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非洲毒贩骗去运毒的中国姑娘
一个星期前，坐在飞机上，她还计划着，不仅要开店，还要开服装厂，专门给非洲供货，却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毒贩。
《再见瓦城》剧照
2016年春季广交会的一个采访活动上，我偶然认识了66岁的英文老师阿麦。
三杯以色列红酒下肚，两颊已经微红阿麦倒在沙发上的身体前倾过来，拿出手机，给我看一张照片。
照片里，一位约莫20岁出头的女孩站在草地上，背后是广州某大学的教学楼。女孩是一副大学生拍毕业照的标准装扮：一头长碎发，带着眼镜，宽松的白色衬衫，打着深红色领带，一袭黑色长袍，左手伸出两个指头做着“V”字，右手半举着卷成筒状的毕业证书，望着远方微笑。
阿麦说，这个女孩是他的学生阿梅，他已经大半年没有她的信息了。
“多好的年华，可她现在越南的监狱里，终身监禁。”说完，阿麦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希望你能写写她的事情。”
在随后几个月里，在根据阿麦、阿梅的姐姐阿兰和哥哥阿明、协助案件的孔律师和办案人员H的讲述，以及后来在越南河内人民医院里与阿梅本人的交谈，我终于梳理出了这个中国女大学生被尼日利亚毒贩骗到越南贩毒、被抓获判终身监禁的故事。
1
关于阿梅，故事还要再倒回到2010年。
某一日，刚毕业做起了印刷的阿梅接到一条QQ信息：“Hi, I am Kevin, doing business in Guangzhou, nice to meet you.”
时常在QQ上打广告，宣传印刷业务，接到这样的问候，阿梅并不惊讶，快速地回了一句：“I am May, nice to meet you.”
Kevin告诉阿梅，他来自尼日利亚，在三元里做服装外贸，时常需要懂中英文的翻译。阿梅则告诉Kevin，她刚毕业，做印刷，但一直想学习外贸，也想提高英文水平，以后有机会从事外贸。
需求一拍即合，两人由此聊开。Kevin时不时告诉阿梅，今天去工厂，明天去拿货，后天去寄货。阿梅也偶尔打去电话，因为她想做外贸，就必须锻炼英语口语和听力。阿梅去三元里见过一次Kevin，参观了他的“服装店”，那是一个仓库货格，里面堆了一些衣服、鞋子。Kevin说，这是他与其他“兄弟”一起租的仓库，他的生意以出口为主，并不需要经营门店。
Kevin多次告诉阿梅，通过他，她可以有机会学习外贸，还可以趁机出国旅行，结识不同的朋友，最主要是建立国际客户圈，打开国际市场。
断断续续接触5个多月后，Kevin给了阿梅第一次兼职机会，那也是她第一次出国的经历：到印度拿服装样板。
阿梅问过Kevin，拿个样品并不是多困难的事，你帮我把签证、机票、住宿等全部办理了，还给1500元的酬劳，这笔费用并不低，为什么不亲自去？
Kevin回答，对商人而言，时间就是金钱。他太忙了，实在抽不出好几天的时间去拿样板。Kevin还强调：“计较小钱就会失去大钱。”
计划着不久的未来要开一家服装店的阿梅，对这个说法很是认同。她出身惠州农村，作为家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孩子，阿梅知道家人寄予自己的厚望。年轻好强的她对未来充满信心，甚至野心，她知道广州贸易发达，更看好非洲的广阔市场，有这样的机会，她要抓住。
在三元里地铁站内寒暄了几句，Kevin拿了阿梅护照说赶时间，就走了。一个多星期后，Kevin寄来了护照和机票，阿梅请了两天假，飞去了印度新德里。
第一次出国的阿梅很是兴奋，她心想，怎么说，这也是她的第一次商务经历，要负起责任。
然而，这一次阿梅并未得到多少“商务经验”。前来机场接她的“印度客户”也是非洲人。阿梅没有看到客户的工厂，也没住进酒店，而是被带到客户在新德里郊区的家中。Kevin打来电话告知阿梅，服装样品并未准备好，酒店距离太远，希望她在客户家休息、等待样品。
