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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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停车。”公共汽车刚刚绕过转盘，我站起来说。
胖胖的女售票员白了我一眼，可能是在责备我没有提前打招呼。可在车嘁的一声停下之后，她还是使劲把油腻腻黑糊糊的门推开，说道：“走好。”
其实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下车，不过在这里下车也并不意外。对我来说，在哪里下车都一样，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下车，是因为实在太饿了。
一
腊月二十六，我被放了出来。带我出来的“政府”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放假，你小子也放假，我们放的是短假，你小子放的是长假。过年去吧，回家敞开怀吃！”
我咧嘴笑了。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几年！
“今天我归正了，犯罪到此结束，新生从此开始！”这是我在出监仪式上的宣誓。宣誓的时候，我有点儿别扭，觉得这话有些变形了。在心里，我早就把这话说了千遍万遍，不是这么个感觉。仿佛一个每天见面的家人，突然抹了脸上了戏台子。怎么看都很遥远，怎么咂摸都串味儿。但这话里的核是结实的，是掏我心窝子的。
我一路风尘仆仆，紧赶着，于前天到的家。进了门，刚喝完母亲倒的一杯水，父亲就回来了。父亲黑着脸瞥了我一眼，没说一句话，就进了卧室，再也没有出来。母亲跟进去了一会儿，出来后对我说：“要不，你先去别的地方躲躲吧，过了年再回来。你爸心脏不好，让他慢慢地把气儿顺下来。”母亲小心翼翼的神色，让我难过。我二话没说拎上行李就出了门，随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我能去哪儿躲呢？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摊粪。我只得坐车往前走，无论去什么地方，只要离家越远就越好。
车上又挤又冷，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人，大包小包的堆满了过道。我坐在最后一排，从车窗缝隙钻进来的风，冷飕飕的，浸入骨髓。我浑身打着冷颤，瑟缩着脖子，把膀子抱得紧紧的。
我犯的是强奸罪。
谁也没想到，我会犯强奸罪，包括我自己。从小到大，我一直是有口皆碑的好孩子，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一直中上游，没给父母丢过脸。高中毕业，考上了省里最好的大学。上了大学之后，身边有不少同学成双入对起来，我也谈了恋爱。
女朋友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在那个年代，大学明令禁止学生在校期间谈恋爱。我们约会，常常是偷偷摸摸的。
学校周边有一处小树林，每到夜晚，常有小情侣在那儿幽会。我和女朋友也钻过几次小树林。每当我们搂抱在一起，我身体蠢蠢欲动想要有进一步亲密接触时，就被女朋友一把推开。她是那种传统女孩，而我也有担心——校巡逻队的常会打着手电筒抓幽会的小情侣。那天，一束手电筒的强光突然扫射进小树林，与此同时，远处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拉起女朋友的手，迅速逃离。后来听说，有一对外语系的小情侣被当场捉住，两人都受到了学校处分。
有了上次钻小树林的悸怕后，我们后来就将约会地点改在了录像厅。
一个周末，我约女朋友到校外录像厅看碟，是莎朗·斯通的《本能》。看到莎朗·斯通接受讯问时，故意轮换双腿在那些男人面前显露自己体毛的镜头时，我感觉浑身的血都沸腾了。我一把抱住女朋友，她没拒绝，可当我把手往她的裙腰里伸时，她忽然恼了，跑了出去。
