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摄人间：清明时节忆亲人，父亲的老照片
又是一年清明时。为了找回思念，我拿出当时整理父亲遗物时从墙上的老相框和抽屉里的文件夹里找到的几张父亲的老照片，望着那几张早已泛黄的老照片，我总觉得应该再为父亲做点什么。思来想去，或许，所有的故事就从这几张老照片开始说起吧！
01
援疆还是退伍？无奈抉择
第一张是1962年在周总理的故乡淮安照（拍）的。父亲当时身穿棉军大衣，身后是一排部队营房。
1938年农历十月初二，父亲出生在老家虾溪街，当时属陈湖区水圩公社。家境贫寒，祖父靠种几亩烟叶养家糊口。父亲是老大，后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只读了半年私塾就没上了，为了生计，十三、四岁的父亲随祖父出门打青草，到东边的万亩圩、普济圩，通藕菜、摘菱角，有时还能捕到一些鱼虾。
1960年春天，街上开始征兵。父亲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很想去，但家里又走不开，因为叔叔、姑姑都还小，他是主要劳动力。最终，祖父还是放手了：“都窝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出去闯个生路吧。”那年过完春节，父亲就穿上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在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中，坐上从周潭开来的车子入伍了。
据父亲说，他服役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时任军长是李德生，部别为六四二二部队，父亲分在高炮团通讯连。部队驻扎在周总理的故乡江苏淮安淮阴，曾受到过周总理的亲切接见。父亲说，他在部队养过猪、放过牛、挖过河、扛过电线杆、架过电线、驮过通讯箱、拿过枪、扛过炮……还学会了目测、旗语等。由于认得一些字，第一年就是担任代班长，第二年入党。
当时的兵役制是五年，通讯落后，写封信也要两个月才能收到。1962年，家乡发了一次大水，稻田、烟叶全淹了，只剩下老屋。父亲在外万分焦急，寄回了身上仅有的12元钱。1963年，父亲休假回来和母亲结婚，身着军装，高大帅气，和母亲走在街上，引来了许多羡慕的眼光。1964年农历九月廿二，我出生在虾溪老屋。不久，祖父和二叔就带着全家，进驻了一个叫“老排墩子”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老排村。
在部队期间，父亲吃苦耐劳，样样都会，深得连指导员方大奎（音）的赏识。方指导员是桐城人，在外算是老乡，高中文化，经常在沙地里教父亲写字，父亲因此练就了一笔行楷，还学习了很多文化知识，为后来当农村干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调父亲当他的通讯员，还介绍入党，后来又让父亲下连队当班长。1965年初，他递给父亲一张表，是去新疆建设兵团的。“去，填好志愿；不去，准备退伍。”父亲打电报请示家里，祖母极力反对，不同意父亲去援疆。家有妻儿，父母年高，父亲无奈选择了后者，愧对方指导员的培养。
02
回乡为民办实事，不辱使命
第二张是贴在退伍证上的照片，身着士官军装，年轻威武，结束了他五年的军旅生涯，重新选择人生。
1966年文革伊始，农村也掀起了风暴，急需培养一批干部。时任陈湖区花园公社党委书记的章志方是父亲当年的私塾老师，听说父亲退伍回乡，立马派人来找父亲，去河漕大队任党支部书记。河漕村小，后并入桥头大队（凌家花园）。
1967年，父亲调到小树大队任革委会主任（大队长）。村支书章铁飞也是东乡河里涧人，想要父亲做他的帮手。有一天，他俩来到第二生产队队长周亚文的家里开会，布置挖河修水利的任务，但受到阻挠，执行不下去。最后，周队长说：“你要是能喝得过我、打得过我，我就听你的。”面对挑战，父亲心里没底，但嘴上却说：“真的？”当时，白酒、红糖都很紧张，他家只有一瓶酒，章书记回家拿来一瓶，当下摆开阵势，每人一瓶，空口喝下。父亲有些吃不消，周队长也有些晃动，难分胜负。
再比也没酒了，周队长说：“比打！”父亲说：“常言打不过东乡（武术之乡），我们来摔跤，照不照（行不行）？”周队长想了想，说“照（行）”。两人面对面，双手抓着对方双肩，在屋前转了好几圈，然后又重新站稳马步。周队长发力，左砍右绊、前推后转；父亲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球鞋也陷入了泥土。周队长见状，放手连说“服输，服输！”难题迎刃而解，周队长因此还成了父亲的终生好友。
1970年，在祖母的央求下，父亲回到家乡老排大队工作，任大队长、副书记。当时老排是刚开荒出来的，芦柴壁子纸糊窗，一捆稻草就是床，一家十几口住在一个大长棚里，十分艰苦，却其乐融融。父亲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兴修万亩圩。新年过后，乍暖还寒，父亲带着十个生产队的社员，步行上堤，埋锅造饭，一干就是20多天。当年没有任何设备，连靴子都很少。用铁锹挖土、泥篼挑泥，光脚踩在棱角上，肩膀拉破了、脚板戳通（穿孔）了……父亲总是走在最前面，鼓励大家为丰收而战。这次，老排大队受到全公社通报表扬。
03
呵护家人、培养子女，倾尽所有
第三张是在南京为祖父治病时的合影。左边是祖父，右边是父亲。
这一张是在家门前的小河旁，那时候的父亲才六十多岁，头发基本都白了。
