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骑行 No.2：SARS十五年祭
文 | 霁溪
线路：301医院 -> 302医院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 北京协和医院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用时：约六小时
同行伙伴：表哥H，同样学习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主题：十五年前的春天，随着SARS疫情不断推进，政府的应对模式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紧抓医院，到寄希望于特效药，最后到公共卫生专家介入，我们在抗击SARS疫情的路上走了太多弯路。十五年来，疾病防控体系逐渐发展，因而天下太平；但是我们不应当就此忘记曾经的教训。这是我出行的初衷。
路线设计
SARS爆发的那个春天，我大概两岁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印象深刻：那天我的水彩笔用没水了，因此一根筋地吵闹着要去买水彩笔。家里人说我不懂事、说外面危险，但是最后应当是没有说服我。奶奶陪我去超市，超市里几乎空无一人。奶奶抓了一盒水彩笔就拉着我往外跑，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她那样着急地跑是因为偷了水彩笔怕被店员抓到。
前段时间和老师聊天，她在SARS的时候还在念初中。她说，有一个邻居发烧了之后被抓到了小汤山，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在小汤山去世了，总之再也没有了这个人的消息。
妈妈跟我讲，她的同事在非典时期发了三天烧，最后好了。幸好同事躲了起来——如果被抓起来送到小汤山的话，可能也性命不保。
以上就是我在开始这次旅行之前对于SARS的全部认识，可总结为以下几个关键点：有去无回的小汤山、发烧要躲起来、大街上跑着瘟神。SARS就像迷雾一样的黑色恐怖，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说这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究竟危险在哪里。所有人都避而不谈——有人说这是因为这是高层领导人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也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大家被裹挟在这场来去匆匆的瘟疫中，不明白其始终，浑浑噩噩地就过去了。
我很讨厌这种感觉。
于是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搜集了所有我能找到的SARS相关资讯：搜狐网的「非典十年祭」、卫生部在2003年的每日疫情报告、南方人物做的SARS患者专访，还有散落各处的访谈实录。最打动我的一篇文章是专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的报道。文中，曾光这样讲到：
最初，政府更愿意相信临床治疗，后来又求助于被冠以高科技之名的疫苗、特效药。等到公共卫生专家发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三波了。
因为SARS是病毒引起的肺炎，而直到现在都没有研发出相对应的特效药，所以治疗SARS的唯一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延长患者的寿命。如果患者能够抵抗住病毒在前两周的攻击，那么患者的免疫系统就可以成功地消灭掉身体中的SARS病毒，从而痊愈、并获得对此种病毒的免疫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卫生部还有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尽可能地减少病毒的传播，从而减少新增病例。因为病毒需要宿主才能够繁殖，所以如果不再有新的宿主了，病毒也就不再「存活」了。
曾光提到，只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可以控制疫情。但是因为高层领导者在初期对于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之不重视，导致疫情在四月中旬达到井喷式爆发；仅仅在北京，每天就有一百余例新确诊的SARS患者。待到四月下旬公共卫生专家介入后，逐步封锁几家感染重灾区医院、规范化患者转院操作规范、卫生部开始在网络上通报每日疫情、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建立，才逐渐稳定下感染情况。
所谓「失误」，这或许是其中之一吧。
2003年3月1日凌晨，因一位山西患者转入301医院，SARS病毒正式进入北京。2003年4月8日，卫生部将SARS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适用范围。2003年4月13日，防治SARS指挥部成立，公共卫生介入高层决策。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开始每日疫情通报，疾病进入井喷式发展。2003年4月29日，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投入使用。2003年6月20日，最后18名康复的SARS患者撤离小汤山医院。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是SARS疫区。
