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浅谈中日神话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意义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公元7世纪便有日本的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开启了大举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带回丰富的思想和文化知识。来中国游学的日本禅僧，去日本谋求暴利的中国商人，都给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持久的贡献。

然而，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的许多文化知识，却依然保留着自己骨子里的独特性，这点从后来日本轻易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迅速实现现代化，而清朝却在改革的路上屡屡失败，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便可见一斑。日本后来发动的侵略战争更是将自己文化中残酷骇人的一面暴露无遗，令无数学者至今深思不已。本文从两国神话的角度入手，试图解读隐藏在两国文化和心理背后的某种原始密码。

一，从神话说起

和中国神话一样，日本神话中，也是先有了混沌一片的自然，然后产生了最初的神。

盘古开天辟地。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结合，生出了日本的国土“大八岛国”。这个在混沌的自然中开辟或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的疆土的过程或许可以看作是影射了远古时期先民征服自然的恶劣环境，从而建立人类社会的过程。

一方面努力征服自然，一方面中日人民也从没忘记对自然要保持敬畏，两国人民都怀有朴素的万物有灵的思想，大自然的一切山川木石，江河湖泊都可能具有神性，成为祭拜祈祷的对象。由此衍生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多神教文化，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两国的宗教发展都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儒释道，神道教和佛教能和平共处，而不会像中世纪的西方一样因为宗教不同而互相攻伐。

那么，中日两国的神话发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道路的呢？

我一直相信，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将其与其它文化进行对比，而在这些文化对比中，没有哪一对比中日文化对比更有意思，更能发人深省。

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的神话发展。

公元七世纪，天武天皇为了统一神话体系，命令稗田阿礼诵习《帝纪》，《本辞》，后来公元711年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撰录”稗田阿礼诵习的《旧辞》，于是写出了三卷本的《古事记》，成为日本神话乃至整个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

《古事记》受天皇之命写成，自然要为天皇服务，为天皇血统的正统性正名。

书中从远古的世界形态，神灵诞生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各代天皇的丰功伟绩，最大的特点就是形成一条线把一切贯穿起来，从伊邪那岐，伊邪那美，到天照大神，再到神武天皇及其后人，代代相传，天皇就是神的后人，是生活在人间的“现世神”，既然是“神”，统治人类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这一举措影响深远，可以说非常成功。

对天皇的信仰植入了一代代日本人的心中，千百年来，无论经历多少战争动乱，幕府更替，天皇依然万世一系地传了下来，受人景仰，即使是权倾一时的法王道镜，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等人也无法撼动。

反观中国，统治者虽然经常找宗教来为自己背书，甚至把自己立为名义上的宗教领袖，但对于神话则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不会有任何人觉得盘古，女娃，夸父和皇帝有任何关系，人们甚至认为天上也有一个天庭，地下还有一个地府，但无论是天庭还是地府，都和现世的朝廷互不相干。

日本天皇把神话拉进现世，来为自己的统治正名，中国皇帝完全相反，把神话推出了现世，以免干扰自己的统治。

中国这一倾向，或许和本土文化中对于神话传说的态度有关，对儒家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就连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日本把神话和现实杂糅在一起，因此百姓对神话的信仰基本等同于对天皇的忠诚，在进行神话教育时，甚至不将其当作神话或文学，而是当作真实发生过的“史实”灌输给学生。

日本神话中的神和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有个共同点，就是非常富有人性。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交合的时候甚至还会赞扬对方是个“好小伙”，“好姑娘”，中国虽然也有伏羲女娲结合的传说，却没有这么富有人情味的描述，更像是完成一个仪式。

在中国，修道成仙的过程就是一个渐渐丧失人性的过程，修道者有的要“辟谷”，也就是不吃五谷杂粮，餐风饮露，有的修道者还要隐居世外，不受红尘侵扰，成仙之后他们更是远离凡尘，居住在天上或海外仙山。

总而言之，在中国人看来，神仙必须是与常人迥异的，不仅有诡异莫测的神通法术，而且饮食居住，性格特征等都必须和世俗中人不同，他们不再是“人”，而是某种道德理想或精神境界的象征。

《西游记》中，天上的神仙形象都很刻板，一个个清心寡欲，严守规矩，像是工具人，倒是地上的妖怪充满和人一样的欲望和情感，但一旦被神仙同化，比如红孩儿，黑熊精，也都在位列仙班的同时丧失了几乎所有的人性。