我跟了出去，却已经看不见她了。我一个人无精打采地走在路上，斜穿过一个街心公园时，碰见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躺在地上，支棱着双腿，一动不动，散发着一股呛人的酒气。乍一看见她，我吓得浑身一抖，以为是个死人。后来我慢慢走近，发现她还在呼吸，而且呼吸得很均匀。我把手放在她的鼻子下，她一点儿也没察觉到。我这才明白她是喝醉了，在这里酣睡。
女人长得很一般，但是身材很好，腿修长匀称。她穿着一条裙子，没有穿袜子，裙子被支棱着的腿掬了上去，连内裤都一览无余。女人的内裤非常窄小，上面绣着隐隐的暗花。
向天发誓，刚开始时，我真是想做件好事，把她送回家的。一个女人深夜躺在这里，显而易见的危险。我的学校在这所城市的西郊，夜里的行人本来就少。
“喂，喂。”我把裙子给她放好，拽她。
女人不动。明明不胖的女人，拽着时却死沉死沉。我又拽了一次，女人仍然没有一丝反应。第三次拽她的时候，我一着急，抱住了女人，女人也揪住了我。
“不要走，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她喃喃着，哼哼唧唧，带着点儿撒娇和放荡。她把我的手按到她的胸上，重又沉迷地睡去。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她的软绵绵的腰，她的丰满得要爆炸出来的胸，她全身散发出来的甘洌的体味……
我守着这个女人，矛盾着，煎熬着。零点过后，我算了算，已经有一个小时没有人打这个街心花园路过了，女人还在睡，似乎要一直睡下去。
我终于蹲了下来，拨开了女人的内裤，看见了那个魂牵梦绕的秘密。然后，我让自己的秘密闯进了女人的秘密里。女人真好。那一刻，我一边动一边对自己说：真好真好真好。在我动的时候，那个睡中的女人似乎也是很舒服的，甚至有几声轻微的愉快的呻吟。可是当我结束了之后，她睁开眼睛，一切就都变了。
我被开除了学籍。在看守所待的两个月间，母亲从始至终都是像祥林嫂那样的自言自语：“你怎么这么傻啊！”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么没出息的罪，还不如杀个人呢。”女朋友给我转来了一封信——当然是绝交信，痛斥我“下流，无耻，龌龊，肮脏，卑鄙，让人恶心。”
我被判了六年，因为表现好，减了两次刑，住了四年。服刑的监狱离家有一千多里。四年间，母亲去看过我一次，父亲一次都没去过。他可能还在以我为耻呢。
二
我在转盘下了车。脚挨着土地的一刹那，我打了一个趔趄。坐得太久了，酸麻的腿让我有些失重。
我背着一个黑色旅行包，上面印着两个硕大的连体字：上海。下面是一排相应的汉语拼音，也是字母和字母搅缠在一起，很热闹的样子。包的上半部明显是瘪的，这使包看起来很轻。
天正下着雪，雪花纷纷扬扬，自空中漫无目的地飘落下来。地上已被积雪覆盖，路边杂乱的行道树枝桠披挂上了银白，灰白的路灯光迷迷蒙蒙的，像是久没擦拭过一样。我深吸一口气，顿觉鼻子里充斥了冰辣的味道。
这是一个小县城，比我家住的那个小县城似乎还要小一些，连条正经的大街都没有，我走的这条路，估计就是最宽敞的了。
这种小县城的格局，我是熟悉的。往前走了不远，就看到沿街两边的店铺。左手边是“东方百货”，右手边是“玉兰面馆”，“张棒棒胡辣汤”。再往前是“老百姓大药房”，“新都酒店”，“顺新百货”。在一家“丽丽商店”门口，摆放着一张钢丝床，床上用木板压着一摞春联，春联上面还覆着一层油布。过往的人们没有谁看它一眼。这会儿，哪家的东西只怕都备齐了。我沿路过来，已经看到好些人家都贴上了。
今天晚上，是大年夜。
街实在是很短。我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没有看见一家饭馆开门。所有铺面的卷闸门都拉下了脸，如同冬天的冰雪，不动声色地裹着一股寒意。
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我真是太饿了。
当然，到百货店里买包饼干也不是不能垫垫，关键是，我已经两天没有热热乎乎地吃上一顿了。这会儿，要是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哪怕只喝上一碗热面汤，那该有多好。从昨天开始算，我基本都是在汽车上过的，下了这辆上那辆，晚上随便找个旅馆，蒙头就睡，第二天继续上汽车。就是想离家越远越好。一直赶到现在，吃的都是饼干。要是再吃下去，我自己都快变成饼干了。