我设计了这样一条线路：选取在SARS防治历程中几个有代表性的医院，再加上药物研究所、疾病控制中心，以自己的路线反应卫生部防治SARS的工作重心变化。为了纪念十五年前京城的「腥风血雨」，也为了亲身感受这次「失误」的成因及过程。
公共卫生的「失误」
骑行的起点在301医院，这是SARS病毒进入北京的第一站。那位来自山西的于姓患者曾去广州经商，回家后即开始高烧、咳嗽，在当地经过多日的抗生素治疗都未见好转。转入301医院后，由佘丹阳医生接诊；经过呼吸科主任刘又宁医生的会诊后，为其作出SARS的诊断。
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自春节开始，医学界已经听说了一种昵称为「广州肺炎」的病，它发病急、传染率高，并尚且没有针对性药物。然而，因为正值两会前夕，媒体都很忌讳讨论这个令人恐慌的疫情。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病毒不会在两会的时候传入北京，因此，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之下，作出SARS的诊断并向上级如实报告就成为了一个相当有压力的事情。在当时，相关部门习惯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总是寄希望于病毒自己悄无声息地消失。而301医院能够实事求是地拉响警报，在京城的SARS防疫工作中是很意义重大的。
在301医院故事中，还有两个小细节值得注意。第一是在佘医生为于姓患者作出SARS诊断之后，患者的母亲哭着表示自己也开始发烧了。医生越过了一些管理条例，破例给患者母亲也提供了病房的床位，并且保证患者和母亲不与其他住院病人接触。有一篇报道中提到，「这是当时医院能够提供最大的支持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301医院还没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条件，而两位患者的经济能力也不能够保证她们能够住到双人间病房。医院的此次破例，实际上是处于医生想要保证疫情不扩散的直觉。然而，这其实并不是医生的义务。第二是从接诊第一例SARS患者开始，301医院就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因而医院的呼吸科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SARS。并且，刘又宁医生向院领导建议一次「违规操作」，将医院中感染了SARS的职工留在医院隔离治疗而非转往指定医院，保证职工们能够得到最及时、最完备的治疗。几位出现严重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职工都得到了及时治疗，并且痊愈。从这两个「越界」的小细节其实可以看出，301医院在公共卫生专家介入高层决策之前，就以医生的直觉尽可能地延缓SARS在北京的传播，并保证有尽可能多的健康的医护人员出现在工作前线。对于301医院来说，这是相当优秀的决策；然而，并非所有的医院领导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直觉与魄力。这也就导致了在疫情初期管理混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人因交叉感染而患上SARS。
不过，因301医院的隔离条件不是很好，医院决定将于患者和母亲转移至拥有专业感染科病房的302医院。在我们访问医院的时候，能够看到它的急诊楼依旧看上去比较旧，且建筑材料看上去有点像棚户屋、板房那样的建筑材质。不过门诊楼、外科楼、内科楼看上去都已经很现代化了。
301医院门诊楼
走近302医院，就能够感觉到它对于传染病的重视程度。在门诊楼外有一个大楼专门进行肝病、艾滋病的治疗与研究；入口处的路牌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感染科门诊」标识（在301医院没有发现这个专门的标志，不过可能是因为被我忽略了）；医院的墙报上几乎都是对于传染性肝病的研究、治疗、病房的报道。302医院应当是从建立初期就被定位为全军肝病诊治基地，因此可以推测，在SARS爆发的时候，302医院的「隔离条件更好」指的可能就是它在军队医院中的传染性疾病诊治地位。
在搜狐网的一篇对于302医院SARS病房护士长王岩护士的报道中，能够读到王护士对于SARS病房的消毒与隔离的设计。她对于病房的管理是这样的：
我在清洁区和半污染区之间又设立了缓冲区，缓冲区里面穿上工作服戴上帽子，戴上手套等等。在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之间的缓冲区要求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隔离衣，进到污染区里面。
我把我每个病房靠近内走廊的门关死了，而且用密封条封住了，下面的门缝都用沾有消毒液的毛巾堵住了，这样防止病房里面的空气进到医生办公室和护士办公室来。每个病房的门口都放了一个小桶，里面放的是消毒液，用来给医生护士进入病房的时候消毒手。每个治疗车上也有一瓶消毒液，用于每个护士给病人做治疗护理之前消毒手和手套的。
不能将缓冲区的两个门同时打开，因为这样会造成空气对流。尤其不能让污染区的空气对流到半污染区、清洁区。
即使302医院在SARS到来之前主要是处理慢行传染病，但是其医护人员还是在最短时间内布置了能够处理烈性传染病的管理措施和设备。这些措施对于保护医护人员、其他住院患者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医院在没有负压病房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了。
