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故事节 | 童年的灾难

撰文/风云

423故事节 | 童年的灾难

原创申明：本文参加“423简书故事节”，本人承诺文章内容为原创。

引子 

我十一岁那年，家庭遭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恐怖的红色风暴把我们家拖入了深渊。我是一个口无遮拦、心无城府、直言不讳的孩子。父亲单位把小朋友的一句对我所谓的揭发，作为父亲的一条新罪状来批斗。晚上父亲脸色铁青地回到家里，从来脾气暴躁的他一句话都没说，光是一双冒着怒火的眼睛看向我，我已经感到大祸临头。被暴打一顿之后，我一连几天都起不了床，耳朵嗡嗡叫。接下来并没有完，禁足、禁言、禁哭、禁上学，哥哥姐姐谁都不和我说话，冷眼相看——我害了父亲，我是这个家的罪人。

后来我得了一种病叫做美尼尔氏综合症，这是一种医生也说不清病因的病，发作起来头晕目眩不能视物不能进食。没有人送我去医院。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究竟说了什么，能够让人加罪于我父亲。父亲严厉警告我，出门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不要说话！我觉得家就是一个可怕的牢笼，在里面生不如死，动辄得咎。但是外面更可怕……。我无处可去。

我没有被逼成精神病，是因为天生喜欢读书。我把家里书箱里的书全部翻一个遍找一些书来看。又自学初中代数。等到父亲允许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学的口号叫做”复课闹革命”，不是为了学习只是为了”闹革命”而已——我的数学都学到别人前面去了。

几十年以后，我才敢于默默地在自己心里对当时的遭遇说两个字：虐待。这以前不敢说，因为一方面，我痛苦逆反反抗，另一方面，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的心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为了自保，我把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封冻起来。它就像一处不可触碰的伤口，一旦打开就进入病危，因为我的心没有力量面对这个伤口。一想起过去的事情就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这样陷在痛苦中是无法成长的。更可怕的是，长期陷入痛苦会让人身体和精神都萎缩，因为痛苦会耗去大量能量。我只能把它封存起来，等待以后有机会再揭开来治疗。

…………。

多年以后终于觉悟到我必须离开嘈杂纷乱的环境，过安静的生活。于是在海边小镇上买了一套房子住下，离开喧闹的城市。然后修行、朝內看，观察自己，一步步把自己拯救出来。

自我疗愈是有效的。我沿着自我治疗的道路走了很长时间，一点点修复自己，愤怒、各种焦虑、抑郁、自卑、失眠、无助、恐惧、……。一直走到今天身体自动辟谷修行，心终于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开始打开并面对这个可怕的伤口。

一个死死封住了几十年的伤口，虽然在这个伤口外围已经做了诸多的修复工作，可是一旦触及核心部位，心里无可名状又难以抑制的痛苦就像烈火一般跟着血液循着血管一下遍布全身。

一方面我要修行打坐，极力安抚自己的情绪，如果任其发展，只能把自己烧成一堆灰烬。另一方面，我又感觉茫然——因为发现自己内心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就像一个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脚踏入着火的房子，全身瞬间起火！即使过了很多年，除了记得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感觉被烧灼的强烈痛苦以外，问起前后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他几乎什么也记不得。因为痛楚、恐惧、惊慌，因为猝不及防，记忆发生了混乱。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如果不能把整件事情完整地回忆起来，内心最终的疗愈就不可能发生。

这时候我的身体帮助了我。

很久以来，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痛点。这些痛点分布于肾、肝、胆、胃、贲门等各处，摸上去可以分辨出来，是一些小疙瘩、小瘤子。平时不触摸是不疼的。但是在修行过程中，它就会痛。如果能静下心来感受自己的痛点，注意力完全专注于此的时候，脑子里就会闪出一些念头，这些念头指向那些和自己童年经历有关的某种痛苦情绪。其实这些痛苦情绪就隐藏在这些痛点里。察觉这些念头，跟着发现这些隐蔽的情绪，相当于跟自己的痛点聊天——了解自己痛苦究竟始于何处？

于是，我采用了一种方法：就是安心地坐着，跟感觉到的痛点聊天。想到哪儿聊到哪儿。从小时候暴打我的父亲到很少往来的哥姐。聊天就是疏通自己的痛点——到后来痛点不痛了。聊着聊着，念头一个接一个的接踵而来，我忽然想起很多过去不曾注意到的细节，忽然明白了很多过去我想不通的事情。以往那一段我脑子里混乱而片段的童年生活，每一片段之间是脱离的。我固执地拿着每个片段不放，我恨这个片段当中我所受的委屈，恨这个让我受委屈的人。现在通过与身体的聊天，我脑子里支离破碎的往事片段自动一点点串了起来。

