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伯——我的海峡亲缘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大伯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是在上个世纪八零年代末。第一次见面父母亲打车去虹桥机场接机,竟然没有接到。
原来父母没有经验,在机场等错了出口,而心急的大伯拉着大伯母坐上了出租车,照着父亲给他的地址,找了过去。
那时父亲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虽然不是在市中心区,且只是一房一厅的小套,但在人均面积还极小的年代,已经相当开心了。父亲为此亲自买材料,自己动手装修,我有空的时候也去搭把手。看到父亲很辛苦,时不时需要请教别人,但内心很满足。
为了省钱,家具半新半旧,一切都是简单的。大伯和大伯母到的时候,没有想到竟吃了闭门羹,正惊诧着不知如何是好,热情的邻居把他俩领进了家门,才知道可能是彼此等岔了。当年没有手机,出现这样的意外是很有可能的。于是大伯和大伯母在邻居家坐了一个小时,父母亲才满头大汗地急急赶到。
后来听父亲说,见面那刻并没有电影里的那些仪式,只是握住了双手,仿佛千言万语倒不知怎么说了。母亲和伯母拥抱了。我知道,父亲的内心是激动万分的,虽然他常常羞于表达。他告诉我,大伯是1947年离开家乡去台湾的。
当时祖父已经去世,大伯便要承担长兄为父的角色和责任了。为了养活祖母、小弟(我父亲)、小妹(我小姑),他必须找到一份有收入保障的工作。在他叔叔(我祖父的亲弟,也是我的二祖父,我只看到过照片,未见过面)的帮助下去台湾找到了较好的差事。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多的时间,战事纷扰,国民革命军开始大规模撤出大陆,转移到台湾。不久,两岸的交通彻底切断,完全封闭起来。这对于大伯和我父亲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事情。而且,这一隔就隔了四十年。
我因为读书,不和父母一起住,第二天回家,见到了大伯和大伯母。虽然之前从未见过面,但见面的那一刻,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后来我想,也许是平日里父亲经常提起,才有的那种“念念不忘必有反响”式的相聚,而且天然就有我们本是亲人的感觉,也是亲人首次团聚的喜极而泣。
其实,在与大伯见面之前一两年里,父亲已经透由他香港的一位表亲联络上了大伯。父亲每次读大伯由香港转来的来信都很激动,他反复读了几遍之后,会拿给我看,让我学习大伯的字。父亲说过,只有大伯的字是得到了祖父的真传。的确,一些草书的繁体,像漂亮的硬体书法,可惜我不能全部读懂。而且,大伯都是用民国时期常用的信笺纸,从右至左竖着写,透着满满的古风。
大伯和我(2000年)见过大伯之后,我马上开始和堂姐通信了,当时大陆和台湾实现了小“三通”,邮件直通,不必由香港转。堂姐是大伯最小的女儿,长我四岁,当时在台北淡江大学日文系就读。当年两位小女生就开始了鸿雁传书,我们谈学习、生活、理想、爱好,除了不能见面,其他的感觉好像熟识很久,连彼此有几颗蛀牙都知道。
堂姐上面还有三位堂哥。大伯留给父亲不少照片,有一张兄妹四人的合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哥有些魁梧,相貌堂堂,二哥清瘦,最像大伯母,三哥最帅气,像香港演员吕颂贤,堂姐圆圆的脸蛋,还有一丝婴儿肥的稚气,戴了一顶小圆帽,可爱极了。
大伯来大陆后,到友谊商店给我家买了大彩电,还送了不少礼物。当然,他更不会忘记家乡绍兴的亲人,他的两位堂弟,我的二伯和洛阳的三伯。去绍兴陶堰镇的出生地是他最归心似箭的事,带上大伯母,跟着我父亲回乡。给祖父祖母上了坟。一别就是四十载,大伯会有怎样感慨万千的思绪啊!
