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和下西洋到洋务运动，明清停滞的500年——吴晓波《历代经济变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6‖从“明清停滞”到“洋务运动”

“明清停滞”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中国会掉进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陷阱；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自信的主动决策；中国人在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么发生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上变革的快车道，其过程痛苦被动，耗尽一代精英的心血。探讨晚晴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国运的原因。对期间发生的两次“国进民退”事件进行解剖分析，汲取教训。

-1-  什么是“明清停滞”？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研究证明，从1300年到1800年，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而这五百年间，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接着是地理大发现，然后爆发了工业革命，出现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

-2- 为什么会出现“明清停滞”？

首要原因是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

第一，是对制度创新的畏惧。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之后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紧接着是蒙古人铁血统治九十八年，以至于明朝建立的时候，汉族统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已经不敢再进行扩张，一心只图稳定。

    由此，在明清两代，四大基本制度出现恶质化的态势。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地方割据势力，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彻底打破皇权与相权，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变成皇室的奴隶，皇权倾轧相权始于此。在思想控制上，程朱理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从文本角度限制思想自由，全民思想统一到“四书五经”上。在社会精英控制上，强化和神圣科举制，天下文人渐成“精神上的奴隶”。宏观经济上，强力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对内搞男耕女织，在工商业领域搞特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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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清封建王朝认为，一个亿的内需市场已经足够，对外不再需求领土扩张，也不需要外来人口。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国土与世界隔离起来，将大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练习降低到最低程度。铁桶阵和散沙术是明清统治者的两大法宝。

铁桶阵，就是对外闭关锁国。北修长城，南禁海运，与世隔离。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铁桶阵打造的很完美，自己在里面陶醉，外面的人也对铁桶内的情境无所知晓。

散沙术，就是对内男耕女织。在中国的经济史上，宋代的水稻和明代的棉花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古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一年可两熟甚至三熟，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还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水稻革命”，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人口急剧增长，宋代就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朱元璋则发动了一场“棉花革命”，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此大增，棉纺织业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这两场革命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治理理念乃至国民性都造成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响。这就使得经济力量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业分散于数量更多的村庄，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加上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为前提的“超稳定结构”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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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清停滞”是如何被打破的？

清朝，治国者由满替汉，老百姓留起了辫子，可是治理逻辑一以贯之，政治上愈来愈趋专制保守，经济上愈来愈趋官商专营，对外铁桶阵，对内散沙化，社会进步全然丧失动力。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得出一个结论：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这一超稳定状态在19世纪初被枪炮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内忧。

外患，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学者把这场战争看成侵略战争，是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马克思认为“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内忧，是更大的伤害。1800年开始的白莲教运动，1851年的天平天国运动。

在内外交困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边缘。

-4-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

最高当局在意识形态上作茧自缚。如，在修建铁路上，很多大臣认为铁路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很多有见识的大臣，如，曾国藩等也反对修建铁路，认为修建铁路将加快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那么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结构将被打破，社会就会动荡，政权就不会稳定，在他们思想中，稳定永远被置于发展之上。

在国营与民营的取舍上。洋务派的唯一目标是强兵富国，因此在李鸿章等人看来，政府若从事商业，必须我有经营的主导权，并成为最大受益者。引进民营资本，是资源缺乏情况下的权宜之计。1883年，郑观应等人乘上海金融危机，房价大跌之际，挪用巨款炒房，李鸿章则乘机将将这些买办、民营资本净身出局。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这是又一次“国进民退”事件。

洋务运动在实务层面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全面重构了中国的产业格局，打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化基础，洋务派修建了铁路，架设了全国性的电报网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和船舶制造体，创办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勘探及开发全国矿产，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公司章程，催生了第一部《公司律》。但是，洋务运动的先天性缺陷使它无法让中国真正地告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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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建设的角度提出它的四条缺陷。一是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洋务运动是由地方任职的汉族官员自发、缺乏组织性的各自展开，无法从体制设计的高度完成制度性的顶层设计。二是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三是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有利于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中央政府和基层民众都未获益，而李鸿章、盛宣怀家族却因此富甲一时，成了权贵贪腐的典型。四是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5-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对比

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在教育制度上，成立文部省，奠定了近代学制；进行大胆的宪政改革，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在经济改革上，设立工部省，进行了坚决的民营化。甲午海战后，日本获得的赔款和战利品，合银3.4亿两，被大量用于修筑铁路，发展航运业、造船业和机械制造业，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同时，日本趁机进行币制改革，建立起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的金本位制。中日国力差距从此越拉越大。

-6- 作者观点摘录

1.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闭关锁国以及社会组织的散沙化有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政治制度若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任何新的技术进步都可能异化为提高“自转”能力的手段。

2.当今之中国，实行闭关锁国及社会散沙化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在产业经济层面，中国尚处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交融之际，内需市场——包括城市化运动和民众消费——越来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业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急剧下降。在未来的20年内，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明普及，中国对国际性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正与全球科技革命进行着一场不确定性的、危险的赛跑。

3.观察这一时期（明清）的中西历史，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4.废除科举制一方面让中国的精英阶层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集权者失去了对全民思想及精英阶层的控制。科举制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7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将潜在的不满及反对力量纳入统治体系之内。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