“请问，哪儿有饭馆？”我拦住一个正路过的女人。女人腋下夹着一捆粉条，匆匆忙忙向前走着。听见我问，似乎被吓了一跳，随即呵呵笑起来。
“没有了，都关门了。回家过年呢。”她说。
“一家也没有？”
“没有。”
在我愣着的当儿，女人已经走远了。我这才知道自己下错了地方。
雪下得比方才密了。雪花变成了雪片，大大的雪片一点儿也不着急地盘旋着，迟迟缓缓地落在所有能落到的地方。
我傻站在这陌生的街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滑稽。我重新走了起来。走了一会儿，我看见从一个巷口走出一中年女人，肩上落着零零星星的雪花。
“请问，附近有没有旅店？”我冲上去问。女人站住了。大约对我大年夜里想找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感到好奇，她使劲看了我一眼：“没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在这儿没有亲戚朋友？”女人问我。
“没有。”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回家，路过这儿。”
“喔！”女人发出短促的感叹，眼神里有了一点同情，“大年三十还赶路，是够恓惶的。”
“有没有哪一家能让我住一夜的？”我连忙抓住这点同情，“请你帮忙介绍一下，价钱好商量。”
“大过年的，”女人皱着眉，“哪家人都多。”
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人叫那女人“四嫂”，有人叫她“四婶”，有孩子叫她“四奶奶”，女人都答应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和“四”打过招呼后，干脆就停下来听着我们说话。
只有一个穿红衣的女人，路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和“四”互相看了看，谁都没说话。女人走了几步，回头又看我。我没有看女人。已经几年没正经接触过女人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女人的目光。不过不用看我也知道，女人很年轻。
“四婶，”骑自行车的男人“扑哧”笑了，悄声朝穿红衣服的女人努努嘴：“小春家不行吗？正缺着呢。”
“要说你去说。我不管这账。”“四”笑着，走了。
“喂，你去吧。刚才她还看你呢。”男人笑着对我说。说完就猫着腰，紧蹬着车，蹿进了一条小巷。
小春，一个茫然的名字。小春家，一个茫然的地址。缺着？一定是男人，别是个寡妇吧。
我走进“东方百货”，要了一盒烟，一边抽着，一边继续往前走。
这烟有点呛，或许是几年都没抽过烟的缘故吧。这四年，家里没给我送什么钱。我的钱，全是自己在监狱里挣的。
监狱和保险公司签订了服刑人员短期生活保险业务，只要愿意，每人每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劳动报酬中拿出一些钱进行个人投保。监狱还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表现，以当月的有效考核分为标准，再奖励一定数额。四年里，我每月为自己投保了四十元，出狱的时候，领到了近两千。出狱之后我花掉了一些，现在也还有一千五。
为了这些钱，我在监狱里使出了浑身解数去表现。“政府”安排的事，我一定会做好。“政府”没安排的事，我也见缝插针地去做。最脏的活儿——刷厕所里的尿碱；最累的活儿——给大厨房的瓷砖墙从上到下清除油渍；最巧杂的活儿——拾掇电器，维修线路，烧锅炉；最危险的活儿——站在七楼窗台外擦玻璃，大冬天，木疼的手，紧抠着里墙，不能往下看，随时会掉下来……这些，我都抢着干。监狱里有的是爱找碴儿的人。别人骂我，我置若罔闻。别人打架打到我身上，我躲开。我不想让扣分。扣分就是扣钱。就是这样，我攒了这些钱。我是有福气的，只是自己把福气浪费完了。以后的福气就得靠自己攒了。我知道。
早在没出狱的时候，我就把这笔钱筹划好了，它得派上大用场。我得用这钱给自己，尤其是给父母，夯出一些好日子。我还年轻，二十六岁，还有过头。父母却是过一天少三晌，我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