一个怎样奇妙的过程啊！简直不可思议，令人不敢相信。但它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了。那些我记不得的事情、那些我在恐惧中背过身去不看的事情、那些我没有意识到的暗中的含义……种种种种，都在我记忆里出现了、鲜活了、联系在一起了。当年在我的眼睛和头脑愤怒地恐惧地不愿意看的时候，身体却记住了每一件事。

想起童年时代的痛苦经历，禁不住眼含热泪。聊着聊着，忽然从尾椎到后颈升起一股真气，一直上冲到头顶，最后漫到前额。

那些天，被一点点串起来的童年往事、一幅幅画面、画面中亲人们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随时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常常我会突然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巨大的悲伤。在这些画面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尽管我感觉自己受的伤害最大，那是当时我自己从一个恐惧的儿童眼睛的角度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实际上苦难何止是我一个人的？所有的人都很痛苦。包括暴打我的父亲、那些冷落我、隔离我的哥姐、我自己本身，都是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自己的整个灾难过程，也可以说是家庭里一个“杀鸡给猴看”的过程。我就是那只被杀的“鸡”。父亲就是杀鸡人，哥哥姐姐就是“猴子”。这当中，每一个人都被吓坏了。没有受益者，都是受害者。把支离破碎的画面完整地串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以后，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悲伤和痛苦。我觉得亲人们的那种痛苦情绪和我的痛苦是一样的。全人类都是一样的。这让我禁不住嚎啕大哭，不能自已。悲伤像河水一样漫过我的身体，让我沉浸于其中。

我把我童年时期遭受的灾难记录如下。

一  暴打之后

    被父亲暴打以后我几天下不了床，只能俯卧，一翻身屁股上就疼。受了这么重的伤，但是记不得有人理睬我，基本上没有人看我。记不得妈妈来看我，哥哥姐姐更不要说。那么我是怎么过过来的呢？我是怎么吃饭的呢？我一点都没有印象。

儿童在恐惧之中，记忆会显现一种选择性忘记，变成断断续续的，许多可怕的事情都会在记忆里消失。暴打我还能记着，冷漠——大家都不理我的冷漠——期间发生的事我记不得。可能对我来说，冷漠比暴打还要令人痛苦和羞辱。

后来我终于能下床了，第一个能够记忆的事情就是：那一天我跪椅子趴着桌上玩。那时候我个子不够高，上桌吃饭什么的都得跪椅子。我也记不得是玩什么，但是我感觉到我想玩，我非常非常想玩。我一门心思要玩，那个痛打似乎忘记了。母亲坐在我旁边，把我的裤子拉下来看了一看，心疼地说：屁股上青一条紫一条。这是一顿痛打得到的唯一一句怜惜的话。

我呢？当时我还是在玩，没有理她。只是心里闪过了一句：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早点把我抢救下来呢？当时我父亲把我按着，狠命地打了我五个巴掌，五个巴掌！我母亲到第五个巴掌打完的时候，才把我抢救下来，前面她就只看着。父亲练过气功，力气很大。打在我身上，那个痛楚从屁股上一直穿透到我的小腹，五脏六腑都一起痛起来，似乎移位了。我觉得生命受到了威胁，拼命地哭喊，拼命挣扎，但是我才11岁，对我来说，父亲的力气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挣脱他。

我不理睬妈妈的怜惜，只顾玩，似乎已经把那个暴打忘记了。但其实那只是深深地埋藏在心里，那个暴打带来的恐惧情绪是永生都难以消散的。从那以后，我有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习惯——只要父亲走进房间来，我就赶紧走出去。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往外走，根本没有经过脑子想，就是在下意识状态离开房间。只要他进来我就出去。直到将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习惯，在这之前根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的脑子是暂时把这件痛苦的事情压下去了，但是身体从来都没有忘记。一看到父亲就觉得危险，他到来了我就赶紧走。