这种把神仙“非人化”的倾向，更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对神仙“敬而远之”的态度，毕竟很多东西保持距离才会更美，也更安全。

信仰本来就是光，远方的光才能指引方向，让我们翻越艰难险阻，勉力向前，光若是太近，反而可能使人盲目，做出可怕的事而不自知，正如在裕仁天皇领导下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

如果说中国人的信仰是漫天璀璨而不刺眼的繁星，日本人的信仰则正如其国旗一般是一轮耀眼夺目的红日。

二，从神话到文化和心理

中国先哲否定和排斥神话，是为了在世界上构建一个世俗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而不用像先民一样活在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的威慑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从流传下来的上古神话中，处处可见中国古人与神，与自然作斗争的壮举。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都是以人类强大的意志与自然无穷的力量搏斗，誓要改变自然，战胜自然。

在对自然的挑战中，中国人实现了最初的自我觉醒，这种觉醒远远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以至于当时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无不将这个传闻中的东方王国当作理想中的世界来赞颂和崇拜。当他们还在漫长的中世纪受着宗教压迫，被神的律条紧紧捆缚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神驱赶到了深山野外的寺庙，构建出由人统治的世俗秩序。

许多原始的本土神祗，渐渐地，要么被斥为淫祀废除，要么被收编进统一的神话体系之中，成了中国古人构建出来的朴素世界观的一部分。

由理性构建起来的秩序，是彼此之间很难相容的，诸子百家争鸣，互相攻讦，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才算告一段落，但儒释道之争却仍然明里暗里进行着，渐渐地各自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找到一处栖息之地，才算是互相妥协，相安无事。

现世自然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处世规范，都是由儒家制定的，大到国家律法，小到乡约家规，无不见儒家文化的影子，从小读的书都是儒家经典。婚丧嫁娶，也都得按儒家的礼法去办，不然就会被人视为异端。

关于头顶上渺茫高远的神仙的想象，则更多是属于道教的范畴，九重天上住着太上老君的兜率宫，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和仙桃，整个天庭都是道教幻想中的理想世界。

至于地底下阴暗可怖的阴曹地府，主要是受到佛教的影响，牛头马面，十八层地狱，地藏王菩萨，转世轮回，都是佛教里的概念。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各选了一个不同的领域和平共处，避免了互相侵扰和争执。在其中，与现世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儒家自然是影响最大的，也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用以构建世俗秩序的理性与西方哲学中的纯粹理性不同，是一种掺杂着感性的理性。从孔子开始，儒家的思想就一直是围绕着人的处境来展开思考，君主和臣子应该怎么为政，百姓应该怎么生活。对儒家来说，“人”并不仅仅是天地间渺小的，偶尔会仰望天空的某种生灵，而是宇宙中所有问题的核心。

《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是自然万物中最有灵性的，自然也是最特别和高贵的。儒家把“人”这一存在推崇到了极高的地位，以至于只要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就算把一个人神化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代表忠义的关羽，岳飞，都由人而神，享受万民祭祀信仰。即使没有那么高的成就和威望，被列在祠堂牌位里受后人一柱香火也无不可。对中国人来说，只要没出家，祭拜自己的祖先，要远远比祭拜神仙佛祖重要得多，要中国人捐钱修寺庙，他不一定舍得掏腰包，但若说是修祠堂，则俨然是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若是不出一份力简直愧对列祖列宗。

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并不比“神”低多少，不需要相信神，只需要相信自己，便足以无所畏惧。董仲舒甚至提出“天人感应”，把人事与天象结合在一起，君主失德，便可能导致洪水蝗灾等自然灾害，而流星划破天空，不过是为了预示某个大人物的降生或朝代的变迁。人的地位如此重要，自然成了儒家思想永恒的主题。但也或许因此而导致儒家的理性始终无法脱离人间的喜怒哀乐，去一窥草木枯荣，闪电雷声中冷酷的自然奥秘。

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儒家学说，但这并没有与天皇的现世神地位发生冲突，儒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日本文化真正的核心。

日本文化的核心，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中所说，是“其本土的大和魂和大和精神”，也就是以神话为基础的原始神道信仰的发展和延伸。这是一种和政治结合一体的宗教，是一种狂热而偏执的民族情感，并不需要理性，也没有理性存在的空间。

儒家学说就像一头巨兽，漂洋过海后在水土不服的地方被开膛破肚，拆掉了理性思辨的骨架，清空了人文情怀的内脏，当作垃圾一样丢在海岸边，只剩下一层礼仪制度的皮毛被送进天皇高深的宫殿中，披在了神道文化之上，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约束臣下和百姓的言行举止，让他们虔诚地为主公服务。