可眼下，我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无论如何，我得往前走。要么坐车，可一直没有车来。要么找个人家住下，不然这大冷天的，冻得人可真够受的。
三
我决定再问问。
我走进一家理发店，店里放着王杰演唱的《回家》，有两三个年轻人正嗑着瓜子打牌。我一进去，他们都停下来看我。
“理发？”一个头发很红的男孩子说。
我下意识地想要去摸自己的头，又停住了。服刑时不能留长发，一层刚刚拱出头皮的硬茬，理什么呢？
“打听个事。”我说。
“什么？”
“我路过这儿，想找个地方住……”
“没旅店。”红发男孩打断了我。
“有没有哪家房子宽敞……”
“没有。”
“怎么没有？小春家啊。”另一个男孩说。他们嘎嘎地笑成一片。在他们的笑声中，我孤独地站着，不知道该不该随着一起笑。
“去吧，去小春家。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北头，左拐，快走到头的时候，有一家小春饭店。”
“方便吗？”
“怎么不方便？方便着呢。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
又是一阵嘎嘎地大笑。
我出门。又是小春家。小春怎么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会让他们笑得这么暧昧，这么放肆？
“回家的感觉 就在那不远的前方/古老的歌曲 在唱着童年的梦想/走过的世界 不管多辽阔……”歌声回荡在耳边。我的心乱起来。
不然，就去试试吧。既然她开着饭店。如果不能住，能吃点饭也好的。如果不能吃饭，找个由头喝杯热水坐一坐暖和一下，也是好的。
我走到街的北端，左拐，一会儿，果然看见了一栋白泥灰的房子。
暮色已经重了，有鞭炮声不间断地响起。
我走上去。饭店是两间。门上一个木牌，写着“小春饭店”。门前有一棵小树，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树，树杈上挂着一个拖把，硬邦邦地擎着身上的布条，像一个冻僵了的人。玻璃窗很大，上面贴着几行字：主营烩面拉面炝锅面炸酱面手工面米饭水饺精致凉菜香热炒菜欢迎光临物美价廉。
对联已经贴起来了，上联是“柴米油盐乾坤小”，下联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初读着有些不伦不类，却又别有一种野趣。再一琢磨句尾里藏着“小春”两个字，我不由得笑了。
我推开门，一瞬间便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我一下子便断定，这家的饺子馅儿是芹菜大肉的。
“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我看见了那个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粉色的外套，头上扎着粉色的蝴蝶结，洋娃娃似的，滳溜溜地望着我。
我笑了笑。
“你家大人呢？”
“妈，有人。”小女孩喊。
一个女人走出来，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她上下看了我一眼，“有事？”
“吃饭。”我说。我下意识地抹了把自己的脸，我知道自己穿得很滑稽：裤子太短，衣服太肥。这都是“政府”给我找的便装。
“今天不给别人做饭。”小女孩说。
“不赶着回家了吗？”女人问。
“喛。”
“那，你坐。”女人说，“想吃点什么？”
“什么都行。快点儿。”我实在是饿极了。
吹风机呼噜噜的声音，油嗞啦啦的声音，汤咕嘟嘟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忙碌着，像赶着集。一浪一浪的气息涌出来，侵袭着我的肺腑。小女孩端出一只茶杯放在我的桌上。
“妈说，先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她的声音像嫩豆腐。