但是母亲的怜惜是有作用的，从那以后的事情，我开始有记忆了。如果母亲连这一句怜惜也没有呢？那我可能就很长时期里的事情都记不得吧！

文革开始的时，父亲刚刚调入这个研究单位不久。当初组织上按照级别，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所长的职务，但是他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要求参加研究小组。他热衷于研究机器。因此按照他的工作职务，不属于走资派，也不应该受到什么冲击。但是文革一开始，他还是被当做走资派批斗，因为他的行政级别摆在那里。造反派说，他不愿意当官，想搞技术，是因为有野心，想当技术权威。那时候就是这样，每个单位都有造反派。造反派想斗谁，就可以罗织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叫人百口莫辩。

我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在单位里无辜受到批判，心里满怀痛苦，回到家就找茬发泄。在父母眼中，我从小就是一个不乖的、爱顶嘴的小孩。虽然十一岁，但是已经看过很多的书，博闻强记，思维敏捷；特喜欢和人辩论，说起话来，牙尖舌利，毫不示弱，能言善辩，不赢不罢休。这很容易刺激到他，所以我就成了他的出气筒。

我的脾气倔，自尊心强，和父亲几乎如出一辙。为了我顶嘴，他经常打骂我。他打我的时候，还有三条规矩：第一，不许哭，怕邻居听见了没面子；第二，不许跑；第三，他打我怕自己手疼，要我把经常打我的那个尺子找出来递给他让他打。如果不按照做，则打得更凶！他定了很多可怕的规矩，我只能忍受。心里积了很多眼泪，从来没有机会流出来，所以平时我渐渐地也不会哭了。

上高中的时候，晚上同宿舍的女生在一起聊天，说到家里大人打骂，我就把父亲的三个规矩讲给她们听，女生们都尖叫起来，一片哗然。

暴打以后，我才明白，平时父亲还是手下留情的。如果他每次都这么打我，我早就死了。但是这种暴打，对孩子来说，经历一次就难以挽回了。

可恨的法西斯父亲。

父亲其实是对我是有所愧疚的。很多年以后他也想弥补，但是效果不大。他的弥补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多给我一点生活费。后来还给我买了一台计算机。那时候计算机很贵，几乎倾尽了我和家里的积蓄。但是深受伤害的痛苦情绪从来没有机会发泄，也没有人疏导，直到长大成人都没有办法从那种情绪里跳出来。所以我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他八十岁的时候，还对邻居说：我最喜欢我的小女儿，我小女儿最聪明。我听了撇撇嘴想，还最聪明、最喜欢！小时候没有被你打死就很好了！聪明而又心直口快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的红色风暴中，最容易给家里招灾惹祸，那个时候父亲是多么痛恨我的聪明啊！

二  禁足

我能够下床了以后，不久又得了美尼尔氏症，但是我没有被送医院，就睡在床上。因为我体质比较好，后来慢慢的病自己好了。但是我的受伤和生病非但没有改善我在家里的境况，反而活得更加艰难了。父亲对我下了命令：禁哭、禁足、禁上学。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之后母亲被关进了牛棚。

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白天要上班，就当着我的面给他们布置了任务：我不能出门，除非得到他们的同意。

这样，家就变成一座监牢。有四个狱卒看守着我。我虽然只有十一岁，但是心非常敏感，深深地感觉到被他们冷落和怨恨。所以那一段日子，在家里的时候，空气仿佛都是凝固的。我的心紧紧地收缩起来，每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只有出门去玩，才让我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出门玩是奢侈品。五个孩子当中，最大的是大姐。她比我大八岁，忠实地执行父亲的任务。只要她在家，我开口要求出门，无论以什么理由——说真话、编假话、死缠烂打要出门——她总是两个字：不行！一次一次的拒绝，我变得越来越烦躁，心都要爆炸了。但她就是不答应我。

大姐在我和她之间，扮演了一个角色：监管者。她的责任就是监管我。要做好监管者，就必须拒绝我的要求，否则就是不负责任。如果不负责任，就会给全家带来灾祸。

我的二姐和四哥，都是脾气比较温和的人，像我妈妈。他们对我的态度，主要是冷淡、不理睬。三姐是一个脾气暴躁、说话尖酸刻薄的人，说话总是戳我的痛处。我常常气得暴跳如雷，和她吵架。

小时候我非常调皮，自尊心重，争强好胜。只有对二姐和哥哥是比较依赖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对他们谁也没有感情了。逆反心理特强的我怎么能爱我的狱卒呢？