日本儒学后来的发展也没有向中国儒学靠拢，而是与本土的神道教文化结合起来，走出了自己特色鲜明，非理性，重实用的道路，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的是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使得日本在近代比中国更容易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带来的种种技术。但因为缺乏理性思维，日本也和把“人”当作核心命题的中国一样没能产生西方那种以严密的逻辑为基础，把理论假设和实验结合在一起的科学，而只是更加擅长运用科学技术而已。

日本文化的重感性是刻在骨子里的，作为一个火山地震常发的岛国，自然灾害不知何时就会突然降临，将成千上万的人从地面上抹去，这种不安感形成了日本人世界观中一抹悲凉的底色。“人生无常”的感慨常见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艺术中，但在中国，感慨人生无常，生命短暂更多是因为中国文化把神佛排斥到了世俗之外，而世俗中的人只能靠自己面对着浩瀚无穷的世界，不过也正因此，人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体现，人生无常的感慨之后常常紧接着就是豁达乐观，甚至豪迈的激情，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抓住转瞬即逝的快乐，或者建立千秋不朽的功业。《古诗十九首》中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之句，岳飞在《满江红》中劝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日本的“人生无常”则是一种纯粹的悲哀，是无所不在的死亡阴影笼罩下无处可逃的淡漠的绝望，也因此，片刻的感受也成了弥足珍贵的宝物，值得反复玩味，江户时代的学者本居宣长甚至专门提出了“物哀”这个理念来代指触景生情的真情流露。就连一代豪杰丰臣秀吉也作诗感慨：“吾以朝霞降人世，来去匆匆瞬即逝；大阪巍巍气势盛，亦如梦中虚幻姿。”仿佛自己一辈子建立的丰功伟绩转眼间便会如一场幻梦般轻易破碎。

日本文学中对于感性经验的追求和精益求精的描摹几乎贯穿了整个文学传统，而且最后的结局总是让人伤感。从《源氏物语》到《雪国》，这种伤感就像永不解冻的雪山上流下来的涓涓细流，冰冷的水中还漂浮着刚刚飘落的樱花。

中国文化教人追求死后不朽，把死看作生的一种延展，用另一种方式活在别人心中。日本文化则认为死后便一切成空，没有什么罪过是一刀切腹解决不了的，也没有什么功业在死后不是幻梦一场。

中国文化教人用理性和规范约束自己的情感欲望，以符合社会秩序，追求高尚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日本文化则用神秘而原始的神道教填满了人的内心，你无法用理性去琢磨这种源自上古神话的信仰，只能去感受它，接受它。日本儒学强调情感的真诚流露，对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更是斥为邪说谬论。

中国的禅追求直觉的智慧，是一种理性的灵光乍现，传入日本后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追求寂灭和超越的禅境，是一种感性的升华。当你看到日本禅院中由细沙和几块石头摆成的枯山水，你是无法从理性的角度去进行任何思考的，只能放空思绪，用一颗空灵的心去感受它。这种寂灭的感受和武士道追求看破生死也是一致的，生命无常，杀人也罢，被杀也罢，切腹自杀也罢，都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已。

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名人本居宣长说：“如果问什么是宝岛的大和魂？那就是旭日中飘香的山樱花。”在日本文化传统中，过去不可追，未来不可知，唯有当下是有意义的，生命应该像樱花一样绚烂地开放，在瞬间的美丽后便是无怨无悔的死亡。

三，关于未来

以上都是基于中日的传统文化和神话，所做的一些思考和阐述，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潭死水，而是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变化的，就像一条河流，虽然源头始终是那一个，但沿途可能波澜壮阔，也可能缓缓流淌，可能九曲十八弯，也可能一往无前。

在历史上，日本天皇也并不总是权力的中心，而是曾经长期大权旁落，沦为幕府将军的傀儡，直到19世纪明治维新才恢复了天皇的中央集权，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和忠诚则成了无数日本人的人生信条，甚至以为天皇战死为荣。

而现在，经过了二战战败，经济泡沫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日本文化的面貌早已发生了改变。中国文化经过百年风雨动荡也早已面目全非。曾在两国文化中占据主流的儒学和神道教信仰不复当年风光，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正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日本也在不遗余力地想要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文化将流向何方，我们的信仰又将归于何处，曾经在文化上广泛互通的两国，又能否跨越历史的阻碍，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仍需要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