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其二）》赏析

      【按】本文没有出书，今天是首次刊发。

《咏史（其二）》赏析

        左思（公元250？--305？），字太冲，齐国淄博（今山东淄博）人。他出身寒微，因其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迁居洛阳，被拜为秘书郎。他博学能文，当时以《三都赋》名震京师，留下“洛阳纸贵”的美谈。但是在当时门阀世族大家垄断政权的情况下，像他这样出身低下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身受压抑。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咏史》八首正是体现了左思对这种不平等社会的强烈不满，抒发了作者的内心苦闷。所谓“咏史”实际上是咏怀。它是借古人古事，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不平的一种诗体，代表了左思诗作的精粹。

        “郁郁涧底松”是其中的第二首。它集中抨击了当时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揭露了封建士族门阀制度的本质，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愤慨。风格沉郁冷峻，笔调劲健挺拔。在当时形式主义风行的情况下，确是别具一格，新人耳目。

        诗共十二句，可分二层。

        第一层用松、苗作比，由物及人，揭露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起首以高大的松树和低矮的小草作比，形象鲜明，对比强烈，向人们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挺拔茂密的苍松，显然他是有用之才；一个是低矮弯曲的小草，显然他是无用之才。然而命运却是它们得到不同的待遇：苍松长在山涧，小草生在山顶；有用之才屈居深涧，无用之才位居高处。由此引起人们深思。但是作者似乎还嫌不够，又进一步写道：“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这两句是前两句的进一步揭示，指出，那些又低又矮，茎干不足寸把的小草，由于高居山顶，因而显耀于世间，使人们看不见生长在涧底的百丈青松。“荫”本是名词，这里是动词，读yìn，是遮盖的意思。一个“荫”字使人顿生疑问：低矮的小草何以能“荫此百尺条”呢？这在自然界里是不能存在的，显然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由自然而人类社会，轻轻的带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平：“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原来，诗人是用“涧底松”比喻“英俊”之才，用“山上苗”比喻“世胄”子弟。众所周知，晋朝是我国历史上门阀制度相当严重的朝代，不仅皇室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代大官僚，连一些大臣和高级官吏也大多出身于东汉曹魏以来的世家大族，他们通过九品中正制在政治上享有法定的特权。到了西晋，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日益巩固，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政治，从而使许多志士才人受到排挤，或屈居下层，难以发挥才能。正是出于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极端痛恨，诗人才由物及人，数语及的，鞭笞了这种人权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第二层，诗人把笔触伸向这种现象的深层，指出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借史实以咏怀，诗意明朗。“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两句是这一层的总括。结构上，它又紧承上一层，一箭双雕，既回答了自然界：“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原因，也概括了人类社会：“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不平等现实产生的根源，并且说明这种现象由来已久。由此自然把笔端宕进了咏史：“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金张”，指汉代金日（mí）磾（dí）和张汤两个家族。自汉武帝时起，至汉平帝时止，金家七代为内侍。《汉书·金日磾传赞》说：“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戴逸《释疑论》说：“张汤酷吏，七世珥貂。”又《汉书·张汤传》说：“安世（张汤之子）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贵宠，比于外戚。”可见，从汉代起，许多人家都凭着家族的高位大业成为宫廷的宠臣，他们的子孙并非有才之士，但却是带官居侍中、或中常侍等一些亲近皇帝的高位，冠帽上插着汉貂，十分得意。而一些卓有才干的人物，因其家庭出身问题都不得不屈居下位。汉文帝时的冯唐就是其中的一个。“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冯唐生于汉文帝时，到汉武帝时已经七十左右，但仍居郎官小职，已经头发白了，也没有被皇帝征召重用。难道是他没有才干吗？作者虽然没有回答，但言外之意是非常鲜明的。他以冯唐自比，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内心苦闷和屈居下层的愤愤不平。

《咏史（其二）》赏析

        全诗托物起兴，兴中含比，对照鲜明，形象深刻。诗中截然两类形象：一类是“山上苗”、“世胄”和“金张”，一类是“涧底松”、“英俊”和“冯公”。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势”，从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的深沉感叹和愤懑不平。低调沉郁，风力峻拔。在形式主义泛滥的晋代能写出如此优美的诗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诗品》说，左思的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这显然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咏史（其二）》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