302医院入口处的指示牌
302医院的墙报，可见现在已配备负压病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SARS时期可谓是受灾惨烈。作为北京市中心的总面积最小的三甲医院，它的患者密度是所有医院中最高的。即使在今天，人民医院的建筑与协和医院、301医院相比，仍然显得有些破旧。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十五年前，在没有专门的感染门诊、仅有几间呼吸科病房、患者密度极大、医护人员数量不够支撑的情况下，抵抗SARS病毒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中感受一下人民医院在SARS风暴面前的脆弱：从2003年4月7日确诊第一例SARS患者，到4月24日清晨全院正式被武警封锁，一共18天的时间内，医院共接诊8363名发烧患者，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有93名，其中急诊科62人中共有24人被感染，且有两人殉职，分别是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医生、急诊科护士王晶。
这是什么概念呢？之前提到过的301医院，因及时做好了隔离措施，所以全体呼吸科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302医院，因为其医护人员制定的严格消毒要求，也只有十余医护人员感染。同样地，在301、302医院就医的患者发生交叉感染的情况也较少。相比较下，人民医院的受灾情况简直是「惨烈」。
究其原因，大概能够总结为以下三条：
其一，人民医院的隔离和防护条件跟不上前来就诊的患者人数。首先，人民医院几乎没有真正的SARS病房。4月7日确诊第一例SARS患者的时候，医院希望她能够转院，然而没有医院敢去接受这位病人。因此，医院只能将这位SARS患者安置于急诊留观室，在两天之后开始着手建立SARS病房，并在4月10日建好。这个临时病房是由一个废弃的洗衣房改造的，有7个床位，医生都是由各科室抽调过去的。然而，这位患者在急诊抢救室、急诊留观室的三天里，有十余位医护人员、同病房的患者因而感染SARS。其次，待到前来就诊的SARS患者日益增多之后，这些临时的SARS病房也不够用了，因此SARS患者都被安置在了急诊留观室。在这个仅有二百平米的空间内，曾经在最多的时候容纳了六十位患者，而且医生办公室、护士站都挤在其中。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空间没有窗户，仅能够通过天窗换气，因而也被称为「天井病房」。即使留观的病人原本并没有得SARS，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常常也就被感染了。再者，人民医院急诊科为了方便就医，将其空间结构设计为四通八达的模式，抢救室、留观室等污染区可以无障碍地通达放射科、检验科、门诊大药房，因此病毒可以畅通无阻地感染更多的潜在患者。
其二，因上级对群众隐瞒疫情，导致看护病人的家属没有做好自卫工作。卫生部对医院领导下达的指示是「北京已有了SARS，但不许宣传」。政府和医院瞒报疫情；即使是到4月21日卫生部开始公布每日疫情报告之后，医院还是会上报一个比真实情况要少的数字。等到有人来检查的时候，医院只能将上报数字之外的病人装入救护车，拉出去避风。因此，民众就以为疫情不是很严重，甚至很多人都不清楚SARS是如何传播的。在人民医院的急诊留观病房中，能够看见很多没有戴口罩、手套的患者家属。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因而感染了SARS，而他们每天从家里来去医院，路上也感染了一些潜在患者。
其三，人民医院并没有最先进的诊治设施。当时的人民医院做不了血液中的SARS抗体检验，而单凭胸片和血相不能够确诊SARS。因此，只能靠SARS接触史来诊断确诊、疑似病例。但是很多患者初诊的时候，因为害怕医院拒收，都会隐瞒自己的接触史。
综合以上三点原因，人民医院的急诊留观病房已经被人称为「疫源地」，为北京输入的新增SARS病例数多于其治愈的原有SARS病人数。
人民医院并不想强撑。4月17日，急诊留观病房被关闭，所有病人被强制要求转院。然而，发烧门诊依然在继续接收患者。医院连续向上级要求停诊，无果。直到4月22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曾光来医院考察、认为医院有必要关闭之后，人民医院才在4月23日被全面封锁。因为曾光此时已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介入高层决策，所以上级对于他的命令，相应得也比较及时。
急诊楼外的丁秀兰像
在三月份，上级还曾寄希望于特效药的研发。理论上来说，我们的确有可能研制出针对于SARS病毒的特效药。然而，新药品的研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药品研发的周期都是非常漫长的。研发者需要经过多轮的动物实验、人体试验，既能够保证药效，又能够保证安全性。在当时时间紧迫，根本不可能研发特效药。因此，到了6月底、北京彻底挥别了SARS的时候，特效药、疫苗还是没有被研发出来。（到了今天也是这样。）
此处可插一句题外话：我们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之前，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非常高级的实验室。然而，真正到了那里之后，发现建筑物其实相当破旧；前院还堆了几块砖头、一麻袋水泥。不知道是不是即将拆迁搬家？
药物研究所的窗口
