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冰冷的家
项萍这两年挣了点钱。
今年五一项萍和我去奔驰看车。在奔驰店里，西装笔挺的销售人员客气的问我：“请问谁用车”。
我指了指项萍说：“她开。”
销售人员把把身体转向项萍问：“您是工作用车还是家庭用车？”
项萍说：“兼顾。”
销售人员把身体转向项萍，向她介绍车型。我自觉无趣，便去一旁逗弄起儿子。
后来项萍看中了GLC，要把我们开了不到五万公里的车抵价卖给奔驰店。
我们的车是16年2.0L的黑色迈锐宝。当初买的时候店里有1.5T的新款，价格差不多。我建议买1.5T，但是项萍他爸说涡轮增压技术不成熟。
最终项萍听了她爸的话。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台是我们自费买的，我往里添了四万块私房钱，提前做过很多功课，她还是听他爸的。
后来开了一段时间后，项萍跟我说，这车油耗真高。
“傻逼！”我心里骂。
之所以想起这个事，是因为迈锐宝在奔驰店抵价的时候，由于发动机没有涡轮增压，又被压了一万款钱。
那天给我们收车的小伙个挺高，挺精神。谈价格的时候他问项萍：“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律师。”
“这位是？”
项萍想了想，勉强说：“孩子他爹。”
收车的小伙好奇的问：“姐夫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就是一普通工人。”项萍的语气里有鄙夷和遗憾。
“哟，律师这么挣钱嘛？那我晚上跟您回去得了。”收车小伙的语气轻松起来。
“我们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没有适合你的活。”
“我什么都能干。”小伙笑的有点猥琐。探过身一只手搭在项萍椅子的扶手上。
可能想到不太合适，小伙看了我一眼又补了句：“打杂也行。”
项萍笑的很开心。
我低下了头。这个法治社会不允许我举起拳头打歪他们的鼻子。
车价压的这么低，项萍还能笑着接荤腔。真是职业律师。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耻辱了。
上一次是五年前，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项萍在我面前接了一个电话，一个男同事开玩笑说打电话没事，就是想她了。
项萍哈哈笑着说，想我也没见你怎么找我。男同事说，我就是刚才看到你了。然后俩人寒暄了几句。
我看着往来不绝的车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感觉周边噪音仿佛扩大了。满耳嗡嗡的。那天我冷静下来后，我心里有了一种警惕，一种防备水性杨花的警惕——这个女人有我没见过的一面。
如今这种感觉又来了。
项萍签完合同以后，加了收车小伙的微信，走出大门后，她默念了两遍收车小伙的名字，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笑容我从未见过。
我比较常见的就是她不耐烦的表情和愤怒嫌弃的表情。就像今晚，我对项萍说：“我想要回我和我母亲的工资卡”。“我不能在不清楚你的收入和家庭的存款的情况下，看你买一辆四十多万的车。然后再被你羞辱。”
项萍回了十个字：“我的车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这么说是因为这辆奔驰车被项萍挂在了单位，单位走账，用来避税。报酬是奖励几万块钱。
项萍说这话时理直气壮的就像不用还钱。
我坚持要回钱。
她说我拿回钱就没啥价值了。
我能理解项萍说出这样的话。她虽然是硕士学历，但身上总有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这种意识的特点就是用金钱代表的价值衡量一切，而价值留在自己家里才是有用的价值，丈夫永远是外人。
我是工人的儿子。工人阶级是豁达的无产阶级。所以即便我早就知道她这么想，听到过心里支离破碎的声音，但仍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
毕竟我还没有产生拿钥匙去停车场把她车划了的冲动。
伤心加愤怒不是悲愤，是更加的伤心。
对家庭的付出，让我成为家庭的奴隶。
儿子学会走路以前，我值完夜班回家，项家不让我睡觉。他们有个简单粗暴的理由，孩子原本应该由爷爷奶奶带，我家做不到，所以我活该。
我儿子快两岁了。在这小两年的时间内。我和项萍睡觉的次数两个指头能数过来。不只是哺乳期。结婚五年，她一直守身如玉。无数个夜里，我都要经历兴致勃勃到垂头丧气。
项萍说一跟我睡觉她就要犯妇科病。
这让我很感慨。因为她忘了这个妇科病不是我传染给她的。是她让我带上了什么病毒，老二瘙痒，然后我们长期交叉感染。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把别的男人带给她的痛苦报复在我身上。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她却如此对我。
过年的时候，项萍的父亲母亲哥哥都住在我们120平方的房子里。
因为她哥从北京回来，我被单位隔离了半个月，少了三千多元奖金。我没说什么，还是每天该做饭做饭该洗碗洗碗。
一天晚上，我的几个发小组织视频喝酒。我不敢在桌上喝。拿了两瓶啤酒去厨房洗碗的时候喝点。
通过聊天和视频，他们知道了我在家的状况。
昨天，我的发小房继鑫对我说：“我昨天梦见你开着一辆豪车自杀了…有什么想不开的一定要跟兄弟们沟通。”
我回复： “我不会自杀的。”
我当然不会自杀。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