三高校继续远征。

      限于各种因素，师生迁移路线共有三条。

      一路由女生、体弱者和大部分教师、家属组成，沿铁路和水路，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再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到达昆明。这一队由教务长樊际昌和梅美德、钟书篇率领。

      一路从长沙出发，沿陆路坐汽车绕道桂林、柳州、南宁一线，过镇南关进入越南，到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赴昆，此路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钱穆等十余位教师组成，一个重要任务是赴广西省府。因广西省主席极力邀请联大迁桂林，联大教师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向广西方面说明联大不能迁广西，而要迁云南的原因。

      最艰险的一路，则是陆路步行。经体检身体合格，体力较好的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去。为了保卫师生安全，国民政府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任团长，原南开的黄钮生教授任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教师组成辅导团，全程陪同师生。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湘黔滇旅行团”开始了从长沙赴昆明的艰难旅程。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远征。 “湘黔滇旅行团”数百名师生昼行夜宿，历时68天，行程3000多里，跨越湖南、贵州、云南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古山等崇山峻岭，越过湘江、沅江、资水等多条大河，于1938年4月28日胜利到达昆明。

        旅程充满艰难困苦。旅行团经费紧张，没钱坐车，除最初一段旅程坐船外，其余路程皆靠双脚。所有人的脚底都磨出了水泡与血泡，即使如此，每天的旅程也没有减缓半分。旅行团没钱住宾馆，每天只能找村镇宿营。在长达两个月的艰难跋涉中，他们的宿营地只能是学校、礼堂、戏园子、马店、榨油坊、仓库……臭虫、虱子、跳骚，成了陪伴他们的好朋友。西南联大的校友向长淸回忆说：“有时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有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气；然而过惯了，却也都并不在乎。不论白天怎样感觉到那地方的肮脏，一到晚上稻草铺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天堂，放倒头去做你那甜蜜的幻梦。”他们每天6点起床，草草盥漱就进早餐，食物粗劣，在不能下咽的情况下，必须强吞干饭两碗，因为在晚上7点晚餐前，终日无饭。

      旅程虽难，但师生们却走的大气磅礴。在艰苦卓绝的行军途中，“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边走边进行多学科地科学考察和沿途采风。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都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更多的也是中原地区见不着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还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文学系的刘兆吉采集了几百首的民歌民谣，后来出版了《西南采风录》一书；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50多幅写生画，还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就这样，他们把一个民族的大学精神写在了遥远的长征路上，那么灿烂刚毅，坚卓感人。

       还以一个人需要特别提及，就是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临行前，黄将军直言，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郑和下西洋相比。因此种信念，他身佩中将之衔，虽已年届半百，但坚持与团队同甘共苦，对团员照顾备至。除步行辛苦，还要联系食宿，协调各方势力，确保旅行团的肚子不挨饿与人身安全。可以说，旅行团胜利抵达昆明，黄将军居功至伟。在昆明圆通公园欢迎会上，黄将军按照步行团花名册一一点名后,将花名册郑重地交给梅贻琦，说 ：“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现在交给你！”至此，黄将军出色的完成了他艰巨的护送任务。

       为感谢黄将军的辛勤护驾，西南联大派人赴长沙赠送给他金表一只，大洋500元。黄将军给蒋梦麟、梅贻琦寄发一封信，婉拒所赠财物。信中说：“随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到滇承招待慰劳，反使内心感与愧，并所赐纪念像，谨什袭珍藏，永远存念以记此行。至赠送金表一只及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无受法，均原璧交来人带回矣。”

       有此等为了求知而不惧千里跋涉的学生与教授，有此等爱护学生、高风亮节的将领，不管时局如何艰难，中华民族总有希望。

      胡适先生说：“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坚韧不屈的伟大精神，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她才能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