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鹏：经济学的自负与反思

  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其实只是糊了一层伪装的经济贪婪或性挫折的发泄而已。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 》  

 一、理论与现实之“双”困境

去年10月，“2014世界杭商大会”在杭州举行，一时政商云集，胜友如云，可谓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在宗庆后充满“家国”意味的讲话中，我仿佛看到那张沧桑脸庞的背后，中国商人骨子里的“济世情怀”与“利义之辨”；很显然，这也是诸多经济学家在“亦儒亦商”的国度里，尽平生之学识，孜孜以求的“经世济民”之生前身后名。

会议间隙，和现场的媒体记者谈到当天下午的经济论坛，其中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和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会发表关于当前宏观经济的演讲，记得当时那位记者用一种及其嘲讽的语气说到：“那帮经济学家都是骗子，他们的话千万不能相信，特别是他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测，都是忽悠股民和老百姓的”。

我满脸愕然，一时找不到应答的措辞。

经济学理论的优越性与实践适用性的脱节，早已是众人皆知的“默认事实”。不仅仅是民间投资者，就是象牙塔里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硕士，乃至博士都在抱怨经济理论的空洞与解释现实时的苍白无力，何以对经济理论的深入学习，到头来还是不能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这条或深或浅的“神秘小河”呢？

二、“知识之根”与“文字陷阱”

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旨在解释世界、以减少人类社会活动不确定性的“信息”。根据《传播学》的解释，理论知识是对人类社会和大自然运行规律的逻辑归纳和理性抽象，人类通过语言和文字等几种集中而有效的传播媒介进行知识储存和传播，旨在使知识能够进行代际传承，人类文明得以源远流长而绵延不绝，即成为“人类智慧之结晶”；但另一方面，语言是在将鲜活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经验进行“口头化”的产物，而文字（特别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则是在将具有示意性的图画进行抽象的过程中产生的，目的是使稍纵即逝的记事符号传之久远。一言以蔽之，“知识的发生都有其真实的生活情境”，不妨称之为“知识之根”。

但是，特定教育模式下的学习，往往是对理论本身进行学习，而全然不顾理论得以产生的生活情境。于是，当不了解知识发生的历史情境的学习者对纯粹理论知识进行学习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文字幻觉”陷阱当中：认为书本上那以文字和语言为传播载体、通过逻辑演绎的理论知识，可以取代真实情境，甚至认为，那“确确实实就是”真实的情景。所以就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把“货币”与“毛爷爷”等同起来，把“大数据”与excel表格上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等同起来；把教科书上那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和“机会成本”当做“对经济行为最准确的解释”；不少个体户把线下的商品销售搬到淘宝上，就说“在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互联网转型’，进行‘大数据’运营”。

简直是牛嚼牡丹，不知其味！

三、黑板经济学

同样，经济学也有其“知识之根”。

读过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经济学最初是从西方的“道德哲学”中分立出来的一门“派生学科”。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在经济学当中引入抽象演绎法，把社会当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为几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一系列假设前提，通过逻辑演绎和理论论证，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作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阐述。正是这一抽象演绎方法，使得经济学具备了统一的逻辑体系，继而从道德哲学当中独立处理。

在随后的“边际革命”里，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突破了古典经济学以生产投入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进而转向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产生了边际效用理论，于是微积分被引入经济学，自此确立了“数学”作为“技术分析工具”在经济学当中的主流地位，各种以复杂数学建模为基础的计量分析，无一不是以具有浓厚古典色彩的“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所以，经济学的入门书籍，其实不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而是《经济思想史》。

理论知识的“文字陷阱”在经济学上的折射，就是科斯（Ronald H. Coase）所批判的“黑板经济学”。

在经济学课堂上，当白发苍苍的年轻老师（为“学术”而过早使黑丝变白发的他们往往被尊称为“少壮派”）在黑板上憋足了劲儿推导一连串冗长的数理经济方程时，他们其实和台下聚精会神的学生一样，都只是在研究那些数学符号之间的数理逻辑关系而已，无论其中的逻辑演算多么高深和严谨，显得多么“高大上”，其推导的结果依旧也是由一组数学方程式组成，这都无法涵盖和取代真实生活当中的经济体验；另外，“中国知网”上的经济学论文，有不少是把一大堆的数据丢到计量软件里面去“跑一圈”，得出具有统一形式的数据结果，就认为是可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了，然而把论文里的“中国”改为“越南”或是“加拿大”，完全不会对数据的结果和文字的结论产生任何影响。于是，在知识传承的学理层面上，经济学失去其“现实关怀”的应有之义，经济数学化的倾向几欲割裂其与历史、哲学、政治的联系，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

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对此有过论述，他说“数量上的差异远比质量上的差异更容易掌握和界定清楚，数量上的差异赋予其自身科学精确性的观感，即使这种精确性是以忽视质量上所出现的关键差异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仍有追求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的荒诞理想。”很显然，在“器物”层面上日趋“技术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离真实的市场体验是越来越远，逐渐成为脱离意识形态、无关历史和人文的、类似物理和生物的“纯粹科学”。

四、贪婪、恐惧与经济反思

狂热的资本市场夹杂着人类的贪婪和恐惧，经济理论总是倾向于把社会经济的运行当做一个有章可循的游戏，试图凌驾于人性的考量之上，经济学得以在一切社会领域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但恰恰相反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奠立在“贪婪、嫉妒”和“恐惧”的系统性经营之上，正是这些感情驱使人类发生冲突与合作，使得色彩斑斓的万象现世得以存在。

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一样，经济学家仅仅是社会公共议题的“建议者”，所以，意识到专业领域的“认知边界”，保持适当的“不为”，是防止“理性自负”的前提。但是，在“全民皆股”和“经济冲锋”的中国语境下，社会话语权分布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经济学家似乎在任何公共议题上都占据大多数的话语权，这种盲目的自负，使得他们完全无视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的意见，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说到“在市场过程的数学分析中沾染的一些习惯，甚至经常让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迷失方向，他们大量采用数学，因而肯定会打动那些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政客，它也的确是和出现在专业经济学家中间的魔术表演最为相似的东西”，正如汪丁丁所说的，“（经济学）失去自己的古典含义，逐渐成为人类控制世界的欲望之车，并因此而与权力结盟。”

在浩瀚如海的经济学著作当中，E.F.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是为数不多的在思考经济发展时，把人当做其中的核心变量进行阐述。在批判凯恩斯的经济理念时，他说到“凯恩斯告诫，经济要进步，唯有运用人类最强有力的自私动机，现代经济体是由一股贪婪的狂热及沉溺于攀比之风所驱动，这不是偶然，而是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拓张成功的最深处原因，问题是，这类原因是否长期有效，或其本身是否带有毁灭性的种子？”

为此，我们看到GDP的逐年上窜和资本狂欢时，也困惑地看到某个镜头下人们日益增加的疲态和疏离感，我们也试着反思：经济增长是否长期有效，或其本身是否带有毁灭性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