两日后，客户告知，样品还未准备好，阿梅跟Kevin商量，Kevin让她先回国。
虽未拿到样品，道歉的却是Kevin：“是我安排太匆忙。”并按照约定支付了阿梅说好的300美元报酬。这种谦逊的态度让阿梅觉得，Kevin至少是个守信用的朋友。
第二次的出国拿样品的邀约是2011年五一劳动节。
Kevin说，需要阿梅带一批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给客户，并带回客户的样品。和上次一样，Kevin给阿梅办了签证，买了机票，定了酒店。阿梅顺利地把一袋服装样品带给“客户”，“客户”却告知阿梅，他的样品还没准备好。Kevin跟上一次一样并没有生气，还安慰阿梅说，最重要的是把样板带给对方，对方可以选择下订单。
阿梅在马来西亚的客户家里看到一堆刚印刷好的圣经，得知客户时常给社区印刷经书，便把自己做印刷的名片给了对方，告诉对方：“有需要可以找我，我专业做印刷，价格实惠。”
没想到这个举动在她回到广州后却惹来了Kevin的责骂：“对方没准备好样板，是对方的问题。但你把名片留给他，让他直接联系你，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违背了商业法则，那就是不要抢朋友的生意。”
阿梅很是委屈，解释说印刷和服装不存在抢生意一说。Kevin很快道歉，说错怪她了，但“不抢朋友的客户这是商人应该有的诚信和态度”。还说，希望阿梅记住并遵守，“这是很重要的做生意和交朋友的原则”。
“那一次他骂我，我觉得他是个正直的商人，他在教我做人和做生意的规则。”
2
2017年12月底，监狱里的阿梅打通关系，得到外出到医院检查身体的机会。我陪同阿梅的哥哥姐姐以及阿麦，假装成阿梅的表姐，在越南河内人民医院见到了阿梅。
阿梅仍带着眼镜，穿着条纹狱服黑色外套，由两个女狱警监护着做各项身体检查。
利用午饭和等待检查结果的时间，阿梅的姐姐买通狱警去一旁吃饭，阿梅才有机会向我这个“表姐”讲述Kevin是如何一步步设下的圈套，“我就是一颗棋子，是一只无知的小白兔，一直以来按照猎人的指引，走向他早就埋好的陷阱里。”
致命的陷阱设在2012年国庆节。那个假期，阿梅全家人回到惠州老家团聚，阿梅还带了此前从印度和马来西亚买的手信回家。
阿梅父亲在老家做水泥工，母亲务农，家中有4个兄弟姐妹。知道阿梅一边工作一边还自强不息学习外贸，有额外的收入，又在计划开店，全家人很是高兴和骄傲，并未曾嗅出里面的危险。
10月3日中午，阿梅接到Kevin电话，要她4日去越南拿样品。时间太紧，还在假期与家人团聚的阿梅想推辞掉。然而Kevin却说，事发突然，刚刚用阿梅的名字定了机票，改不了了，阿梅只好不情不愿地赶回广州。
回忆起来，姐姐阿兰和阿梅都说，很多兆头预示着这趟旅行会出事：
在过海关出示机票时，海关提醒阿梅，回程的机票已经过期4天了。打去电话，Kevin解释，时间太急一时买错了，回头就给她订票。阿梅有点疑虑：Kevin明明说昨天才买的机票，怎么能买到过期4天的机票呢？但赶着时间，阿梅也没多想。
4日晚入住河内德辉宾馆后，阿梅头痛欲裂。Kevin叫阿梅坚持坚持，说客户第二天会把样品送到她房间，拿到样品她就可以立刻回国。然而，5日阿梅等了一天，没有任何客户的踪影，而Kevin说的回程票信息也没有发过来，阿梅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直到6日晚上，阿梅接到前台电话，说有人在302房间等她拿样品。同时Kevin也打来电话通知她，客户到了。
来到302，阿梅见到了自称C的“客户”。那是个中年泰国女子，身材强壮，她指着床上红色的皮袋告诉阿梅：“那是给你的样品。”
阿梅打开皮袋，里面是儿童玩具、零食，还有个黑色Gucci皮包，很重。除此之外，皮袋底部还有三本书，就是没有说好的服装样品。
“服装样品在哪里？这些不是啊。”阿梅觉得奇怪。
C摇头说：“我不知道，问派你来接收的人吧。”
阿梅给Kevin打去电话，Kevin说，除了服装，他还做其他生意，“那些也是样板，整个包带回来就是了。”