我打量了一下店里。店里的格局是两室一厅型的，我坐的地方就是厅，厅的一角摆着一个玻璃柜，柜下摞着一叠雪亮的大白方瓷盘，大约是平时放小菜用的。玻璃柜后面还立着一个壁柜，上面放着几样白酒，全带着包装盒，崭崭新的样子。厅里摆的都是长方形桌子，有六座的，有四座的。大约是不准备迎接客人的缘故，有几张桌子被挤到墙边上摞了起来，厅中间的地方显得大了起来，摆着一个煤球炉子，我的桌就在炉子边上。炉子封着，但热气还是毫无阻碍地传过来。厅的东墙上一溜三个门，一个门窄一些，把手上闪着油光，里面有扑扑索索的响动，应当是厨房。女人刚才就是从这里面走出走进的。另两个门宽大一些，挂着帘子，应该是雅间。
这个格局，很像是监狱里亲情餐厅的格局。
亲情餐厅是监狱里近两年才设起来的，供服刑人员和亲人聚餐用。还有鸳鸯房，是给夫妻的。我当然不敢想。就是在亲情餐厅能吃顿饭，我也没想到。母亲前年去看的我。当我接到通知的时候，几乎傻掉了，走路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母亲几乎从没出过远门，一千多里，长途汽车，火车，公共汽车，三轮车，全都坐一遍才能到达我服刑的监狱，母亲就这样摸来了。 在会见室，我和母亲一人拿着一个电话，却没有说什么，母亲只是哭。开始我也哭，后来我不哭了，我只是看着母亲。母亲老得那样厉害。我知道：她的皱纹，新长的，都是我一刀一刀刻上去的；旧有的，也是我一刀一刀刻深的。
母亲在监狱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在亲情餐厅吃了饭。四个菜：拍黄瓜，小葱拌豆腐，番茄炒蛋，红烧肉。还有半斤芹菜大肉饺子。我把红烧肉给母亲一块块夹进碗里，母亲又一块块地给我夹回来。我吃，大口地吃，就着大颗大颗的泪珠吃，噎得喉咙生疼。
结帐的时候，我拦住了母亲：“我有钱。”
“贵。”母亲说。
吃完饭，我们又在餐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母亲说她该走了，赶下午六点的火车。父亲心脏不好，她放心不下。
“妈，好好的。”我说。
“我们一把老骨头就这样了，你得好好的。”母亲说。
我们吃的那顿饭，花了四十八块钱。餐厅给我开了一张大红色的收据，我一直收着。没事就看看，没事就看看。
厨房里的声音单调起来。咣，咣，咣，应该是菜出锅了。女人先送上来一大碗肉丝面，随后又用盘子盛上来一个青椒肉片，还开了一瓶半斤装的“玉液酒”，给我满上。又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会儿，端出一大盘香气四溢的饺子，喊着孩子过来：“一起吃点儿饺子。大年夜不吃饺子是不行的。”
我埋下头吃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一会儿头上就冒出了热气。
四
窗外的暮色渐渐地靛蓝了。往外看去，被越来越紧的雪衬着，靛蓝里又现出点儿粉白。我又点上一支烟，听着外面的车声。突突突的是活泼的农用三轮车，轰轰轰的是雄壮的双斗拉煤大卡车，哒哒哒的是热闹的小四轮拖拉机。远远的，我似乎还听见公共汽车的声音传来，吚吚呀呀，匆匆忙忙。
我慌慌张张结了账，拎着东西走出门，那车已经不见了。
一出来，就不好再进去了。
空中的鞭炮仍在响着。路却陷入了彻底的沉寂。我站在路边，觉得手脚都冰冷起来。有行人过来，总要奇怪地看我一眼。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着，一点一点退到挂拖把的树前，觉得自己也渐渐地像一个拖把了。
“妈让你进去暖和。”小女孩探出头来说。女人已经为我倒好了水。炉子盖掀开了，橙红的火苗一朵一朵绽放着，像一块圆铁开出的奇异的花。
电视上正演着绚丽而遥远的歌舞。小女孩指指点点地跟妈妈说着：
“……宋祖英，宋祖英……”
“……赵本山，赵本山……”
她们都盯着电视。
“这小县城就没有旅店吗？”我问。
“都关门了，都回家过年了。”
“那，你们怎么不回家呢？”
女人不作声。
“这儿就是我家。”小女孩说。
“那你怎么不回去和你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呢？”
“我没有爷爷奶奶了。”
“你爸爸呢？”
小女孩看了我一眼，自顾自地指着电视说：“潘长江，潘长江！”小女孩渐渐有些困乏了，眼神懈怠起来。女人从厨房打出热水，给她洗过手脸，便让她睡去了。
“我走了。”我也站起来。女孩的睡让房子一下子大了许多，我觉得再也没有理由待在这儿了。
“不会有车了。”女人说。
我还是拎起了包，有没有车我都得走。
“就住在这里吧。”女人说。
“方便吗？”