我像一只被关进笼里的小兽一样东冲西撞，拳打脚踢。我要把那些栅栏撞开。我的哥哥姐姐就是那些栅栏。

不让我出门，我就在家里吵闹不休，成了浑身长刺的刺猬。家里成天就听见吵架的声音。如果有人来劝架，我就把他扯进来。谁都是我的敌人。我恨每一个人。我记忆力一流，思维敏捷，强词夺理，他们都吵不过我。

三  家庭批判会

父亲晚上回来，从来都是铁板着一张脸。我见到他战战兢兢，尽量躲开。哥哥姐姐们，肯定要去汇报我的表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我不知道他们背后说些什么，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孤立。

在我反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家庭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批判会，我就是被批判对象，听他们一个个控诉我的罪状：不听话，顶嘴，爱发脾气，和所有的人吵架，闹不团结。还有说谎，懒惰，只会吃，家里的活什么也不干。我所遭受的痛苦呢？那就是因为我活该！他们有一个让我无可辩驳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你不好呢？因为我是少数派，所以一切全是我自己的错。

这个家庭会议，在我记忆中是模糊不清的，痛苦又是无比巨大的。只记得我是低着头站着，面前坐着一圈人。我不愿意抬头看他们，只是低着头，眼睛可以看到他们的裤腿和鞋子，所以我记不得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的心就像被刀扎一样痛不可抑，好像被人剥光了衣服在狂风暴雨中颤抖，羞耻到麻木，气焰全消。

父亲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走资派的那一套移植到家里来。家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微缩版的战场。

最后父亲来一个总结性发言。说我从小、从两岁起就会跟父亲顶嘴、偷家里的钱买东西吃、上学迟到、放学贪玩不回家还给自己编造理由说谎话、喜欢逞能、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做过种种种种的坏事，通通在此历数一遍。结论是：我不但是个坏孩子，还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坏孩子。他说：”你和王熙凤一样，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以为自己最聪明，比别人聪明，是吧？实际上你是最笨的！”。还说，我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那个魏延，脑后长有反骨。总而言之，我是家里的害群之马，迟早要给家里带来祸害。

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呢？我真是记不起了。三个月？半年？记不得。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哥哥姐姐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裂痕。这段非常时期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也没有恢复正常。正常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助的。但实际上各人的心理仍然停留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牢笼已经在脑子里形成，没有智慧是解脱不了的。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想起他们，还是常常让我坐立不安。无法有、也谈不上什么手足之情。我的内心深处始终跟他们保持距离，保持警惕，保持恨意，横着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个人真正交心、谈想法。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四  我犯了什么错

在高压之下，屈辱之中，不容我分辨。我慢慢地开始自己想一些问题了。

王熙凤，我是知道的，按照书上或者什么报纸文章上说：她是一个善于逢迎，很有心机的人。而我呢？我有心机吗？我会逢迎拍马吗？如果我有心机我就不会被别人抓住小辫子，为了莫名其妙的事情在家里挨批斗。如果我是王熙凤，我应该在家里很风光的。可现在我是什么样子呢？根本就和王熙凤不搭界嘛！如果我以前风光过，现在挨批斗还好说，可我从小就被管的紧紧的，尤其是父亲看我不顺眼，一天到晚不是挨骂，就是挨打。我是家里的出气筒好不好！

魏延，我也听说过。也知道诸葛亮说他脑后有反骨，他后来果然反了。可是我的反骨在哪里呢？我有时候摸摸后脑勺，或者照照镜子，但是被头发遮住了。再说，我也不知道反骨是什么样子。如果真有反骨的话，那我生下来就有了。那也是父亲你把我生出来的呀！你没有把我生好关我什么事呀，应该你自己负责嘛！

还有我大姐。她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班干部，积极分子。六四年因为表现好，就被选拔参加了四清工作队。那时候就是这样培养孩子斗争精神的，会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才配得上革命事业接班人。然后她回到家，神气活现地对我说：你！又馋又懒，馋懒就会贪污，贪污就会腐败变质。馋、懒、贪、变，你就是腐化堕落分子！那年我才九岁呀！本来这也只是一桩笑话而已，可是现在好像已经实现了这一条，我在家里就是一个坏分子，打入另册。

其实本来我在家里最小，虽然大家都管着我，我不听话，和大家有关系不怎么好，但我还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玩。玩疯了，顶多挨骂挨打，熬过去就行了。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但是现在呢？那一顿暴打是一个分界线。暴打之后我就完全处在一个很艰难的困境之中了。     

