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的先知：西方学界中布鲁诺“人设”的变换（一）
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罗马教廷火刑处决；2018年2月17日，作者在罗马一大博士访学期间，摄于鲜花广场，当日下午，广场上挤满了自发祭奠的民众。
布鲁诺常在作品中自称Nolano，即Nola人（Nola位于那不勒斯省）。不管是在法国宫廷、还是牛津讲坛、抑或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布鲁诺始终牵挂着维苏威火山下的那片沃土，和那不勒斯海湾的一抹深蓝。
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自然哲学家，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为东西方读者所熟知，但是关于其内部哲学思想中的东方哲学比较研究，还未曾完全展开。反观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得益于欧洲兴起的东方热，彼时学术圈内对于布鲁诺及其文艺复兴背景下东方色彩的探究更盛于今。
从叔本华到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 – 1891，德国著名的圣经学家、东方学家，整理了《布鲁诺意大利语作品集》Le opere italiane di Giordano Bruno, ristampate da Paolo de Lagarde，被视为布鲁诺作品的最主要编纂者之一），来自东方的元素已经被尝试用于对布鲁诺哲学的解释。然而，这种对比始终无法成为学术的主流，原因很简单，被奉为“献身”于近代早期科学革命的“先烈”，欧洲的学界不能容忍布鲁诺思想对西方传统、特别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背离。
十九世纪后半页，意大利伟大的布鲁诺学专家Felice Tocco(1845 –1911,师从Bertrando Spaventa，新康德主义者，其哲学拒绝一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构建，并赋予实践理性以优先地位。在佛罗伦萨和比萨担任历史哲学教授时，为布鲁诺哲学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否认了布鲁诺”为自由献身的斗士"形象，并认为研究需要基于布鲁诺的哲学性文本入手，且结合其同时期的科学现状进行理性分析。他将布鲁诺的哲学思想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柏拉图主义时期、泛神论时期、以及原子论时期）在《关于布鲁诺意大利作品的阐释和对比》（Le opere italiane di Giordano Bruno esposte e confrontate con le italiane)中评述道：
“布鲁诺的哲学思想并不贫瘠乏味，他可以满足不同哲学爱好者的口味。泛神论的爱好者，即把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看作先驱者的人，可以选择阅读Christian Bartholmèss关于布鲁诺的论述（1815 – 1856，法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Jordano Bruno,Parigi,Ladrange, 1846. Huet, évêque d’Avranches - Le Scepticisme théologique, Parigi, Ducloux et Co., 1850) 。有神论或折衷有神论的拥趸可以在Franz Jacob Clemens(1815 – 1862，关于布鲁诺和库萨的尼古拉之间的哲学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代表作有Giordano Bruno und Nicolaus von Cusa. ed. Paul Richard Blum）和Moriz Carriere(1817-1895, 慕尼黑任教期间主讲美学，被认为是黑格尔的直系学生，其哲学思想的主旨在于解决泛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两难困境。受歌德启发，他将后期研究重心转型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和哲学，特别是对于布鲁诺的泛神论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究) 。最后，信奉一神论和自然神论的读者、抑或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可以在参考Hermann Brunnhofer（1841—1916 ，代表作有《布鲁诺的世界观和其悲剧命运》“Giordano Bruno's Weltanschauung Und Verhangniss”) 的布鲁诺专著中受益。”
从Tocco上文提到的不同流派的迥异阐释中可以看出，布鲁诺在欧洲哲学发展链条中恰好处于交叉的中心。但同时受限于时代和掌握的资料，Tocco于1899年指出，布鲁诺的哲学思想难寻东方哲学的痕迹。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关于古代宗教和神学的深入研究，欧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统中对中西哲学的划界和切割方式。
在此热潮中，对Pimander（希腊语是Ποιμάνδρης, 即Poimandres，文艺复兴时期，由费奇诺在美迪奇家族的支持下，首次从古希腊文译为拉丁文。全书分为十四章节，由古希腊语著成，被奉为赫尔墨斯全集中的核心组成部分。Pimander书中指出，信仰和救赎之路存在于对nous智性的领悟、以及对上帝创世行为的理解；而书中以信使角色出现的赫尔墨斯，则肩负着引导迷途世人的先知角色，其教义的传播基于对逻各斯Logos和Pimander真理的学习和践行）文本的研究、对赫尔墨斯主义传统的重新发掘，改变了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后，文艺复兴研究的僵硬模式。其在西方古典学界引发的震荡，丝毫不逊于同期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西方现代文明史观的影响。然而，即便是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学界焦点的30年代，也很少有学者把布鲁诺、这个传统西方哲学人物内部所融合的独特东方元素作为研究的重点。布鲁诺的“人设”形象，此时依然被牢牢地固定于“欧陆-西方”二分对立的基础之上，它如同黑洞一般，使得任何涉及布鲁诺核心思想的元素都难以从中逃逸。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4年，英国学者Frances Amelia Yates (1899 –1981，伦敦大学Warburg文艺复兴研究所教授，专注于文艺复兴的魔法研究，特别是赫尔墨斯与卡巴拉传统在近代早期科学中的角色和影响）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一书的问世，才打通了布鲁诺主干研究中通往东方话语的新道路。
即便今天看来，这本著作尚未成熟，存在着各种纰漏和缺陷，且观点过于偏激（比如说，把布鲁诺自然哲学的所有经验来源归于“黑魔法”的范畴），但从布鲁诺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却意义重大，它开辟了文艺复兴和布鲁诺学说研究的新局面。以布鲁诺为例，历史不同阶段中，人们对于特定思想家的理解难免会经过忽视、重视、误读和重新审读的曲折，而其中的纰漏和时代的局限，并非百无一是，意外的惊喜和线索往往栖身于具体之历史的灯火阑珊处。
布鲁诺的拉丁文魔法全集注释版，由作者目前就读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所整理出版
2018年6月3日于佛罗伦萨Piazza Dalmazia
王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