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缘

八岁，我进入学堂（那是原来大队仓库改造成的大厅），父母交的学费里面，包括语文，数学二本课本，数学科目二本作业簿，语文科目一本拼音簿，一本听写簿，还有二支带橡皮的铅笔。那时候，没带橡皮的铅笔一支三分钱，带橡皮的一支五分钱，等这些老师发下来的学习用品用完了就要自己买。

那时候，别的小孩不知道怎么回事，天天铅笔削得勤快，常常没几天又新买花花绿绿的铅笔，这让我看了分外羡慕。但我深知自己家里贫困，每次都要把铅笔用得握不住的时候，再向家长讨钱买。后来我发现老师讲台上那些用剩下的粉笔头，满满的塞一盒 ，我就向老师讨要，想拿回家，练习写字(因为我爷爷给了我一个小黑板) ，老师也很慷慨大方，不过，他让我平均分給全班每位同学，一位同学刚好二个粉笔头。那时候，一年级只有一个老师，他既教语文，又教数学。名字叫曾纪良老师 ，左脚走路有点残疾，但责任心特强，对我们特别严厉。他从开学第一天就宣布:将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成绩中优秀的女生第一名，男生第一名的共两位同学评为“三好学生”，并且在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奖励一半学费，这奖励的学费在他的工资里面拿(当年我们一学期的学费是四块钱)，并且各奖带橡皮的铅笔红色蓝色二支。我非常幸运地得到那个机会。

在村里面上完一二年级，我们的三年级便要去离家一公里多的“联合乡”接着上。初来乍到，本地的孩子们有点像“地头蛇”，欺生。那时候，曾荣发老师当我们的数学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轻声细语，和蔼可亲。开学不久，我的铅笔盒三天二头丢东西，今天丢个像皮，明天丢个铅笔，明明上课还在，下课去解手回来就不翼而飞。正在我纳闷的时候，同桌李妙云的铅笔盒里竟然有跟我丢失的一模一样的东西。我问同桌，她那些买的多少钱，在哪买的，她支吾着答不上来。我找到班主任，眼里噙着泪，向他诉说失窃的经过。从那以后，我的东西没再丢过。

在“联合乡”上三年级，四年级，每年的奖品都有本子和铅笔，我也没再买过铅笔。升上五年级，我们的语文老师名字叫巫加成，他五十岁左右，背有点弯，皮肤黝黑，同学们给他取外号叫“老乌”。他平时不苟言笑，走路步履缓慢，讲课神情严肃。每逢同学们迟到，他都要求要在教室外面大声喊:“报到！”然后站多久他说了算。但是对我，例外。有几次，我或是由于洗全家人的衣服，或是因为早起去拾柴草，迟到了，我声音像蚊子般:“报到”，巫老师总是招招手，立刻让我进教室。我感觉奇怪，他一没家访，二没询问，他怎么就不罚我站着呢？我心里暗暗感激，知道他在学校住宿，轮到我值班时，除了把水缸挑满水，我还把剩下的二只桶也装满。那时候，跟我一起值班的是李丽君同学。五年级的毕业典礼大会上，我的名字被叫响三次，第一次是上台拿奖状，第二次是上台拿奖品，第三次叫到我的名字我没听清楚，不知道校长和主任在商量什么问题，巫老师走到我身边提醒我上去讲话。大概是三好生，优秀班干部等等，然后奖品是一大叠双线笔记本，还有用橡皮筋套紧着的几捆五彩缤纷的笔，有铅笔，有圆珠笔。

五年制小学完毕，我们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数考上初中(正取)，每学期学费16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数属于扩招(副取)，每学期学费18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考不上，留级或是回家务农。上初一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从圆珠笔逐渐过渡到使用钢笔。那些在五年级领的奖品虽说用不上了，但搁在破抽屉里面，有空的时候，打开看一次，开心一次。

升上初二，廖裕邦老师刚刚在第一节课宣布完当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下课后立即把我叫去他办公室。他亲切地问我:“听说你初一当语文科代表，是吧？你会写黑板字吗？”我拘束地答，当科代表是真的，黑板字没写过。廖老师立即拿过一截粉笔让我在办公桌写一句诗试试，诗还没写完，他连称:“这样行，行得通，你马上再去找几个同学 配合你，每周一期的黑板报任务就交给你了，瞧，这里有一方盒彩色粉笔，给你保管，可以用作黑板报的配图画，还可以装饰文字的花边。”

升上初三，语文老师曾国良好似未卜先知，问都没问，上完第一节语文课后，直接把班里的黑板报任务撂给我。我也面无难色，因为我们几个人在初二廖老师的放手下，已小有成就，原班人马上阵就是了。不负曾老师厚望，第一学期，每周一期的黑板报评选在初中部都名列前茅。收获的不仅仅是名次和奖品，还有我那进步不小的黑板字，看见粉笔，不再只有羡慕老师的份，对每一位老师在黑板上或龙飞凤舞，或流畅飘逸，或端正稳重的字体，我也想像着我手捏粉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那字体，那笔迹，代表着我的执着坚持，证明着我的独一无二，字里行间流露出我对文字的无限热爱。