可是我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儿究竟说了什么样罪大恶极的话，居然能够作为父亲的一条罪状了呢？没有人跟我分析这件事，指出我究竟说错了什么，以后怎么样注意？我也不敢自己去问，那不是讨打吗？

文化大革命里的走资派或者坏分子，他们要接受批判。首先要他们写检讨，检讨自己做了哪些走资派的或者是坏分子做的事情，然后让他公开读检讨，然后群众总是通不过。再一遍遍的要他重写、深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他如果拒绝认错，那么大家就振臂高呼：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还在走！打倒坏分子！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然后给他一顿拳打脚踢耳光伺候。最后关入牛棚。

我觉得我还不如他们呢。二话不说，先暴打一顿，然后就严厉地看管起来——坐牢。没有检讨、没有审查，直接一个大红章一盖：判刑，立即执行。

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写检讨，就这么一棍子把我打死了呢？虽然我年纪小，但是写检讨水平很好的。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和哥哥两个人为了某件争执，互相用山芋皮丢来丢去。后来爸爸妈妈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说浪费粮食，要我写检查。于是我就写了一份检查。父亲常常提起我的检查写得好，虽然我记不清到底写了些什么，至少我写东西的逻辑性很好。如果他让我写检讨，我就可以问问他我究竟和小朋友说了些什么？这样就有申辩的机会了呀！让我绝望的是，狱卒们就是我的哥姐。今后我还要和他们相处，怎么办？我这个坐牢就是无期徒刑。

五  顶嘴的叛逆孩子

父亲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我想来想去，想破了脑袋，只能归结为一点：就是我喜欢顶嘴、不听话。

我看哥哥姐姐他们从来不顶嘴。至少不当着我的面，至少我没有看到他们顶嘴。他们总是不让爸爸妈妈操心。就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啥事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会说出来。关键是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那就没事儿了。可是我不说出来就难受，必须要说出来。有的时候我还故意挑战父亲和哥姐，挑战他们的权威。在家里我最小，最没有发言权。即使这样，我也不认为应该样样都服从他们。

小时候被告诫绝对不能碰的东西，我照样玩。刀啊、剪刀之类的利器，没有人能限制得了我，后来他们见怪不怪也就算了。但是火是绝对不能碰的。所有的人包括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都不许我去碰这火。但是我偏偏要去碰。

记得有一次我乘人不备故意把手伸到火里去，烫了一下，痛得“呲溜”一声，赶快缩回手来。所有的人都瞪着眼睛骂我，可是我笑嘻嘻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烫了一下终于知道火烫是什么滋味？然后要距离多远，才不会被烫着？下一回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呀。所以烫一下，很值得。如果按照他们的规则，那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变成个小笨蛋。这我是绝对不愿意的。我宁愿被烫疼，也不愿意成为一个笨蛋。

记得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起，内心就具有叛逆的个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显。大人说的话，大部分我都不相信。让我相信他们的话很难，可是让我质疑他们的话，脑子里的念头就像流水一般淌下来，止都止不住。

比如我的二姐，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是初中生了。那时候她们班级正在排练一个短剧，是说一个妈妈在女儿的帮助下改造了自己的旧思想，进步了。里面有这样的唱词：

女儿：妈妈你活了五十几，做起个事情真呀嘎咕（古怪），哎嗨哎嗨伊哟，妈妈娘你好糊涂。

妈妈：妈妈我活了五十几，做起个事情不呀嘎咕，哎嗨哎嗨伊哟，妈妈娘我不糊涂。

女儿：人家过年省吃又俭用，俺家过年你杀了一口猪，妈妈娘你好糊涂。

妈妈：…………。

最后妈妈在女儿的帮助下，终于认识到应该省吃俭用，不应该杀猪给自己吃，应该把猪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二姐兴高采烈地唱给我听。她只要唱一遍我就记住了。可是接下来脑子里就出现了一连串疑问，然后自问自答：为什么把猪卖给国家就是支援国家建设了呢？哦，国家是拿去卖给城里人吃。我们吃的猪肉都是农民养大的猪。那么农村人过年吃什么呢？他们不是没有肉吃了吗？在我看的那么多童话、民间文学和小说中，农民过年都描写得很隆重的：杀猪宰羊蒸馍赶集买年画……。哦，那都是旧社会。那时候也有穷人，穷人的孩子过年没有肉吃，也没有新衣服穿。那么新社会农民的生活不是好起来了吗？农民自己养猪，最后杀猪给自己吃也不行，那也太可怜了吧！难道新社会还不如旧社会？想到这里，心跳不由自主加速了。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孩，但也知道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这是反革命呀！