放了电话，阿梅还是感觉奇怪，为何Kevin一开始不说清楚是这些的样品？这个客户为什么这么焦急、一次又一次地催着她“快拿走、快拿走”？
对方越是焦急，阿梅越是疑虑，提出再看看包里的东西，把零食和玩具拿了出来后，阿梅碰到那三本密封好的书——三本书的手感和重量让阿梅感到奇怪，做印刷一年多，她见识过各种包装的书，这三本书无异超过正常重量，而且重心集中在底部。阿梅在书皮上敲了敲，手感和声音都很异常，于是提出拆开密封包装看一看。
一听阿梅想拆书，C一把将书抢了过去，塞回去包里，并警告：“你不能毁坏了书，要看你必须打电话征求同意。”
阿梅又给Kevin电话，没想到Kevin这次用命令的语气恶狠狠地说：“你的任务是接收这些东西并带回中国，不允许弄坏任何东西。如果要看，可以，但是要确保不能丢弃或者毁坏包里的任何东西。如果损坏，你负责不起！”
在阿梅和Kevin通话的时候，C在房间里绕起了圈，高跟鞋踩得地板“哒哒哒”地响，让阿梅更心烦意乱。
C的紧张和Kevin的暴怒告诉阿梅，这三本书有问题，她不能轻易接收。看到阿梅拒绝，C打起来了电话：“你搞什么啊？她不肯接收东西啊，你快叫她接收啊，开什么玩笑啊？快命令她接收，我得走了。”
阿梅偷瞄到C电话屏幕显示通话人为“Kevinda”，听着对话，阿梅猜想，电话那头应该是Kevin。
C电话刚放下，阿梅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同时来了的还有好几条信息，都是Kevin的。他一改前一个电话的强硬语气，放低了音量和态度：“听我说，你快点把包拿回去你的房间，然后退房，换另一家更好的酒店给你住。”
“可是，这里面没有服装样品啊，而且，我有点担心，里面有危险的东西，可能是违法的。”直觉告诉阿梅，里面极有可能是毒品，她干脆明说，“我怕里面是毒品。”
“我给你钱，就是让你帮我带样板回去，不要管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快带回来给我，否则我给你钱干什么？”Kevin看软的不行，又变得强硬了。这种强硬让阿梅更加确认，皮包绝对不能拿。
就在阿梅焦急地想着怎么办时候，C突然把皮包塞到阿梅手上，自己开了房门跑着下楼。阿梅惊呆了，她想跑出去把皮包塞给回C，但却发现紧张得双腿颤抖不停，无法移动。正在手足无措之际，阿梅听到隔壁的房门也打开了，一群人跑了出来。几个人往楼下跑，几个人冲进房，把阿梅围了起来。
阿梅第一反应是这些人是C的同党，害怕得一动不动，直到听到有人说“police，police！”她才松了一口气，顺势瘫坐在地上，说：“请帮帮我，这不是我的，是那个女人的。”
C在酒店大堂被警察抓住了，阿梅也被带回警局做调查，上警车前，C还对着阿梅奇怪地笑。到了警局，阿梅还想当然认为，警察是会帮她的。
3
越南警方给阿梅找了个会说中文的女调查员，人称“燕姐”。
一包白色的粉末放在阿梅面前的桌子上，燕姐坐在阿梅对面，盯着她，指着粉末，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阿梅心里猜，是毒品吧？但她不敢说，只能摇头。
“是海洛因。”
阿梅无言，她的猜想和担忧变成现实，心里惊慌、恐惧、无奈，各种情绪杂乱混合在一起。
“你的皮包里，一共有2780克的海洛因。在越南，非法生产、藏存、买卖或侵占600克以上海洛因就可以实施死刑处分了。”燕姐看着阿梅，神情严肃，“你有2780克呢！”
“不，皮包不是我的！毒品不是我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来拿服装样品的！”阿梅拼命摇头，哭着解释。
“我不知道你们中国的法律怎么判，但在越南，只要是从你身上搜到毒品，你就犯了毒品运输罪。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就是毒贩，必须承担责任，这是越南法律规定的。”
阿梅感到了无助，只有拼命摇头：“我不是毒贩，我是受害者，我被陷害的，被骗来越南的！”