旅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简称CDC。很巧，它和药物研究所就隔了一条马路。
CDC在2003年四月份之前落寞到了什么地步呢？有一个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在SARS之前还不知道CDC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才发现，它还是很值得重视的。这个例子的真伪很难判断，但是我们能够从其流传的广度看出，当时CDC的确不被高层人士重视。
由曾光带领的CDC所做的一些重要决策包括以下几条：公开疫情，并向民众公布每日疫情报告；封锁人民医院在内的被严重感染的医院；建立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将患者集中至郊区；出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
至此，SARS风暴袭击人类的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新增病例越来越少，医护人员有时间和能力应对现有的患者，康复的患者越来越多。终于，患病的人数逐渐减到零，医护人员和康复人员离开了小汤山，这场灾难终于过去了。就像游戏「瘟疫公司」中说的那样——SARS病毒被人类打败了。
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也逐渐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支持方式有以下四条：资金支持，CDC不再需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而是由上级拨款；硬件支持，政府出资翻修了各省市的CDC办公大楼，并为医院配备了负压病房、负压救护车；系统支持，建立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法律支持，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
但是，很多漏洞依然存在。政府对于的公共卫生科研投入在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因此现在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在此次旅行中想到一些脑洞问题：如果建设专门的流行病、传染病医院，那当疾病不流行的时候，这些医院闲置着做什么呢？如果基层医院没有特别优秀的软硬件配置，自然大家患病后希望去三甲医院，因而造成三甲医院爆满、崩溃，这些该怎么办呢？还有一问，大概是悬在所有现代人头上的大刀：像公共卫生、感染科这样不赚钱的学科，收支平衡问题怎么解决呢？
等我读完大一的工院基础课，一定要在Hopkins优秀的公共卫生学院里选几门课。
题外话：医学？学医？
骑车经过协和医学院的小铁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身上激荡过一股热流。我激动得想要疯狂地摇车铃。停车后，我对着H，几乎是用了全力才抑制住自己不去讲出这一句很蠢的话：所以我们先从哪里开始「玩」？
我当然知道SARS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但是，当我路过这样一座中国最优秀的医院、最优秀的医学院的时候，我无法抑制住自己脸上荡漾的笑容。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初三的小女生，在北大口腔医院楼上楼下地探秘。这么多科室，这么多病例，这么多真正的医护人员——这是多么巨大宝藏啊。
一路上，我都在和H感叹自己当初为何决定出国。面对美国所有的医学院每年不到一百人的国际生录取人数、天价的学费，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考上医学院、顺利毕业、进入一个不错的住院医项目、最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若是留在国内，肯定能够被医学院录取，而国内医学院的学费也完全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以，这像是一个玩笑：早早地决定了要出国念大学，却太晚意识到自己「可能」想要成为一名医生。
为什么说「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何想要学医。在我现在的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中，一半的同学毕业后会申请医学院，另一半同学会进入工业领域或是继续读博。我不知道自己是更喜欢临床治疗，还是更喜欢器械研发。两件事情都能让我激动，而两者所涉及的品质——胆大心细、注重安全、创新精神——好像也都类似。
但是，这次在协和医院的老楼花园中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带着花帽，坐在轮椅上。她的父母推着轮椅，三个人看上去轻松愉悦。女孩子忽然伸出手，娇嗔地讲，「我跟你说不是那样的」，声音清脆可人。那一个瞬间我心里好像动了一下。可能某种意义上讲，医生这个职业更多的是和人打交道——陪伴一个个真实患者，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病，让他们在生命的路上走得更长，未来还能够轻松愉悦地说笑。这是做医生与研发医疗器械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实际上很破但是我看到之后激动万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