我脑子里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疑问，都是想到一半就想不下去了。所以一有机会，我就会向大人提问。我的问题常常很刁钻，看到大人被难住了，我就好得意。但是我不是故意要和大人为难，我只是想说：看，连你都弄不清，叫我怎么相信呢！

那么我能不能听话、不顶嘴了呢？我真正面对自己的时候，诚实地面对我十一岁的内心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是做不到。反叛，是我天性里存在的东西。如果让我老老实实，大人说什么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比死了还要难受。别人说的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以后，我的心往往把它推出来。就像一样食物，大人说，这个东西好吃，有营养。可是我的嘴巴拒绝，把它吐出来。大人软硬兼施，逼着我吃下去，我就要闹胃病，肚子疼。

   

六  内心的牢狱

渐渐地我不再大吵大闹了。冤屈和不满在我心里藏着，日长夜大，慢慢转化成为一种冷漠、对立的态度。

从那时开始，我在家里破罐子破摔。什么事都不干，万事漠不关心。十一岁的我不会做饭，无所谓。有饭就吃，没饭就饿着。不洗碗，吃完的饭碗，让它堆着。衣服不换，或者换下来不洗，让它越积越多。

白天家里没有大人。无论哥姐中谁来管我，我都是一付对着干的态度。谁来找我帮忙做事，就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都不肯动哪怕一根手指头。我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我不该干这事儿。说我懒，我就是懒了；说我不听话，我就是不听话了；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怎么着？谁想来指责我？那就来得正好，我正想和人吵架呢！

一言以蔽之：我在家里的行为用简单两个字概括：不好！而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我愿意不好！不好才让我解气！我愤愤不平地想：这个是我的家吗？这个家对我来说就是监牢，我为什么要关心它，我为什么要让它好？这个家散了才好呢，所有的人死了都不管我事！

    我的脸色青黄，身体极瘦，从小面相就丑，这样一来就更丑了。看上去怒气冲冲，说起话来好像吃了枪药，时刻会爆发。人人讨厌我，我也讨厌人人。实际上心里暗自充满了痛苦、悲伤、焦虑、惶惶不安。

从理智的一面来说，虽然年纪小，我也知道，一个人在家里面应该负起哪怕很小的一点责任，和大家合作，他才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我什么都不干，除了吃饭，就是给别人添堵。可是我就是不想干。我对这个家的感情完全破坏掉了，心里积满了痛苦和反抗情绪。让我顺从不如让我想办法如何挣脱这个家庭的罗网。

回忆起那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过了几个月？是什么季节？我一点都记不得。我从来记忆力都很好，但是这段时期是个特例。季节的更替伴随着鸟语、花香、冷暖、微风、树叶、绿草、蓝天、白云、春风拂面、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它伴随着一些季节的特征，以及四季景色在内心引起的种种情绪。可是在我内心中，都记不得有什么季节的变化。其实季节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我对它没有反应。在突如其来的可怕的灾难中，我已经切断了自己对外界的感受。我所记得的就是家里白色的墙壁和无尽的烦恼。

那时候我实在太小，还不懂得只要不死，身外的牢狱总有一天会破除掉。总有一天我会离开父母，也会和哥姐分开的。我以为这个牢狱对我来说是永久的，所以我的痛苦简直是无穷大。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父母、手足、权威、伟大领袖，都不能把我们永久禁锢起来。但是心里的牢狱会跟着自己一辈子。你走到哪里心都跟你在一起。因此那个牢狱才可能是永久性的。要破除牢狱只有从自己心里去破。

没有人锁着我的手和脚，没有人绑着我，门也没有锁上，我只要打开门就可以出去了。姐姐也从来没有打过我。可是我为什么就不敢反抗，尽管自己出去玩呢？如果我敢于自行其是的话，我就没有那么恨他们了。

现在想起来，是因为我的心已经被锁住了。一开始是父亲把我锁住的。但是，当我的心认可了这一点之后，它就自己锁住自己了。心被锁住了以后，潜意识中就接受了自己是“囚犯”这个概念，放弃了“自由权”，转而以为自己必须在某个人、某个权威的容许下才能做某件事情。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不能为自己负责，必须要别人为我负责。这就是巨婴的思维。