还有两张是2012年和2014年的照片，一张在老屋门前，头发已白，脚穿胶靴；一张怀抱大曾孙（我的大孙子），当时已生病卧床。
可惜我家没有全家福。三个弟弟都在外工作，其中两个是外派海员，归期不定，无法实现全家合影的愿望。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家人的呵护、对子女的培养。1965年，他答应祖母的要求，放弃前途，回到家人身边，挑起家庭重担。之后，把我们兄妹五人（本是六人，小妹四岁夭折）养大读书，实属不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都难以维持，哪有钱念书？我到十岁仍然在家看鸡挣工分。家边上的泥土路上，有一帮小孩背着书包走来走去，我看着十分心酸。记得有一次，有个女孩的靴子陷进泥巴里，前面的人走远了，我帮她把靴子拔起来，她绝望无助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第二天，她带人到我看鸡的棚里，邀我去念书，她是学校老师的女儿王晨阳。所谓学校，就是一个教学点。王老师特准我在后排呆了一个上午，可回家却遭到队长的一顿大骂“鸡没看好”。之后，我再也不敢去学校了，这几个学生就在路上教我写字。
1973年新学期开始，教学点王前进老师来找父亲，劝说让我念书。父亲十分为难：生产队看鸡给三分工，还可以割牛草、做家务，去上学这些都没有了。王老师扫了一眼墙壁和大门，都是我用木炭写的歪歪扭扭的字。他指给父亲看：“你看，不念书太可惜了！”在王老师的再三动员下，父亲和当年祖父一样，下决心把我交给了老师。妈妈缝了个书包，二叔、小叔买了铅笔和本子。我现在能把这些写出来，都感恩于当时父亲的决定。妹妹只读到二年级，二弟于1988年考入中国远洋公司（上海），三弟于1991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芜湖），小弟于1993年考入合肥轻工业学院（合肥）。在那个年代的小村庄里，一家子女走出那么多，引起了一阵轰动。
1976年，祖父患了食道癌，他知道家里无力医治，决意等死。父亲则到处借钱，带祖父到华东最好的肿瘤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治疗。一个月花尽了所有家财，终因为时已晚，医治无效，于次年秋天去世。2003年，病残10多年的二叔去世，身为兄长的父亲少不了“当家作主”。之后，祖母双目失明，父亲更是忙前忙后照顾生活。2004年，小叔在浙江岱山打工出了工伤，父亲向村里乡亲借钱，挽回了小叔的生命。2008年，母亲做子宫下垂上挂手术，父亲陪伴了一个月，减轻了我们这些子女的负担。
父亲一生受打击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小妹素云的夭折，当时我刚上学，在麦收季节，妈妈要带好几个孩子，一时不慎，四岁的妹妹在门前的小河里滑下了水。半下午后，隔壁许小爹把她捞上来，放在对面田埂上，身下垫了一块小木板，我永远记得：小妹煞白的小脸，双眼紧闭、嘴唇微翘。父亲抱起妹妹，“滚断”了田埂……小妹从小体弱多病，风里雨里，白天背着打针、晚上哄着吃药，如今却离他而去。父亲三天没起床，还是在村支书章志成的劝说下，才慢慢走出伤痛。
二是我在1981年辍学为写作离家出走。那年深秋，他四处寻找，找到安庆小轮码头，足足在江边守候了两天两夜，奶奶和妈妈也站在草屋头上呼喊。应该是心灵感应，在第六天早上，我回来了，全家人抱头痛哭。之后，父亲借钱专门为我做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瓦屋，在门前东边拐上（角落），供我读书、写稿，还答应了我的要求，为我订购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函授教材。
04
晚年突遭厄运，饱受折磨
1984年，父亲光荣让贤，结束了长达18年的农村工作，在家辅儿带孙。
长孙桃茂（我的大儿子）深得宠爱，出门赴宴或在家请客，都是背在肩上、抱在怀里。在我代课之前，早上送上学、晚上陪作业，并时刻鼓励，寄予厚望。当然，桃茂也没有让父亲失望，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目前在福州日报社上班。
2012年4月25日，父亲出了车祸，被人家的摩托车撞了，头部受到很大伤害。2014年2月27日，父亲突发脑梗，渐渐卧床不起，经历了晚年痛苦不堪的岁月。
2018年2月6日，在父亲烧屋去灵那天，我写了一首自由诗，以寄哀思。
父亲走了
生我养我的父亲，
走了。
今后再无人，
端着小碗，陪我学步蹒跚。
送我上学的父亲，
走了。
今后再无人，
为我背书包、打雨伞。
支持我、鼓励我的父亲，
走了。
今后再无人，
每次出门，挑着行李，送我到遥远的车站。
谆谆教诲我的父亲，
走了。
今后再无人，
每遇大事，为我决策判断。
久病在床的父亲，
走了。
带走了病魔和痛苦，
留下了幸福和平安。
时隔多日，
我为何还在床前久久回看？
如果有轮回，
来生还做父子，
是儿最大的期盼！
往事如烟。父亲的老照片里，写满了他的人生。从打青草的少年到成熟的军人，从优秀的干部到慈爱的父亲、祖父，样样值得儿孙学习，事事值得儿孙缅怀。父亲的故事，始终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道路上奋进前行！
时至今日，父亲去世两年多了，愿父亲在天堂安好！（作者：周鹏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