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4丨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成为庶吉士，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到隆庆元年（1567年），他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上《陈六事疏》时，张居正才真正冒出头来。这二十年间，张居正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旁观者。嘉靖二十六年以后，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抒，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藩。张居正都看在眼中。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但君权和相权又不完全在内阁交汇。直到明世宗时期，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加，等到夏言、严嵩先后执掌内阁，地位赫然如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虽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廷太监送达批红。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内廷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明朝内阁由始至终都不是明朝中枢的一级行政机构。

明朝的内阁，人员常在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在这四五人的内阁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领袖制度，便是所谓的首辅和次辅之分。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能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使有次辅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首辅的定夺。

明内阁首辅的产生常论资格，并由皇帝任命。首辅、次辅的职权限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惯例。没有明文规定，便有了非常大的盘桓空间。自明世宗一朝开始，明内阁中的首辅和其余阁员之间的斗争，有时是明争，有时是暗斗。朱东润先生撰写的《张居正大传》一书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述内阁阁臣之间的争斗。这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内阁中的混斗》读起来有步步惊心之感。“混斗”一词就直接点明了这种权力斗争所处的状态。

在明内阁中，首辅看似位高权重，却往往是风暴眼中的那个人。争夺首辅之位，就成为明朝内阁中不停息的波涛。次辅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感受到次辅的威胁，也会驱逐次辅。这种明争暗斗常常都需要将皇帝牵扯进来。此种争斗的背后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和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充满血腥，无人能幸免。

《张居正大传》中曾这样记述-----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严嵩）杀夏公谨（夏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罢。”徐阶说这话时，严嵩已经完全没落了，严世藩问斩，严嵩抄家。政局都捏在徐阶的手中。但是徐阶的背后，还有阁员袁炜，后来又补了严讷、李春芳。袁炜和严讷先后病重，到了嘉靖四十五年，徐阶又引进了阁员郭朴和高拱。而导致徐阶致仕的，正是高拱。到了明万历初年，正是逐了高拱后，张居正才能完全施展开拳脚来。从《张居正大传》中可以看到，张居正看到了前车之辙并且用心颇多。这一点，从徐阶和高拱的结局上就能看得出来。明内阁首辅的终局，似乎从张居正之后，阁臣之间的血腥味少了许多。

基于《张居正大传》前面七章的不安与躁动，朱东润在后面七章表现出来的张居正才有了更加明显的形象。也会让读者在每一次进入张居正的奏章、书牍时，深入体会“办事之难”这种境况。读者将张居正生前的所作所为与他的身后变故一一进行比对，就会发现那不过是张居正生前极力避免的事情又重演了一遍。

在浏览明内阁种种政争时，君权与相权，内廷与外廷，命官与言官，政见与意气，边事与内政，往事与今事，荣耀与构陷都不会单独存在，而是交织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在一种不明确和不思进取的制度面前，最优的办法常常跪在遥远的祖宗之法和习惯成例裙角下。如果再结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所阐述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句话。我们在《张居正大传》一书中可以得到的教训，就是这些“大事的症结”所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文学化表现出来的历史，在《张居正大传》中会变得更实在一些。

整部《张居正大传》读下来，我们会注意到朱东润对传主的称谓都是用“居正”二字。这个看似有些亲切的叫法，有些像老朋友之间。张居正病故于1582年，明朝亡于1644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十年间的皓首穷思、汲汲营营，在他死后不到几年的时间里，一一荒废。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破坏远远比建设省力许多。当然，历史中的当事人从来不会标榜自己更擅长破坏。

张居正的全部努力，能做到的结果不过是拖慢了溃败的时间而已。也正是这部《张居正大传》中，在占据整部书五分之二的文言文中，我们可以见识到类似张居正这样的帝国精英们，是如何在“君”与“民”的相互依存、缠斗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并留下自己毁誉参半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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