孩子内心地狱的雏形就这样建立了。如果没有其它因缘帮助的话，即使他们长大成人，这种思维方式也会一直维持下去。

许多人此后的一生就是在自己打造的“权威”笼子中度过。崇拜权威、拥护权威、跟随权威、恨权威、反抗权威、哀求权威、……。但是从此不敢想没有权威的允许做自己的事；从此不敢想像这个世界上没有权威是个什么样子；甚至于从此以后，不称奴才不敢开口，不说“喳”不敢起身。日日夜夜蜷缩在自己内心的牢笼中，升起哪怕一点点寻求自由的念头，就被自己的心惊肉跳打败了。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本身是自由的，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权威的奴隶，我不需要跪求任何人。这是多么可悲而又惨痛的人生啊！

七  什么是右派（一）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每天回来吃饭。他一坐上饭桌，拿起筷子，脸就沉下来。我知道挨骂的时候又到了。哥哥姐姐们都乖乖的不出声。我呢？自然更不敢出声。但是，我相信父亲看到了我内心的反抗情绪、我内心的不满和恨意。这种不满和恨意，一定是从我的眼角眉梢、眼神、动作、姿态上表现出来的。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都不如意。尤其是他所申请的已经批了经费的课题，刚刚开始就停下来了。课题经费也取消了。审批课题时，拍板通过的那个大首长也正在被审查批斗，大字报满天飞。他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何况他本身就是脾气暴躁，又爱骂人，饭桌上看到我这样一副嘴脸，当然非常不舒服。于是他就开始骂我。

他不再纠缠于我小时候做的种种坏事，他骂我的内容转变为如下：

”你自以为聪明！你知道你的言论都是右派、反革命言论吗？这样下去，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右派，坐牢！”

或者：”像你这样的小孩儿，应该送到劳教所去劳教。”

他还说，十八岁以上的，算是大人了。他们犯了错要去劳改，是劳改犯。而像我这样的小孩儿犯了错，就要去劳教所劳教。

记得第一次被父亲扣上右派这个大帽子的时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我觉得自己差不多被判了死刑。

在我的小脑袋接受的知识当中，右派是最可怕的一种政治身份。地富反坏右，是同一等级的坏人。不过右派更可恨，因为它离我们最近，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种坏人。解放了以后，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做坏人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人都是开除公职，不发工资，不许继续原来的工作。他们或者天天在台上站着弯腰驼背低头躬身一副可怜相地被人家批斗；或者送去劳改农场劳改。再往后是怎么样的待遇？我就完全想像不出来了。

父亲用如此恐怖的政治帽子打击我，当时对我来说，真有五雷轰顶，日月无光的感觉。把我禁足已经让我痛苦不堪了，那现在要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想到可怕的未来，我的脑筋一时之间停止了转动，变得有点傻呆呆的了。

    不过在震惊、痛苦的最初几天过去之后，我的脑袋又开始思索了。就像有人在我路上“嘭”地扔下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我的去路。我的思维特点，就是从来也不会吓得马上逃跑，走回头路。一开始我会吓晕掉，呆在那儿不动。清醒过来以后，就会围着这块石头转来转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石头？牢固吗？无懈可击吗？我有没有可能从它的缝里钻过去？它的侧面有没有挡不严实的地方可以让我绕过去？或者我能不能爬过去，继续往前走？

也许这就是我脑后那块反骨的作用吧！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右派这块大石头了。

什么是右派呢？我没有见过。我父母也不会让我去接触这样的坏人，免得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是我听我妈妈讲过一次右派的事情。当时我母亲是一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她们学校曾经有一个老师被判为右派。后来，这个右派就离开学校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么能让右派来教育呢！那是坚决不行的。右派离开学校以后，去劳改了还是下乡了？我不知道。

反右是共产党进行的一项政治斗争，所以必须通过共产党组织来进行。母亲是党支部书记，所以她必须来做这个事。母亲说，当时也不想把人家定为右派。因为无论是谁当了右派，一切都完蛋了。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一家老小失去了生活依靠，还会延祸于老人、子女、亲戚朋友。可是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上级有指标，他们学校应该有三个右派。而且还发下文件，文件上面有一条一条右派言论，用来对照。母亲想方设法，挡住了两个指标，但是不能一个都没有，那实在对上级交代不过去。而这个人对照着这个右派言论，自己也承认，他确实符合标准。后来母亲又叹口气轻轻补充说：本来他课上得很好。……。右派分子，都是些业务尖子。