女人没有回答，起身走向厨房。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那些男孩子们的话：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
“多少钱？”
女人自顾自走着，依然没有回答。
一会儿，女人回来了，叫我。
我跟着穿过厨房，从另一个门出去，便看见一排窄横的屋子，方位应当是两个雅间的正后面。走进去，看见一个立柜和一道布帘把横长的窄屋分成了两部分。里面铺着一张床，立柜挡着，布帘没拉，白花绿叶的被子上露出小女孩红艳艳的脸，像被窝里孵出了一只苹果。外面放着一个茶几，两个沙发，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台灯、日历和闹钟——也放着一张床，床上方贴着几张奖状：“……该同学成绩优秀，团结同学，热爱劳动……被评为三好学生……”最新的一张，落款是新年的元月，寒假前发的。
“孩子挺出息的。”我说。
女人笑了笑。
床上什么都没有，一张光板。被褥小山一样堆在沙发上。
“我们把它抬到厅里。”女人说。
我站着。
“外间的桌子，拼拼也行。”我说。
“桌子不平。”
我们抬起床，我倒着走，她正着走。到厨房那儿，差点儿卡住，倒腾了好大一会儿才勉强把它弄了出去。
女人铺好了床。才九点半，还早。我们又在炉边坐下。默默地看着电视。
“多少钱，大姐？”我突然又问。这话存在心里，到底不踏实。我得问清楚。估摸着不会很贵。刚才吃了那么一顿饭，她才收了我十块钱。
“什么？”女人很困惑。
“住一宿。”
“算了。”女人说，“这又没什么成本。”
“可是太麻烦你了。”
“没什么。”
“店里只你一个？”
“还有几个小时工，都回家过年了。”
女人的话渐渐多起来，问我是哪里人，做什么事，算了算我并不是离家很远，怎么今天不想着法子回家。除了老家的地址是真的，其他的我都扯了谎。我说我在外面打工，刚回到家就和家里人闹了别扭，一气之下就出来了。家里人个个都比我有出息，都嫌弃我是个打工的。
“年轻人，气性大呢。”她说，“多半你错处多。大过年的，家里人说你两句，你就让他们说两句。什么嫌弃不嫌弃的。”
“大姐，”我突然想逗逗她，“你也不大。”
“我三十二了，还不大？”
“顶多像二十五六。”
“你就别埋汰人了。”女人笑着封了炉子，“睡吧。”
夜越来越深了，但并不寂寥。鞭炮声隔着层层的墙壁，又添了几分茫远。棉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清香，像是浸了米酒，甜淡甜淡的。我伸了伸双臂，把腿蹬得很直，一股麻酸的细流顺着全身的血管快速地窜游到了全身，一瞬间又集合在了一个地方。
我屏住了呼吸。
我想女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想。监狱里的夜晚，男人们的汗臭掩不住那种腥液的味道。我是强奸犯，最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但我都拒绝了。男人的气息一靠近我，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是男人，不是男人我进不了监狱。我为女人犯了罪，但我还是不能不想女人。
监狱四年，女朋友没有看过我一次。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压根儿就没存那份奢望。眼前这个女人，是我出狱后遇到的第一个，对我来说，是具有真正意义的女人。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我捉摸不透。她是在可怜我吗？可她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她想赚我的住宿费吗？可她明明说“算了”，况且，以她生意人的精明，难道不知道和我同住一间的危险要远大于住宿费的利润吗？她看起来并不愚笨，可做的事情却有悖于最基本的常理。我不过是个陌生的路人，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好得实在有些可疑，有些不通情理。