燕姐厉声道：“你怎么会没罪？毒品在你身上被找到，就是有罪。”
阿梅仍是摇头，她想不通为什么什么都没查清楚就认定她是毒贩，她不想与这个调查员说话，只想见家人。
此时远在中国的阿兰，姐妹连心般感到头痛，心里难受，有一种难言的不安。阿梅登机前还给阿兰打了电话，告诉她10月5日当天拿了样板就从越南回来。可等到6日，阿兰还是没接到妹妹报平安的电话。她给阿梅打电话，国内电话无人接听，联系不到妹妹，阿梅连续两天心神不宁：“6号那天我心神不宁，心慌慌的，还吃了些保心丸。”
那段时间新闻报道有人洗澡时煤气中毒，阿兰甚至在想，阿梅是不是在家洗澡出事了？赶紧和弟弟阿明跑去阿梅在广州的出租房，叫了物管开了房门，看见阿梅不在房间里，阿兰松了一口气，却继续悬着心。
阿兰去报警，得知要回惠州老家才能立案，她最后找到出入境管理局和大使馆，才得知妹妹涉嫌犯法被拘留在越南。
那天阳光毒辣，但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阿兰和阿明坐在出入境管理局门外的花基上，恍恍惚惚，心里期待着：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开了个国际玩笑吧？
阿兰一周后来到河内，见到阿梅那一刻，姐妹两人抱着痛哭。阿兰忍不住打了一下阿梅，抱怨道：“发什么神经？怎么会扯上毒品？”
怎么扯上的？阿梅也是无助和迷茫：一个星期前，坐在飞机上，她还计划着，不仅要开店，还要开服装厂，专门给非洲供货，却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毒贩。
接下来的调查里，连续一个月，燕姐每天都来找阿梅聊天，握着阿梅的手，软硬兼施：
“我查了你的资料，知道你做印刷的，也知道你是大学生，刚毕业，看你样子也是老实人，真是命运弄人啊……”
“就算你不承认毒品是你的，但是毒品在你身上这件事你不能不承认吧？这个事实就证明你就有罪了。但是，其实你的罪很轻……”
“我们有时候自己犯罪都不知道，例如停车，有时候不小心停过了线，多在路上停了几分钟，就被抄牌了，我们明明不想犯罪的，可是就是被抄牌了啊，只能交罚款，你也一样，不想犯罪的，但是被利用了，犯罪了，也只能求情了……”
“这是越南，你没办法改变法律，你确实犯罪了，只是，你的罪名很轻，需要跟法官求情……”
“来，你给法官写个‘求情信’好不好？你不写的话，法官会判得更重。”燕姐最后说，“我会跟法官说，你是无辜被利用的，可怜的孩子，法官会酌情考虑的，最多两年，真的，写个‘求情信’，一两年你就可以出去了。”
阿梅不想写——自己明明是受害者，被骗过来的，为何反而成了毒贩？还要求情？然而，连阿梅的代表律师、专门承接毒品案的杜姓律师也只能告诉她——当场被抓，携带毒品就是犯罪行为，即便主观意识上没有犯罪意图。
见阿梅仍不愿意写“求情信”，燕姐只好说：“那我写，你签个名字吧。”
杜姓律师也鼓励阿梅，“认罪求情才能从轻发落”。
“求情信”写的是越文，阿梅看不懂，听燕姐念了一遍，听着也是事情的经过。一个月的相处下来，燕姐时常将心比心的安抚，让阿梅心想，燕姐至少不会害她，于是在求情信上签了名。
4
阿梅在“求情信”上签名后，燕姐就再也没出现了。直到2013年4月18日，在越南第一审刑事法庭上，燕姐读出阿梅“求情信”的那一刻，通过翻译，阿梅才知道，原来那根本不是“求情信”，而是“认罪书”。
阿梅在庭上大喊：“燕姐你出来！你说写的是‘求情信’，怎么变成‘认罪书’了？我根本没有认罪，为什么要诬陷我？这不是我的‘认罪书’！我没有运输毒品，我没有认罪……”
然而，除了家人和阿麦，没有人听得懂她的话，也没有人相信她的话。即便法官猛敲法槌喊“安静”，阿梅还是挣扎着大声哭用力喊，阿麦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阿梅如此气愤和绝望。