初三下学期末，在大厅礼堂举行毕业典礼，在简陋宽阔的操场上拍完毕业照，就意味着大家即将告别三载校园生活，各奔东西。离校的前一天下午，语文曾老师叮嘱我，放学后你先别走，等等我。我有点忐忑不安，心想有何事情发生在这节骨眼上？

当我和同学(那同学家与我有半程顺路，顺便用单车送我半程，我是步行数公里上学)在校门口嘀咕着时，曾老师推着他那辆28寸的破旧单车从容不迫地出来了。橙黄色的夕辉透过校门前二棵高大茂盛的木棉树，在我们衣服上，地面的细沙上，投下了斑驳陆离的影子。曾老师招呼我，说，让你们久等了，毕业，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我这里有个塑料皮的小笔记本，还有一支英雄牌钢笔，送你作个留念。当我接过曾老师那份小小的礼物，却感觉沉甸甸的，有如千钧。

曾老师送我的那支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不管是春寒料峭，卷起裤腿，拔秧插秧；不管是烈日炎炎，雷阵雨时时作虐下的抢收抢种；也不管是秋意渐浓，露结为霜下的扛扁担挂镰刀上山砍柴草；也不管是北风凛冽，树木萧瑟里，下田挖红薯上山挖木薯。在长达三年整，腹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曾老师送我的那支钢笔，静静地躺在破抽屉里，静静地睡在我心里，它在等待，我也在等待，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梦，一个美丽的梦。

三年以后，我带上包袱，包袱里有几件换洗的旧衣服，还有曾老师送我的小塑料皮笔记本和钢笔，离开家乡，踏上打工路。打工的路越走越远，随身的行李也不断变化，不变的是，里面永远都有小笔记本和英雄牌钢笔。

一九九一年尾，我所在的厂子扩大规模，改成股份制公司，并创办了第一个分公司，我有幸调往分公司上班。由于地处改革前沿，况人生地不熟，所以总公司在分公司创业之初，所调派的人员非常精简，几乎都是精英(除了我们几个山里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丫头)。随着分公司步入正轨，开始生产，第一批精英人物准备撤离，换第二批精英到来，于是时不时有饯别酒会，酒会酣畅之时，我们余经理会趁兴蹦出文字小段子，然后大家就起哄我也来几句，余经理还给我起了一个文绉绉的绰号。围在余经理旁边的，都堪称精英，都是总公司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这些乡下姑娘真是小巫见大巫。

也正是余经理对我的调侃，还有同事的起哄，使我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九二年初，正是分公司生产蒸蒸日上，产品供不应求时，销售人员更是全国各地马不停蹄地跑。刘兄是位资深销售，销售量在同行间遥遥领先，况且待人接物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四月的一天，他告诉我们，他要去上海出差，问我们要买啥，可以托他买，我们宿舍二个同事托了他买物品，我由于工资全部上交家里，身无分文，便不敢托买。半个月后，刘兄从上海返深，带来了大家托买的礼物，大家自是兴高采烈言谢。末了，刘兄递给我一个包裹，他说送给我，里面是一双上海女装皮鞋，一支上海英雄牌钢笔，还有一包上海牌零食，当我问要还他多少钱时，他死活不肯收，他说知道我喜欢写字，英雄牌钢笔好用些，举手之劳而已，刘兄还语重心长地说，妹呀，你将来嫁人，得挑个“有草”(有钱)的人哦，看你现在这么顾家，一发工资都一分不剩寄回老家，真令人心疼。

我把刘兄送我的钢笔和曾老师送我的钢笔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三年后，我调回总公司，二支英雄牌钢笔也随身携带。七年之后我步入婚姻殿堂，二支钢笔又跟着我到达新房子。后来，老公说他出门在外，要用到笔，临时也没时间去买支比较好的，便向我讨要一支。我千叮万嘱，让他别丢了，坏了也要带回来 ，因为那不只是一支小小的笔，一支笔都藏着一段人间真情……

可是出门在外，频繁地换地方，老公终归是把我的那一支笔丢了。没办法，我就一直用另一支钢笔写字。二年前，那支钢笔太老了，总是漏水，我便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还是放在抽屉里面。为了纪念，也用习惯，我又想再去买一模一样的上海牌英雄钢笔。哪知改朝换代，我跑遍多少个商店，没买到和原来一模一样的款式钢笔，只好作罢。再后来，黔驴技穷的我，还是去买了另外二支与以前式样的上海牌钢笔。

有些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有些人，一辈子只等一个人；而我，或许这辈子，除了必要的柴米油盐那个人间烟火气，剩下的就是守着这二支钢笔，即使旧了，坏了，仍敝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