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疏离中寻找归属的海岸——古尔纳的文学世界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1年10月7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萨克·古尔纳 授奖词为：“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1948-）
我想，绝大部分人收到这则消息之后，内心里是疑问的，古尔纳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句实在话，笔者在看到作家古尔纳获奖之后，内心也是疑惑的。但是在拜读了古尔纳先生的部分作品后，我心里终于有了答案。
提起非洲，人们总是会想起野性、自然、贫穷和暴力这些字眼。热带草原上猎豹狮子斑马之间的生死竞逐，破烂城市中各种暴力野蛮组织的不休争斗，闭塞乡村里部落村民坚守着的落后生活……这些刻板印象让非洲成为了落后文明的代名词，以至于根本没有人能把这片土地与高雅的文学挂钩在一起。然而非洲也存在着一片璀璨的净土，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这里生养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
古尔纳出生的桑给巴尔岛，位于非洲大陆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历史上，各方势力在这片美丽的小岛上粉墨登场，阿拉伯人曾经占领过该岛。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伊斯兰文化色彩。本土也曾建立起斯瓦希里文明，为这片土地打下了非洲的民族烙印。到了近代，英国殖民的旗帜也插到了这片土地上，随之而来的，也有工业蒸汽机呼出的西方文化……可以说桑给巴尔岛不仅是欧亚商品的中转站，也是欧亚文化的交汇口，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古尔纳，在写作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各种文化的影响。
古尔纳的出生地桑给巴尔岛
在古尔纳出生时，桑给巴尔岛尚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古尔纳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而到了古尔纳青年的时候，英国人就在轰轰烈烈的亚非拉民族解放浪潮中灰溜溜离开这片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殖民者被赶跑了，我们苦难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么然后呢？”这样的拷问萦绕在每一个桑给巴尔人的脑海里，也给古尔纳最初的文学思考：“我们，到底走向哪里呢？”
当坦桑尼亚人民以饱满的姿态迎接自己的新生活时，他们却惊讶地发现：什么也逃脱不了。虽然大英帝国耀武扬威的炮舰永远不会出现在海岸线上了，但我们依然说着英语，喝着红茶，受着英语文化的滋养，我们却无能为力。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呢？非洲的人民无奈地回头，看见部落里未曾开化还保持着野蛮生活方式的同胞，却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没有任何想法。“那，我们是谁？”非洲的有识之士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年轻的古尔纳。
即使踏上了异土，感受着异国语言的滋养，在每个人的心里依然氤氲着民族文化的感召，然而他们在生活乃至生存面对的，依然是西方的那一套思想那一套文化。我们到底属于谁？托马斯·桑卡拉用坚定不移的精神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伟大的政治实践，而古尔纳，在一次次落笔生花中探寻着他的所理解的答案。
这本书收录了古尔纳极少数被翻译的小说《博西》
在古尔纳看来，探寻的最后，终究还是虚无，一切都是破碎的疏离。身份的追寻无果后深深的无力感，在古尔纳的作品里多有体现。比如在《囚笼》里，哈米德永远越不过那条充满虫豸的沼泽。他惧怕黑暗，因为黑暗中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哈米德又摆脱不了黑暗，只能在囚笼里徘徊，而曼赛的出现，让他终于在自己与黑暗之间，有了过渡的渠道，姑娘茹基娅的出现激发了他的欲望的本能，她的出现促使他去质疑曼塞，这是与黑暗的一场博弈。因为他潜意识希望抗衡黑暗；他尝试去直面黑暗，因为他在博弈中意识到跨过黑暗的可能性。茹基娅第一次见面后走进夜色，他却看到了光，可姑娘终究是一头扎进黑暗，棋子掉落到黑暗中。一切都归于虚无。
这让笔者不禁想起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同样是无力与空虚，同样是绝望。但不同的是，古尔纳小说里只是一种身份认知上的无力与空虚，古尔纳小说里的悲剧尝尝与殖民主义相联系。而《金阁寺》里的无助，是一种幻灭后的无力感，带有古典式的悲剧美感。二者在艺术上的表达是截然不同的。
古尔纳是移民到英国的作家，作为移民，他的小说里探讨了很多移民问题，身份与文化的认同贯穿了古尔纳对于移民问题的思考。作为移民，何处才是我家？何处才是我真正归属的地方？古尔纳的小说《海边》（应该被译作《海岸》更为合适）着重思考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海岸位于内陆和海洋之间，不属于内陆，也不属于海洋。难民也好，移民也好，他们都是属于海洋与大陆之间夹缝生存的海岸，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方，但又对哪一方都保持着相当的戒备甚至说敌意。小说里，萨利赫作为一名来自桑给巴尔的老穆斯林，平时高傲不可一世，但为了自身的安全，却只能以自己仇敌的民义伪造签证，向英国政府寻求庇护。来到英国后，萨利赫努力回忆曾经的一切，而同是移民的拉提夫，却在极力忘却曾经的所有。古尔纳无意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二人的行为，两人的只是移民形象的缩影，作为移民甚至说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怎么面对自身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古尔纳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两名叙述者的选择消解了小说情节的路径和方向，也消解了叙述者的权威和自我认知。这就留给了读者自行思考的空间。
叔本华曾经在《副业与补遗》中讲过一个经典的哲学理论：豪猪两难说。意思是在非洲生存着一种豪猪，在寒冷的日子里，豪猪为了取暖而不得不相互依偎。当豪猪想要互相靠近互相取暖的时候身上的刺却又会不情愿地刺到对方。放到人类世界，也就说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着隔阂，人永远不能理解他人甚至自己。不谈这个理论正确与否，我们可以以将这个理论代入到不同文化民族之间，会发现确实有这样的道理。不同的文化永远不可能相互理解，不同民族之间永远不存在真正的包容。古尔纳的小说，正是想表达这一点。这种疏离的感觉。
有人把古尔纳小说主题归结为对殖民主义的思考，这确实提供了一种思路，在原殖民地出生并受到过宗主国影响的人，古尔纳的小说不可能不会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站在难民本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站在本民族的角度去思考文化，然而古尔纳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难民产生共情，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民族上的纽带，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才促使他走向文学的道路，写作出一部又一部反映难民移民群体的作品。
时至今日，古尔纳依然笔耕不缀，还在思考着移民与民族的未来。这条路或许永远没有尽头，但古尔纳依旧大踏步走在这条路上。最近，白俄罗斯和波兰因为难民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争端，难民也好，移民也好，对于旁观者而言，无非只是电视新闻上拍摄的一些画面数据，亦或者是报纸刊物上冷冰冰的文字图片。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面对着一切未知的恐惧。但也有古尔纳这样的作家为他们发声，去展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去探究他们的感情。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我想，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对古尔纳的青睐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移民难民问题，为他们做一些事，是不是能让他们不再破碎疏离，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呢？
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