根据越南《刑法》，对于非法藏存、运送、买卖毒品的，犯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2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阿梅被判了无期徒刑，与她一起被抓捕的C则判了死刑——后来阿梅才辗转得知，C是个货真价实的跨国毒贩，美国缉毒局DEA(Drug EnforcementAdministration)监视了她一段时间，掌握了她的行踪后，给河内警方打了电话，河内警方跟踪她到了这家酒店，阿梅因此卷入其中。
阿梅一家提出上诉，请了国内的孔律师协助，但二审依旧维持原判。阿梅向警方、律师和法官都提出，抓到那个Kevin，就可以证实她的清白。
但是，Kevin却消失了——阿梅提供的Kevin的电话号码都过期了；广州警方取走了阿梅的电脑，QQ里留存的阿梅与Kevin的沟通信息，与她向越南警方陈述的完全一致，但是Kevin的QQ、邮箱都被注销了；而QQ和手机里的信息，只能作为减轻阿梅罪行的证据，却不能证明阿梅没有犯罪。
阿麦从2012年开始一直在尝试找Kevin，但始终无果。我为了打听这个Kevin，多次咨询广州尼日利亚“社区领袖”Ojuku，他的绰号叫“在华非洲总统”，1997年来到中国做生意，开了自己的公司和工厂，后来与中国女人结婚，育有两个子女，能力和影响非同小可。
Ojuku说，自称叫“Kevin”、在广州经商的非洲男子太多了——在三元里，你大喊一声“Kevin”，10个人中，至少3、4个会回过头来问：“What’up，bro？”如果没有照片和更多个人信息，想找这个Kevin，即便对他来说，也难如大海捞针。
虽然在广州的社区里有很多努力工作的非洲人，但Ojuku也无法否认，正是这样一群“Kevin”导致尼日利亚声名狼藉：2009年6月，有尼日利亚“毒王”之称的罗伯特因贩卖海洛因5978.1克，在东莞市被判死刑；2011年，3个尼日利亚毒贩被判无期；2013年，佛山抓获尼日利亚贩毒团伙；2016年，尼日利亚人阿顾拉在珠海受审，他多次贩卖运送冰毒超过4000克；2017年，广州海关抓获尼日利亚籍池某、中国籍刘某等3人，缴获包装毒品作案工具和藏匿毒品道具一批……
尼日利亚《先锋报》也曾报道，目前约有500名尼日利亚人正在中国监狱里服刑，其中超90%罪名与贩毒有关。
通过孔律师，我找到了阿梅案的办案人员H警官。
H警官介绍，“金三角”近几年通过越南转进中国的毒品越来越多，以海洛因为主。其中，非籍贩毒人员中，尼日利亚籍毒贩占了最大的比例。这些人加入贩毒集团后，经常在中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活动。在珠三角，他们借做服装、鞋子、皮具贸易之名，认识、接近中国女子，并利用其贩毒。
H说，阿梅当然不会知道，对待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中国女子，这些“Kevin”们有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对缺乏爱情的单身女子或离异女人，他们会甜言蜜语、疯狂追求，让对方成为女朋友；对家庭贫困的女子，则以金钱和前途引诱；对阿梅这种有事业心的女孩，则以帮助对方做外贸生意、带其出国建立国际商贸关系为由。他们通过种种借口和手段，一步步获得对方信任，然后利用对方身份证件寄收邮件、包裹，或者请对方帮忙收寄邮件，当然，也会聘请对方出国旅行、拿‘样品’，这些都是他们贩毒手段。”
经过H手上的类似阿梅这样的案件，一年不少于10单，6成以上有中国女子涉及其中，他也相信这些中国女性大多是无辜受骗者。但是，“Kevin”们太聪明了，他们有计划、目标，一步步引诱、利用，一旦发现中国女子被抓，他们就立刻消失得无踪无影，而受骗者又难以自证清白，无辜受冤。