正缺着呢，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我又想起那些人的话。她是兼做那种生意的女人吧？我忽然判断。她没有男人，这是肯定的了。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支撑一个饭店，做那一行确实是很方便的，说不好，饭店的生意和这个比起来，也只是一个捎带。最起码，她也是鸨头——鸨头多半自己也都做的。过年这些天，没有什么车路过，她的客人就短了。
可她看起来实在不像。当然，不像也不能说明就一定不是。在监狱里听一茬茬的男人说女人。其中就提到过一种女人，说这种女人看起来很正经，很正常，一点儿也不风情，甚至古板得要死，可是一到男人身下就浪成了落花流水。
我觉得自己浑身的火就要着了。如果她真是这种女人，她会要多少钱？我该怎么办？做不做？就这么等她喊？或者自己先喊她？她男人不在家，她或许早就熬坏了吧……这种小地方，肯定不会很贵。或者，干脆不给她钱？不做白不做，谅她也不敢把我怎么着。她强不过我，她还有个女儿呢——不过，还是给她吧。她对我不错，要不是她，今天晚上我就成了冰凌了。她也不容易。
我打定主意，如果她今天晚上来找我，我就做。这回即使被人发现，也算不上犯法了吧？顶多是个拘留，正好有地方过年了。反正回去也没人看出我的好来，他妈的痛快一把是一把吧。
墙上的表滴滴答答地走着，像细碎的女人的脚步。在这脚步里，女人真的起来了。我听见她打开一道又一道门，轻轻地，来到厅里。摸索着朝我的方向走过来，我赶紧闭上了眼。
“睡了吗？”女人问。
我没有回答。
女人在桌边停下，猫一样在抽屉里轻柔地抓翻着什么东西，似乎有一滳滴微微的透亮的叮叮当当的金属响，仿佛雨珠落在了剑上。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在找什么？刀子吗？她以为我会有多少钱？血里的浪头涌上来，又落下去。我忽然有些明白了她的小店为什么要开在小县城边缘，为什么大年夜里还会留我住宿吃饭。
另一种可能在逼近着。
女人走到我的身边。我静静地躺着。
“喂。”女人低低地喊。
我沉默。
“喂。”女人俯过身，氤氲的汗香随着她的呼吸探过来，罩着我的肺腑。在眸缝里，我看见女人眼睛里的亮，一闪一闪，毛茸茸地扎着我，又热又痒又疼。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喘息，风箱一样。
女人伸出手，推推我的被子，“快十二点了，你起来帮我放炮吧。”
我懵懂了片刻，起身，披上衣服。来到门外的一小片空地上，女人把火机和炮递给我。炮响了起来，震着我的耳膜。已经很久没有放过炮，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近的炮声了。炮的亮光炸得我有些晕眩，我不由得眯了眯眼睛。火花的明灭中，我看见了女人的脸。女人有些兴奋地用手捂着耳朵，胆怯中含着几丝娇媚。她的头发有些蓬乱，眸子上镀着鞭炮映射的星星点点的晶莹。
“会不会吓着孩子？”我问。
“不会。”女人说，“我用枕巾给她护着耳朵呢。”
回到屋里时，方才鞭炮的明亮一下子把屋里衬得很黑。女人扭开了一盏台灯。我坐在床边，等女人去睡。可女人没有立刻就走。
女人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递过来：“你的东西，饭后结账时，掉地上了。孩子捡着了，忘了还你。”
是那张我和母亲在亲情餐厅吃饭的收据。我一下子坐直了，接过来。
“睡吧。”女人看着我，“孩子的爸爸，也在里面。八月十五，我去看的他，也是在亲情餐厅吃的饭。”
我不再看女人。
“犯的什么事？”许久，我问。
“故意伤害。”女人说，“一个流氓把我糟蹋了，孩子他爸揍了他，把他打残了。”
我们都沉默着。寂静中，我听见了雪落的声音。
“那个人呢？”我终于问。
“还在这县城里。”女人说，“我不懂，没留证据，告输了。不然，孩子他爸也不会下那么重的手。”
“睡吧。”女人又说，“明天就回家去。回家多好呀。不管怎么着，家里人也是盼着你回去的。”女人关掉了灯。
我仍旧坐在那里。女人也站着。雪光映着，如月光一样，屋里的轮廓一寸一寸朗净起来。女人忽然想起了什么，把窗户打开了一道两指宽的缝。
”屋里有炉子，晚上最怕的就是煤气了。“她说。
一股清甜的气息冲着窗缝挤进来。透过那道窗缝，我清晰地看见，外面的雪，如层层的纱布一般，下得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