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浅浅地谈一谈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我们来浅浅地谈一谈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我们来浅浅地谈一谈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中美关系被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就均势而言，中国的崛起（崛起国）和美国的霸权（守成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美国在全球许多领域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可能加剧。
近年来，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在经济、意识形态、制度、安全和地缘方面均有明显表现。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很难达成一致，而国内利益也制约了它们解决双边问题的能力。
两国展开合作的领域正在日益变得狭窄，政府间试图促成合作的会议变得越来越形式化且日益艰难。两国政府中弥漫着互不信任感，也很难再找到具有强烈的合作使命感的官僚部门（当然教育领域是一个例外）。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和结构性问题正在日益突出，在缺乏足够能促使两国合作的全球威胁之下，这样的趋势也将延续下去。
这种不安的状况是由两国的历史文化因素和国内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
先谈谈两国历史文化因素
首先，中国对外国势力侵犯中国陆海疆域非常敏感。在其现代史上，尤其是18至20世纪期间，中国仍然因欧洲殖民国家、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惨遭领土分裂。经过耻辱的两个世纪后，中国希望变得足够富强，从而在现在和未来成功抵御外来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政策体现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权利平衡和国家职能（对于这点我持保留态度，在中国国家的意义太重了，好像一谈到国家就应该热泪盈眶，难道不应该是个体的感受更重要吗？我认为国家只是一种个体生活的组织方式。）
很多人认为华盛顿试图一面在周边给北京制造压力，阻碍两岸统一，一面则通过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制造不安定来颠覆中国政权。
其次，美国的家长式作风的使命感，和拯救世界的圣母心，积极维护他引以为核心精神的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第三个因素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面子”问题。这原本是一个国内社交上的习惯，但却变成了外交习惯，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在谈判中，美国式的不耐烦和对获得实质性结果的渴望，时常同中国式的耐心、官僚主义以及倾向于维护面子的作风产生冲突。对于中国人而言，在会议桌（方桌）前相对而坐进行谈判本身被视为挑衅，有失面子；中国人更喜欢在餐桌（圆桌）上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场合达成协议。
这就意味着，在中华文化里，冲突中国人来说是严重丢脸的，也是侮辱性的。因此，美国人在人权、人民币升值、贸易赤字、军事现代化等广泛领域中公开与中国对抗的倾向被视作对中国的公开羞辱（而中国只是在斥责或威慑越轨行为时才会使用这种方式）。在中华文化中，家丑不可外扬，争议应该被隐藏，而美国文化则恰恰相反。
最后一个因素与地缘有关。具体来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自己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另一个则是美国“亚太大国”的自我定位。
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成功进入亚太地区并将自己视为该地区的正当行为者和主要大国。奥巴马政府又将战略重心转向该地区。中国似乎不接受美国的自我定位。中国能接受美国在亚太的部分存在，但绝不会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先地位和霸权。
这里再浅谈一下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国内因素。
互联网
与其他国家相比，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中国更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中国拥有世界上数目最大的网民，这就成为了中国独特的社会和政治背景。鉴于此，互联网发展的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出现了是公众能够在线讨论的网络论坛。中国正在向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迈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变得愿意了解公众对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回应的。于是，公众在网络上的讨论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次精英
次精英大部分是政府机构和大学工作的学者、智库分析家和政策分析家等。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外交决策和情报分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有些研究员的文章通过政府内部渠道提交给政策制定者，有些智库分析家几乎是专职为政府官员撰写文章。因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复杂性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技术性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日益倚重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专家的意见。
公众舆论
在某种程度上，它在中国领导人了解民意方面是有意义的。由于中国新生代领导的接任，缺乏像一代二代领导人所具有的个人治政魅力，所以他们必须倾听公众的声音，对公众的利益表示关心。最近，政府经常采取很多举措，通过各种民意检验来征求公众对各种重大事件的看法。
有些人将近几年出现的反美情绪和反日爱国情绪定义为网络民族主义。确实，中国政府常常容忍作为爱国主义表现的反美情绪，甚至有时会利用这种情绪。但是中国政府会采取措施使这种情绪不至于失控，不影响它对美政策的执行。
总之，中国越融入世界，国内社会力量发展就会越迅速。这种变化将迫使中国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些单位的社会力量的不同利益，而这使中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