在三十多年里两地相隔,信息全无,直到通信了,才有些了解。但当亲眼得见,旧的村子,高高低低的石板路以及白塔洋,未有太多的改变,依稀还有旧日模样,如同大伯自己未改的乡音一般。
后来大伯帮助二伯建了新屋,取名吉庐,极大改善了生活。大伯还帮助了家乡不少远近的亲戚。他就是这样的人。离开四十年,再回到家乡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他在台湾勤恳敬业地工作,退休前是铁路材料厂的厂长。大伯母是公立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保持着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美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工作、生活、持家。所以四个孩子都健康成长,不负父母期望。大哥创业,虽不致富贵,却也平稳持续,二哥是警务人员,属于公务员,三哥是《联合报》记者,堂姐在杂志社任日文编译。
堂哥和堂姐(从左至右:大哥、二哥、三哥、堂姐)九零年代,我开始步入社会,不久就进入外资企业工作。大伯和父亲及二伯依然通信,我于是知道,我的二哥三哥和堂姐结婚的消息,大伯还寄来了他们的婚纱照。真是光彩照人又不失温婉低调,比大陆同期看到的婚纱照要洋气。大陆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飞快,作为领头羊的上海也同时带动周边的江浙一带,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海峡两岸的交流也更为广泛而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相隔四十多年后找到了大陆的亲人。随着交流的深入,台湾的企业家也纷纷来大陆投资。不仅有福建厦门的台商区,上海附近的昆山,也因台资企业的密集而被称为“小台湾”。
大伯伯母以外,三哥三嫂是最早来大陆出差或旅行的。他俩是联合报的同事,有时随台湾政要来大陆参访,为促进两岸交流,改善两岸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全球喜迎新千年之际,我在虹口区买了房,大伯由衷地为我们感到高兴。步入耄耋之年的大伯也经历了心脏搭桥的手术,再来上海的时候,就可以自行慢慢走路,他很坚持地拒绝用拐杖。但大伯母却再次中风,再也不能大伯一起外出了。大伯为此感到非常伤心,常常说起来就流泪。
我的三嫂从联合报社辞职,参加了国民党新党的议员选举,她顺利地选上了。不久她担任电视台海峡两岸新闻专题的主持人,于是我的父母还有大伯二伯,每晚都会齐刷刷地观看这档节目。大家不但要看三嫂出现在电视中,听听她的观点,还要支持她永远站在促进两岸各方面交流的立场上。
接受采访时的三嫂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大伯越来越眷恋自己的家乡,每次来大陆探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绍兴度过。只要我有空我也会带着父母去绍兴看望他。2006年和2010年我出差去台湾,分别在高雄二哥家和台北三哥家再见到大伯。
记得大伯在二哥家拿出很多的水果让我吃,什么莲雾、番石榴、凤梨。那时大伯的视力变差,走路也不太稳,看到我一口一口吃下去,他带着满脸慈爱的笑容看着我,末了还让我带回两盒龙眼肉,那是他特地吩咐大哥去台南买的。那天离开,大伯送我到门口,非常不舍。下楼的时候,我忍不住落泪。
在三哥家,到午餐时间,大伯要请我吃饭。虽然餐馆离家很近,那时大伯走路都需要拐杖了,并且走得很慢。有时我想扶他,他多半都是拒绝的。结账时,他执意不让三哥付钱,那认真劲儿就像一个孩子。
我在台湾停留虽然匆忙,三哥和堂姐依然抽出时间带我去各处逛,我去过淡水、阳明山、博物院、植物园,去泡过温泉,吃过地道的台湾美食。在我的印象里,如同小时候所说的,台湾是祖国的宝岛。小岛处处是宝,不仅有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还有淳朴的民风、勤劳的人民,更是处处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所以在台湾,总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仿佛看到失去的美好又失而复得的喜悦。
大伯最后一次来大陆,我堂哥堂姐都不同意,因为他身体的健康状况已不稳定。但谁也说服不了他的执拗,孩子们是不敢忤逆他的。那年秋天,尽管母亲也已经病入膏肓,父亲脑梗后的各种失认症日渐显现,我还是带着他俩去绍兴看望大伯。那时,他行动相当迟缓,话也很少了。我们离开时和他告别,他只是挥挥手,没有开口说话,泪水却从眼眶滴落,顺着清瘦的脸颊流了下来。母亲回家后难过了很久。三个月后,大伯在绍兴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是象征意义上的落叶归根。第二年春天大伯母驾鹤西去,同年秋天,我的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面对亲人的相继离世,留给我很多关于人生的思考,也叹息时光匆匆催人老。从大伯重返故乡,到最后离开,近三十年的时间也这样一晃而过。如今我和堂哥堂姐也都过了天命之年,二哥退休后可以来大陆旅行了,这几年他跑了不少地方,堂姐两年前也来大陆旅行,随团经过上海,我们匆忙见面,意犹未尽。三哥三嫂来大陆最频繁。作为国民党议员,三嫂始终为促进两岸民间交流而努力。前几年她还和上海几个区的街道、居委取得联系,和台湾的一些社区干部一起来上海参访交流学习。她大女儿也就是我的侄女去年来复旦大学作交流生。
主持会议时的三嫂堂哥堂姐都是出生在台湾的第二代,虽然我们经过了不同的少年、青年时光,但血浓于水。我们在成年以后甫一见面,就一见如故。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拥有更宽广的天地,时代总在进步,世界应该大同。我也相信,未来不会更不该再有骨肉亲情相隔几十载的人间悲剧。
我期盼再次亲赴宝岛,实现环岛畅游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