H说，在佛山，曾有给非洲毒贩生了孩子的中国女子，被抓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拿她的身份信息邮寄过多少毒品，最后死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只能抱着孩子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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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凭空消失了，警察也无可奈何。被关进越南监狱里的阿梅，前半年也只是哭。
监狱里，生活简单而枯燥。每天早上5点半必须起床，洗漱后，6点吃一碗连青菜都没有的白饭早餐，7点开始劳作，中午11点半吃午餐——比早餐多一份青菜，午饭后继续劳作，直到6点半的晚饭时间。晚饭的白饭可以自己添加，除了青菜，偶尔还会有一块豆腐或一个鸡蛋。
犯人们每日劳作至少8个小时，主要是制作拜神所用的香烛、香线，必须完成规定的产量。日日如此，月月如此。
作为外籍囚犯，阿梅与其他女犯格格不入，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
刚进去一段时间，阿梅和C关在同一个监狱，不同牢房。C很快结识了一群狱友，组成一个团伙，时常欺负阿梅。
劳作的时候，阿梅完成的香烛会被她们明目张胆或偷偷拿走，扔回来未包装的香烛，导致阿梅每天至少加班到晚上10点才能完成当日工作量；阿梅不能闻烟味，她们却故意在她面前吸烟，把烟吐在她脸上，让她咳嗽不已；阿梅买的开水，时常会被用光，她的水壶里，会出现唾液。
阿梅走路必须时刻关注着脚下，因为总会有人伸腿出来绊她，走得慢了，总会有人用力推她，顺便捏她；她们故意在阿梅面前做下流动作，说黄色笑话，关键词还要用英文重复几次……
阿梅试过跟监狱管教投诉，管教却说，他们无法处理犯人的生活问题。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阿梅听见牢房里传来阵阵哀叫声，第二天，C就被转移去了其他监狱。然后，阿梅被分配搬进了C曾经住的房间。
住进去的当天，房间里的一个女犯N就问阿梅是否认识Kevin。阿梅害怕，连连摇头，躲到一边。
但阿梅隐隐感觉，这个女人知道一些内情，于是也有意识接近N。每次收到家人寄来的衣服、食品、生活用品，阿梅总是和N分享。得到好处的N慢慢不再欺负阿梅，开始把阿梅当成朋友。
阿梅逐渐得知，N是泰国人，从小离家出走，是个性工作者。她在马来西亚的红灯区认识了她的男朋友，在越南被抓后，便与男朋友断了联系。入狱多年，她从未收过任何包裹，也从未有任何人探望过她，没有钱，她也无法买通管教联系男朋友。
N告诉阿梅，她之所以一见阿梅就问她是否认识Kevin，是因为Kevin“是我们团伙里的兄弟，你是她女朋友，我会帮你的，不让别人欺负你”——原来N一直错以为阿梅是Kevin的女友。
N还向阿梅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她确实是毒贩，与男朋友在东南亚多国贩毒多年。他们和Kevin都隶属于于马来西亚的一个贩毒集团，Kevin的区域以中国为主，C是Kevin的手下。她在泰国贩毒时候曾见过C，因为她贩毒拿的份额比C多，C还曾在集团里闹过一次事。
N说，C很泼辣，也很狠心，生气的时候随便打人、骂人。C喜欢到处说谎，说自己有老公、家里很有钱。而阿梅之所以总被女犯们排挤刁难，就是因为C曾给她们说，自己看着阿梅可怜没有家人，给阿梅买过饭吃，没想到阿梅翻脸不认人，所以一有机会就找人“修理”阿梅……
N还告诉阿梅，C之被转移了监狱的原因是她怀孕了。越南监狱有规定，如果女犯怀孕了，犯人可以出狱生孩子，但孩子的父亲如果被查出来，则必须入狱。那个男人不想入狱，就找人给C传来了一根木柄牙刷，要C堕胎。C一开始不愿意，但好几次夜里被蒙起脸“修理”。于是，在N的协助下，C用那个牙刷堕了胎。
