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人性

二十五史，卷轶浩繁，伟大作品的共同点之一，在于探讨人性，它们也不例外，在一串串兴衰成败的背后，隐藏着诸多皇权之下的潜规则，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耶律大石在称霸中亚，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西辽帝国后为什么不惜劳民伤财，孜孜不倦地在金朝国力正处在上升期的时候一再进行毫无希望的东征？此举看似不可理喻，实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辽朝历9主210年，无西汉定陶王子入嗣汉成帝或清醇王子入嗣文宗的外藩入继之例。辽初，帝位在耶律倍和耶律德光两系中迭相传承，至景宗时，帝位才完全被耶律倍一系完全掌握，皇统之纯正，历代罕见。耶律大石作为辽太祖八世孙，虽名为宗室子弟，实则和刘备差不多，与平民无异。岁月悠远，血缘早已淡薄，徒以辽兴灭继絶之际，诸耶律凋零，大石才能卓著，深负人望，遂率残部及可敦城守军开西土，建国称帝。虽是时势造英雄，但从正统而言，名不正，言不顺。故必须东征以安人心兼示自己不忘恢复之志。

诸葛亮《后出师表》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前文提及刘备，他自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仅凭他的一面之词本身就扑朔迷离，即便是真，事隔300余年，血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此“贩履小儿”以“皇叔”自居，匡复汉室为己任，若不高举道义上的大旗，刘氏小朝廷的合法性必将受到质疑。名分问题，是关系到存亡绝续的关键。西辽偏居中亚，所处蛮荒，辽故地皆被金所占据，加上耶律大石的出身，种种情况并存，不也需要高举道义上的大旗吗？所以耶律大石不得不东征，孔明不得不北伐。

同样遇到类似情况，却采取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的是宋高宗。作为徽宗的第九子，他原本微不足道，所幸在靖康之变中不在汴京，没有被一网打尽。漏网之鱼的他作为仅存的皇子在南渡后理所当然地成为皇位的不二人选。继位之初颇有恢复之志，以李纲为相，韩、岳为将。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搜山检海捉赵构”运动中，被迫颠沛流离，加上苗刘兵变，淮西军变，让赵构深晓，自己不过是徽、钦的代言人，只有牢牢掌握了最高权力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但是“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在仔细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和自己的隐性需求之后，只能一让再让，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念父兄之辱的“逃跑皇帝”的恶名。岳飞的悲剧和他始终以恢复中原，迎回二圣，但是却忽视了高宗的隐性需求不无关系。

宋高宗很幸运，成功地熬死了自己的父兄，没有出现父子三人再次团聚的棘手局面。但是如果这一幕不幸还是出现了，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明英宗的遭遇或许可以解答宋高宗心中潜存的疑惑。他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生擒，国不可一日无君，于谦便奉郕王朱祁钰监国，后继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是为代宗。最高权力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是无法比拟的。不久，代宗废掉了英宗的太子朱见深，更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储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英宗被放归，即被囚于南内，为断绝其与外界的来往，加强监视的力度，不仅派兵“护卫”甚至将南内中的树木尽数砍光。钱皇后做针线活贴补家用都不被允许，处境之窘迫，可想而知。最后趁代宗病危之际，与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里应外合发动“夺门之变”重登大宝，马上杀掉了当年虽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力主立代宗的于谦，废代宗复为郕王，并捣毁了代宗尚未完工的陵寝，代宗在惊惧之余，不久病逝。

这才是人性的故事，面对最高权力的诱惑，大部分人都蜕变成了权力的野兽，唐谢虞受，毕竟是个美丽的传说。后来者或迂回，或隐忍，或生猛，做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甚至不齿的事，殊途同归，目的只有一个：卧榻之侧，不许容他人鼾睡。不管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