我敏感地听出母亲口气中，无奈和遗憾的心情。按照她的口气推理下去，就是：如果上级不下发这个指标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平安无事，一切照旧。这些所谓的右派言论都可以悄悄地抹去。这样学校仍然可以保留这一个上课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了。

    那么妈妈怎么可以对坏人有这样的同情心呢？她不讲原则吗？如果我当时再大一点，我可能会问她那些右派的言论是什么？当然，她可能不会告诉我。右派的言论小孩子听它干什么？关于右派的话题，应该离得越远越好。不过也可能会告诉我一点。那么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就很重要了。

我就是具有那种思维的人：告诉我一点，我就能根据自己平时零零碎碎的听闻，在想象中把它们联系起来，扩大为一个圆。这样父亲骂我是或者将来是右派的时候，我就可以对照。我一定能发现什么地方并不符合，于是就可以反驳他了。

我不想当右派，右派的身份让我感觉恐怖。

不过我父亲从来没有具体的说我有什么样的右派言论。他只是简单地说，我的言论到将来就是右派，他言之凿凿地说，我将来非成为右派不可。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把有关所谓右派言论这样的文件给我看一看。一来，他本身文化水平低。他参加革命之前文化程度只是小学三年级，因为调皮捣蛋，被老师打手心，他一怒之下就不上学了。参加革命以后，他是在军队里，所以不擅长文字。二来，把那些右派的话记录下来被别人看到，也可能成为一种罪状。所以还是不要有文字的好。三来，就算是他真的能出示这样的文件，我也可以说，我的意思和文件上的不同。我还可以说，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他也没有录音机。

八、什么是右派（二）

那时候我们家只有收音机。一个很大的东方红牌的大收音机。人家家里的收音机都没有我们家这个收音机大、声音好听。所以，这是我们家孩子的骄傲。我们用它听广播。文化大革命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听的就是：小喇叭节目，孙敬修老爷爷给我们讲故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些节目都停播了。我们就听新闻联播，毛主席语录和最新指示、样板戏等等。这些节目无论哪一种，都是政治口号为主，充满硝烟弥漫的火药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那些狂热的政治宣传让我们着迷，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这些东西听多了，免不了让人摩拳擦掌想入非非地在身边找一个斗争对象来试试锋芒吧？所以毛主席一挥手，红卫兵小将挥舞着红宝书和皮带，举国上下风靡着斗争精神。

连唱歌的歌词也是充满批判性。我记得有一首改编的民间小调，歌词是这样的：

收了工，吃罢了饭，

老两口坐在那个桌子边。

老头子，哎！老婆子，哎！

咱们两个学《毛选》。

你看那学哪篇？

我看就学这篇。

为什么学这篇？

阶级敌人妄想来翻天，咱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擦亮眼，

咱们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咱们就意志坚。

…………。

后来红卫兵又把第一二句歌词进一步“升级”——

收了工，还没吃饭，

老两口坐在那个桌子边。

老头子，哎！老婆子，哎！

咱们两个学《毛选》。

…………。

但是当时我们家没有录音机，别人家里也没有。那时候中国人技术落后，生活很穷。所以父亲没有办法证明我说过这样的话。面对像我这样”狡猾”的、强词夺理的、善于抵赖的小孩，他是很难抓住小辫子让我心服口服的。这说明他对我也有所研究。

这都是我长大以后想明白的。那个时候我只是一味的懵懂、痛苦、想不通。

可是我当时确实想到这一点：难道那些右派他们就不申辩么？至少也有我这样的智慧吧！就连爸爸为什么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这一点我也搞不懂，但是我还是极力为自己申辩。后来我又想到：这些右派们，他们肯定是为自己申辩过的，但是，虽然没有录音机，却有很多人证明他就是说过这样的话，这比录音机还要厉害，不能抵赖。于是右派们只能承认了。 再说就算是不承认，那只是多开几场斗争会，多吃一些拳头棍棒耳光皮带而已——这些体罚项目都是我根据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挨批斗的情况推想出来的。所以最后还是要被打成右派的。

那为什么说了那些话就是右派了呢？虽然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话，但是，说说话就能成为右派，进而几乎丧失了生存权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恐惧，因为我心直口快，说话不经大脑，冲口而出。因此说错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想到这里，突然之间，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像闪电般照亮了我的内心。我想到了一点，觉得这是可以救我一命的一个突破点，一个我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