阿梅才明白，她那晚听到的哀嚎声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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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梅慢慢知道，她那个房间40多个女犯，罪名几乎都与毒品相关，其中还有7、8个中国籍女子。
刚进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时间久了，阿梅发现，别的国家的犯人大多数是相互认识的，也大都认识Kevin，很有可能都是同一个贩毒团伙的。她尝试过和另外几个中国犯人交流，但是每次都会被团体里的外国犯人骚扰。
阿梅想通过N打听Kevin的下落，又不敢太明目张胆。她把家里寄来的钱分了一些给N。N有了钱，通过另一个犯人买通了管教，在手机上用facebook联系到了男朋友。N告诉男朋友，自己在越南的监狱里，但只要对方不忘记她，把她救出去，她绝对不会出卖对方。
N的男朋友为了验证了N的身份，问了她十多个问题，确认是N本人后，才说，贩毒集团里好几个人都被抓了，现在要很小心。N保证，只需要给她打生活费，她会死守秘密。
N告诉阿梅，她真的很爱这个男朋友——即便从facebook上看到男朋友已经逃到了法国，还有了其他女朋友——“他是爱我的，是我被抓了消失了，他才找其他女朋友的”。
后来， N的男朋友真的通过管教的渠道，给N打来300美元，N只能拿到一半，还给阿梅买了饼干。可N和男朋友又通了几次电话后，却开始慢慢疏远了阿梅。阿梅猜想，N可能已经从男朋友口中得知，自己不是Kevin的女朋友，不是他们团伙的人，不值得“帮助”。
没有了N的援助，阿梅在监狱里更加孤立无助，此后的每一天她都过得胆战心惊：“吃饭的时候，总要看着打饭，喝水的时候，每次都要先洗洗杯子，晚上睡觉也不安稳，我真的怕，怕哪一天被毒死了或被掐死了。”
一年前，看到一个狱友无缘无故死在水池旁，阿梅也想过一死了之，但每当想自杀的时候，父母姐弟的脸总会出现在她面前：“我太不孝了，还没好好地报答父母呢。”
阿梅曾把自己掌握的贩毒集团和Kevin可能在法国的信息，都写成信寄给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但信件是否真正被寄出、接收，她并不清楚。
今年是阿梅在监狱的第六个年头，在与她见面之前，我咨询过律师、警方，但反馈都是令人绝望的：现场人赃并获，毒品量大，还有认罪书，阿梅的案子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性。原本指望大赦，然而2016年越南农历春节最大规模的4000犯人大赦中，阿梅并未被选上大赦名单。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你。”在医院的饭堂里，我坦率地告诉花钱以“保外就医”理由暂时来到医院的阿梅，我可能无法帮到她。
阿梅低下头，久久地沉默着。近5个小时的讲述中，除了讲到想自杀却感觉对不起父母时带着哭腔，她一直克制着情绪，平静讲述。
直到最后上警车回监狱，她才流下了眼泪，告诉我：“我其实也不知道你能怎么帮到我。可是，至少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我是无辜的；也让更多的女孩子知道，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你知道吗，监狱里还有跟我差不多的中国女孩子，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我看着阿梅泪如雨下的脸，只能一声无力地叹息：在人生最该绽放的年华，她们却在监狱荒废，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黄雪琴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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